【大纪元5月11日讯】“六四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需要社会学专业人士做长期的、客观的研究，其他任何个人的看法，包括我这样因六四入狱的流亡人士的看法，都只是一管之见，管中窥豹而已。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其影响。在纪念六四15周年之际，英国BBC电台调查了不少人的看法，这就使全面认识这个问题有了可能。
戴晴有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说天安门事件：“不是一场得到了控制的暴乱，也不是一个遭到镇压的伟大民主运动。它是中国在实现其社会转型时候的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这一挫折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道。”
我把戴晴的话这样修改一下：六四不是一场暴乱，它是一场自发的民主运动，由于中共当局的血腥镇压，造成了六四悲剧，打断了八十年代中国和平演变的进程，使中国的发展遭受挫折与倒退。
我和戴晴不同的观点之一：不管八九民运留下多少令人遗憾的地方，它仍然是一场民主运动，因为它具有民主运动的几个要素：表达了民主诉求；由民间自发产生，走向自觉；独立于官方而行动。我们可以比较中国当代史上的其他运动，例如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文化革命等，就可知道，八九民运与那些由共产党高层发起的运动有本质的不同，虽然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人民也借机表达了民主的愿望，但那些运动明显地缺乏独立性。
我和戴晴不同的观点之二是：六四作为一个悲剧、挫折和倒退，是中共当局一手造成的。在官民冲突中，掌握生杀大权的当局毫无疑问要对屠杀惨案负起全部责任。因为，如果不是当局蛮横的专制本性作崇，当时民间的和平抗争完全可以有一个双赢的结果。
十五年过去，我们回过头来观察六四对中国的影响，感觉极为复杂。历史有时像一个捉弄人的顽童，它产生许多互相矛盾的悖论和变化。六四所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具有同样的真实性。
一方面，六四使共产党失去他们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合法性，使人民认清了专制政党的本质，对民主、自由和人权更为向往，对一党专制更为痛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开始破产，即使一些真诚的共产党员也开始觉醒，这是六四对中国民主化的正面影响；但另一方面，在血腥镇压之下，中国人为了自我保护，产生了政治冷感，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挣钱享乐，一个道德沦丧的冷漠社会，使专制政权更能为所欲为，这是六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六四后，中国政府曾经一度遭受大规模的国际制裁，这种制裁（包括实质性和象征性的）给予中共当局以羞辱性的惩罚，使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丧失道义正当性。在六四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国际制裁迫使中共缩小其镇压范围。从长期看，国际制裁的正面意义是，西方社会把关注中国人权作为外交关系的一个原则，不断地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公约。但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利益所在，西方各国慢慢地恢复了和中国的贸易伙伴关系，对中国政府进行道德谴责的压力小了，这就使中共当局能够在拒绝政治改革的同时发展经济，使中国出现今天这种政经发展失衡的混乱困境。
八九民运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参与和支持了这一运动，并给这一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因此，六四的悲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六四后，知识分子受到清查，和中共当局的关系由八十年代的合作转为破裂。然而，作为六四失败者的知识分子，现在却有大部分成为六四的受益者。由于中共当局认识到，八九民运的原因之一是知识分子对其待遇不满，于是采取了收买知识分子的政策，使他们在经济上获益，并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地位。这样，少数继续坚持民主理想的知识分子在抗争时，就陷入一种孤立的状态，在当局压迫下层工农、并打压法轮功和宗教团体时，也缺乏来自知识界正义的声援。
历史就是在多种悖论和变化中艰难进步的。评价六四所带来的正面、负面影响，需要时间，也需要我们有更广阔的眼光和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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