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华墨尔本报导)15年前6月4日的枪声震惊了天安门，也震惊了全世界。一时间，中国大批精英外流的现象像决了堤的垻，堵也堵不住。在澳洲，唐人街人头涌涌的抗议、控诉、游行聚会，传媒近乎白热化的关注，伴随着霍克总理电视镜头前的泪，近5万留滞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一夜间获得了永久居留权。短短几年，夫妻、父母、子女的团聚，令这5万人迅速变成了近30万……然而一切竟如过眼云烟。30万在人口2千万的自由国度里似乎销声匿迹，六四纪念的日子里呼吁与回应的声音日渐稀薄，失去孩子的母亲依然在四处奔波，而那个政府，那个绝不认错的当权者依然大权在握……
15年后的今天，在墨尔本华侨文教中心的六四民主论坛的会议室里，大家似乎不约而同的在思索一个问题：海外的民主运动何去何从，中国人的自由民主，希望在何方？
如果，您也曾是六四事件的见证者；如果，您也是这30万人中的一员；如果，您也曾关心过也仍在关心这一场中国近代史上历时最长的至今仍未停息的民主运动，那麽，何不在这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日子里，稍驻脚步走进来，和这些“民运中坚人士”一起分享您的关心，您的关注，关注炎黄子孙的后代、关心中华民族的未来。
六四 心灵的震撼
5月30日，在墨尔本华侨文教中心的六四民主论坛的会议室，一位当地著名的女作家Q女士向与会者披露了一个令她永远难以忘怀的故事：
“他叫王强，现居美国。他当时是到北京出差，在六四那天早上，他们已经清场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所有通向天安门的小路都有警察在那里把关的。坦克、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家都在那里围观，突然人群中冲出来一个60多岁老太婆，牵着两个孙儿，所有街口的人都叫起来了：退回去，退回去！这个老太婆听到后被吓住了，既不敢往前走，又不敢往后退。这时一部坦克正向着她开过去。大家又叫坦克不要开。老太太一看坦克对着她开，就跪下来了，孩子也跟着跪下来。坦克就从他们身上开过去，倒回来，开过去，倒回来，一共四次。……后来他出差回去，把他亲眼所看到的一切都给党支部书记讲了。党支部书记说，你讲的这些，你知我知就行了，不要再讲了。”之后王强移居到了美国。
一位当年的高中生S先生也和大家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我当时17岁，在读高三。”他说，他还清楚的记得89年那些大学生跪请中国领导人要求谈话的情景。中国领导人没有如期出来，而是改道从后门走了。学生们却被警察围了起来。“当时学生们虽然很激愤，但很有次序。后来警察突然很紧张，喊口号。手挽手，排山倒海的一下把我们围起来，我当时站在第一排。武警冲上来就给我一脚，”他说，“当时给我最大的震惊并不是身体上的伤，而是突然意识到自己从小到大认识的“人民解放军”的真实面貌而给心灵带来的震撼。”他说，6月3日，在北京某大学教书的母亲怕他去天安门，硬是把他锁在三楼的教室里。“在那里我呆了一个晚上，听了一个晚上的枪声，想了一个晚上的天安门广场的朋友……”
现状与反思
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传媒的曝光，越来越多的有关六四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然而海外的民主运动却日渐式微。正如中国工党澳洲党部主席阮杰先生说，“民运从1989年之前后的轰轰烈烈，包括在天安门，成千上万的人，在海外也是几十万人，包括墨尔本也都是成千上万的人，来支援中国的民主运动。到现在，每一次聚会，有10几20个就不错了。”他希望大家都来探讨，民运为什么越来越凋零，越来越萧条？问题在哪里？
阮杰认为，“民运人士“自卫”太多，将民运当作工具来达到个人目地最后就洗手不干了，造成民运的‘阳痿’。这是最主要的。”
墨尔本女作家Q女士也表示，很多当年因六四留下来的澳洲华人，其实为的只是身份，并不是真的关心中国民主。“当年有那麽多人登英文报、中文报，谴责中共法西斯罪行，今天又有几个人关心六四？”她说，六四纪念一周年当天，很多外国人还在台上发言，而我们中国人却嘻嘻哈哈，只顾着照相。有一个移民官对她说过，在大家都很悲痛的时候，有些中国人却聚会庆祝可以留下来。太‘残忍’了！“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去当民运分子，但是起码我们要有是非和正义感。” “民运人士要有奉献精神，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这样我们国家才有希望，民运才有希望。”
海外华人传媒的压力
一位曾在墨尔本从事传媒业数年的出版商表示，海外民运走到今天，与海外华人传媒受到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也不无关系。他曾经服务的报社在去年的六四就已经被要求不能登有关六四的文字。他万万没想到在海外办报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正要办出一张有正义感的报纸却难如登天。
他引用大洋时报前主编王晓雨谈到的，敢不敢说六四，就是中国人的底线。他说以前在华人传媒业给老板打工的时候，老板一旦知道他和“民运组织”有联系就会有压力。其实老板心里也很清楚，但是跟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老板也不敢直说领事馆那边的压力，只说这是我的生意，你懂不懂？！”这位传媒人不久前离开了这家报社。
民运与信仰的力量
民运下一步改如何走？如何争取到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援？一位吴姓先生。他认为，搞民运需要信仰力量的支撑。他说，“历史上希腊的伟人如亚里士多德等都是信基督教的，他们把神的理念贯穿在里面；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也是从宗教改革开始，最后才是文艺复兴。天赋人权，人权的观念是建立在神的基础上，那麽这种观念就很可能变得牢不可破。美国90%的人口信基督教，而中国现在呢？拼命灌输金钱观念，个人崇拜。当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的时候，自我牺牲的精神就会自然的表现出来。”
他认为，搞民运的人至少要学会理解别人。 “人总是要有信仰的，那麽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目前对法轮功的迫害，有些人不理解，说你看他们傻。但是他们傻，却至少没有做金钱的奴隶，他们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有的是农民，几乎是手无寸铁的人，他们勇敢的站出来，站在与中国独裁政府抗争的第一线。大家想一想，是谁把江泽民告到国际法庭，迫使中国政府反思自己的人权！纪念六四民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会有一种自然的民主需要。搞民运的人至少要学会理解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并拓宽对民主概念的理解。”
海外民运何去何从
中国工党澳洲党部主席阮杰先生在会上简要介绍了中国工党及该党近年来所做的民运工作。中国工党成立于2000年，党员和支部遍布中国大陆各省和香港以及美国，法国，日本等地。该党在最近几年多次直接领导或支援中国大陆的工人运动潮，如大庆，辽阳和河南的大罢工等。该党当前继续领导和促进工运和军运（军队国家化宣传教育），同时逐步开展农运。
台湾民进党大洋洲党部主委林万得先生表示，“在中囯共产党的统治下，什么都用人民来挂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大会堂，人民日报，人民解放军，就是没有人民的声音。今天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最大区别在于，台湾的政府必须听从人民的声音。”然而，走民主的道路是十分艰难的。“中囯共产党手中有很多的筹码。可以分化你，可以收买你，可以笼络你们，请问你们手中有什么可以笼络支援你们的人呢。没有。不仅没有，你们还需要支持者来给你们支援。这样你们的道德操守假如没有足够高的话，谁愿意为你们付出。每个人的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他们自己不会花吗？为什么要送给你来支援中国的民主运动？”
他认为民运里问题最大的，不是中共的打击，而是民运里面傻瓜太少。“每个人都很精明，都很会为自己谋福利，但是长远为中国人谋福利的人太少了”他说。从台湾的经验可以看到，台湾的民进党从以前像今天民运人士一样的“一小撮”变成50.1%，是非常艰的，是很多人无私奉献与牺牲的结果。“民主是要大家努力，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奋斗和争取的。” 他强调说，“道德的感召高于一切，正义的感召高于一切。”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