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9日讯】报载，继中联办–中共驻港联络办负责人日前释出”与香港民主派沟通”的资讯以后，连日来，香港特区首长董建华连续两日与立法会民主派人士会晤。据报道，会面气氛良好，董建华并具体承诺会就民主派人士取得回乡证问题与中央沟通，扮演积极角色。这是一个好消息。
虽然各方人士对这次董建华的沟通姿态有不同的解读，它对于北京政府与香港民意以及民主派之间的沟通、理解有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仍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迈出了对话、沟通的第一步，这是一个值得给予正面评价的富有建设性的事件，由此，也引发了我们对”沟通”话题的许多回顾与思考。
“沟通”，也许没有哪一个日常字眼，比这两个字更具备当代生活的普泛性和紧迫性了。当代西方哲人哈贝马斯今天在全世界风行的几个基本理论之一，就称之为”沟通理论”（另一个译法是”交往理论”），强调人与人之间，不同文明、文化、区域、种族、国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与交往，是当代政治生活中最大、最紧迫的课题。这里无意作形而上的玄奥思考，可以简单地说，人类自诞生以来的一切冲突、纷争、冷战、热战，都可以归结到这两个字眼，”沟通”。在差异与异见之间的沟通不良，造成了理解的鸿沟；这鸿沟又因为日积日深而无以填平，终于突破双方容忍底线，用暴力手段作政治的解决–战争、流血，互相残杀，尸横遍野……人类历史上的诸般惨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远的不提，今年正届”六四惨案”十五周年，当初北京示威的学生民众要求和政府对话、沟通的要求，本来在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提出的”以民主的程式解决问题”的思路下，是有可能获得良性解决的；却不料以邓小平为首的强硬派，坚决主张以暴力清场，结果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流血事件，成为一道巨大得至今无法愈合、并且必将成为民族隐伤和溃疡的历史伤痕。中共领导人至今仍为当时采取的”果断措施”–即暴力杀人辩护，却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宣称”代表人民利益”政府，可以以”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的蛮横狂暴，来回应和平的学生民众提出的”对话”和”沟通”的要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肯容忍和承认差异，万事只求定于一言与一尊，拒绝沟通，阻塞所有对话通道，从而造成无以挽回的人伦大悲剧，这正是”六四惨案”留给今天世人的最大的教训，也是二十世纪人类两大恶质性政治–希特勒纳粹法西斯极权政治和苏俄式共产主义集权政治留给人类历史的最大教训。
当然，我们无须对”沟通”作乌托邦式的想象。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政治，无非是利益与实力的较量。所谓”沟通”，首先是建立在双方利益与实力的需要与前提之上的。今天北京方面提出愿意与香港民主派沟通，也是因为面对第二次”七一游行”，而民主派代表和反映了香港相当广大的民意要求的缘故。那麽，在很多情况下，为什么明明”沟通”有利于为政者的利益，同时也可能使双方得益（所谓”双赢”），却仍然口说”沟通”而迟迟不见”沟通”；在多年的中国政治中，”沟通”和”对话”成为一个”口水多过茶”、”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空洞话题呢？
从近年的各种政治纷争看，一般来说，主要是自恃于拥有主导性实力的一方，比如今天的北京当局，陷入了种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利益误区里。比方，把所有”异见”都称之为”对抗”，以”有人搞对抗”、不利于”沟通”为名，关闭对话大门。其实，如果没有异见与冲突，又何来”沟通”的必要呢？又如，提出所谓”沟通是有条件的”。北京官方还常常要把自己一方的意见作为”沟通”的原则前提，”在XXXX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这个”XXXX”就常常是歧见本身，这就实际上取消了所有”沟通”和”对话”的可能性。再者，”沟通”是必须以”妥协”–双方需要学会的妥协、让步为预设条件的。没有双方的”妥协”、协调和让利、让步，”沟通”就不可能获得实际性的成果，而最终使对话、沟通、谈判流于空言，只成为一种等待时机反击对方的权宜策略，而耽误了真正解决问题的难得的历史契机。所以说，真正的”沟通”应该是无条件的，而且必须坐言起行，尽快进入正面对话状态的。
在这方面，中共的历史教训其实已经很多–台湾问题从蒋经国时代开始，就因设置种种”条件”而欲谈未谈、该谈不谈，一直拖到了李登辉时代和陈水扁时代更积重难返，对话”条件”一再改变，而两岸关系却日渐成为恶劣无解的死结。西藏问题看来也是一样，中共恐将重蹈台湾问题覆辙，将会错失在温和、理性、不主张”藏独”的达赖喇嘛健在的时候，以和平、良性方式解决问题的历史契机。笔者希望，在香港问题上，中共为政者在”沟通”问题上能有新的思路、新的作为，而不至于把中共自身的香港政策，一再推入死胡同里去。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