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7日讯】两年多前，杨建利博士为了信念，为了传播真理，勇敢地闯关回国，从而失去了自由。今天，袁红冰教授也是为了一个信念，为了真理，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相同的人生道路，相同的追求，都遇到一个难题：国门深似海呵。
笔者曾以《责任重于泰山》写了杨建利博士的回国运动（发于《议报》第143期），现在，袁红冰教授借出国“考察”的机会，义无返顾地在澳大利亚寻求到美国的政治避难，从而给了中共当局一个极大的难堪。
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这个庞大的帝国里，盛产乡愿、老好人，体制内的人习惯了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邓小平的话、听江泽民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人人都是两副面孔，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因此也不会背叛什么。袁红冰也是“体制内”的人，共产党给了他很多的头衙和荣誉——贵州法学院的院长，教授，贵州省教学名师，等等，按照中国人习惯说法，他应该“知足常乐”，在这个浊流滚滚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大展才华”。和身边的教授、院士们一样同流合污，多贪一点，多占一点，吃喝嫖赌样样齐全，拿着七拼八凑的教材到课堂上神侃一通，讲上几个观点，或是围绕“三个代表”的中心思想在刊物上撰写几篇论文，就是财源滚滚来，但是，袁红冰有他独立的人格，有一颗忧国忧民的情节，在脏水池里出污泥而不染。
徐志摩说，是人没有不想飞的。中国人一直向往自由，追求民主与人权，自由是不灭的火焰，多少仁义志仕前仆后继，但都遍体粼伤的失败了。杨建利已得到了自由，生活在自由、平等的国家，但他想着还有十三亿没有得到自由的同胞，于是，毅然的闯关回国，袁红冰没有自由，更没有表达自由思想的地方，他用心血写的四部书籍一直是历史的沈寂，他没有别的路可走，他只有选择反叛，选择出走，他压抑的太久太久，他需要“释放”，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命运。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崇尚自由精神的人，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短短的几十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选择自己精神信仰的自由，当一个社会不能满足人们这个自由需求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反人类的社会。”
袁红冰就象帕期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格医生一样：一个知识份子在暗夜里一边默默地舔着伤口，一边跌跌撞撞地寻找自己的光明。袁红冰曾是中囯共产党党员，也许，他和众多的知识份子一样，在入党时报着许多美好的幻想，认为中囯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他的理想被八九年六、四惨案击的粉碎，他才看清了这个政党、这个制度的本来面目。并勇敢地占出来反对这个制度，反对这个政党，组织了北大教工后援团，呼吁共产党员共同团结起来，对抗北京市委的暴政，在被开除党籍后，袁红冰认为：“我认为和这样一个党组织进行决别，是我的光荣。”
袁红冰在被从北京“流放”到贵州省后，仍然为他的理想和追求不屈不挠地奋争着，即使在被监视、被盯梢的恶劣环境下，仍然坚持写作，记录这个制度的罪孽深重，记录在这个制度下的人民不幸遭遇。他的四部小说虽然还没有面世，但是，我相信，他的书很快会面世，是时代的最强音，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中国大陆的真文学。
杨建利回国被逮、被判罪，是因为他寻求真理，说出了自己所信仰的真理，他的《非暴力原则》中的《打破暴力恶性循环》、《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以及《民主与宪政》中的《推介“中华圆和宪政变革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与宪政民主运动》、《雕虫小计不能排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等文章就像是一把把利刃，一枚枚子弹，直射中共独裁者的心脏，他们是害怕杨建利博士将民主的火种、自由的思想观念带进了中国大陆这个封锁的国土，正因为害怕他，所以才囚禁他。袁红冰一直是“眠其端、藏其锐”，藏而不露，引而不发，苟且偷生地活在黑暗的角落里，所以才被当权者忽视。他们都为信仰、为自由负出了惨重的代价。
杨建利博士虽然关在监狱里，没有自由，但是，他还在想着其他人权活动人仕的安危，想着他们案子的进展，为一些不公正的审判而痛心疾首，他在《不多余的话》中写道：“最近，领导本厂下岗工人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姚福信被判处七年徒刑。听到这个消息，我痛心疾首。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案子，是因为我这次回国的动因之一?o就是实地了解他们以及其他失业工人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活动。我为姚先生、姚先生的家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无权力者的状况感到痛心，我为在我们中国，利益群体之间发生矛盾时，尤其是无权力者个人或群体与政府发生冲突时，常常不能走上良性回圈式解决道路而疾首。”
杨建利也好，还是袁红冰也好，他们和千千万万忧国忧民的仁圣志士一样，为中国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利而不屈不挠在奋争着。真理一定会战胜邪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曙光一定会照耀东方这块黑暗的土地。
2004年8月9日
源自《议报》159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