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0日讯】中国大陆粮食产量，按中央统计局数位，1978年3.0477亿吨，1984年4.0731吨，1998年5.1230亿吨，20年上两个台阶。自此以后产量不断下滑，2003年跌至4.3065亿吨，降到14年以前的水平。而2000年以来的需求一直保持4.85亿吨水平，每年缺口在0.4-0.8亿吨左右，这样大的缺口不能小视。进口粮食虽然可以弥补不足，但过多依赖这种国际市场的战略性黄金商品又使当局担心具有政治性风险，所以，解决产量短缺问题主要靠动用国家和农民库存。而国家粮食储备2001年只有2.3亿吨左右，难以承受连年弥补缺口的任务。目前国家粮储降至20年来最低点，已经发出不能深挖库存的警告。产量连年疲软，供应缺口巨大，成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它积累的矛盾不易缓解，潜伏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
税费沉重，官吏盘剥，不堪重负
农业税体现政府与农民的经济关系，这方面政府的强势表现在：（1）城镇个体户以600-2000元为营业税起征点，城镇个人收入800元以下为所得税免征点，农业无此优惠，一律按额定产量计征，这是袒护城镇而歧视农民的城乡二元政策的表现。（2）农产品纳税只应计算商品部分，实际却是连自用部分一起计税，形成超额征收。如粮食，按常年产量计征，税率为8.4％，如只按粮食的商品部分计算，税率达到20％以上。长期以来，高征税的事实一直被掩饰。（3）农业特产税的征收没有用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而是基本上补助了乡财政开支，既扼制了特产发育，又助长了乡政权膨胀。凡此种种，说明当权者偏重政权利益和城镇利益，加重了农民负担。
更严重的是，乡政府及附属机构作为基层政权，主要靠农民直接养活，它是向农民巧取豪夺的基层势力。乡政权直接约束和管制农民以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由此成为整个权贵集团的基础。这些人要吃，要喝，要办公楼，要手机，要汽车，财政无法满足就乱收费，乱罚款。一个计划生育站强迫已婚妇女每人交两千元计划生育保证金，没钱就抢粮拉牛，直到逼迫有的妇女喝农药自禁。因交不起退耕还林罚款，某村5天内3人被迫自杀，其中一人所喝农药还是赊的。政权同农民的对峙状态在这里毫无遮掩，是赤裸裸的压榨与被压榨关系。
不错，这些弊端上级了解，也曾设法解决。比如，搞过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但试来试去就是不敢或不能认真触及税费改革的关键－－大力压缩庞大的乡级政权机构。为什么压不下去？因为过于约束或伤害乡级当权者利益，他们的怠工会使农民自由活动空间增大，从而使不稳定因素趋于活跃。明乎此就可知道，农村税费体制做些不伤害政权根本利益的改革，比如逐步取消农业税（只占全国财政收入4％）是可以的，要大力精简乡级机构并给乡政权以充足的财政支援则是无望的，撤销乡政权一说更是天方夜谭。因此，这方面同农民的矛盾会持久存在并不断激化，社会危机爆发的条件已在形成。
（二）贡赋无尽，掠夺无情，改变无望
1953和1954年实行粮棉油料统购，农民必须依据国家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按时完成上缴任务。以后，对其他主要农副土特产品实行派购，只准按政府定价卖给国家。有学者计算，1960年前农产品收购价低于价值30-40％左右，可见掠夺之重。农民被牢牢束缚在统制经济内，大量农业劳动因统派购而无偿奉献国家。这种统制直到1985年才得解除，但粮棉产品仍以合同定购形式实施价格管制，价格依然在价值之下。后来尽管出台粮食收购的保护价和市场价，政府对粮价的控制却继续持紧，粮食生产不能充分按市场规律调节，价格自然不能充分体现价值要求。粮农哀叹：收成后除去成本（不算人工）所剩无几，缴纳税费外够全家糊口就算不错，遇到灾年或假种假药只得叫苦连天。近年来种粮亏本已是不争的事实，农民种粮积极性荡然无存，因此尽量少种粮食。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降至1949年以来最低点，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20年来最低点。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由此形成的剪刀差成为农村无偿上缴的贡赋。据学者测算，剪刀差绝对额1949-1978年为12580亿元，1979-1994年约为15000亿元，大致相当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88％和40％，综合看，一半以上国家财政收入是靠无形剥夺农民取得的。
粮食低价统购才能保证城镇粮食低价统销，从而使工商业劳动力成本常期保持低水平，以便把工农创造的巨量财富用于对外扩张（比如支援朝共、越共南侵），对内推行共产主义试验（比如“大跃进”、“文革”），毛时代结束后则是巨量财富流入贪官污吏腰包以及修建各式各样功绩工程（比如三峡大坝，全国人代会表决时近1／3代表反对或弃权，水利专家黄万里预言：建成后不出10年，重庆港将堵塞；为了上游安全，只有炸掉大坝。又如，天安门西侧国家大剧院，蛋壳造型破坏了周围建筑风格，造价达26.88亿元，每个座位造价70万元）。这表明，从农民手中无偿取得的大量贡赋用到了与农民利益毫不相干或完全相反的地方。这就是农村人口曾有1／3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直到如今按低标准计算尚有近3000万农民食不裹腹的原因。除非在施政上做根本性扭转，确实体现“权为民所用”，否则，必然导致农民怨恨和不满与日俱增，不同程度社会动荡势难避免。
有学者呼吁将通过剪刀差攫取的资金逐步返还农村，增强弱势农业特别是粮食的生产能力，缓解由剪刀差造成的矛盾，但一心牟求肥己的官僚根本无心于此，霸占工业资源的精英的目的与之抵牾，此议自然无果而终。政府与农民在利益上的这一根本矛盾必将持续下去直到众多农民走投无路而爆发与政府的冲突。
（三）非法圈地，暴力镇压，危机突现
农村土地承包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特点，但两权的边界并不确定，存在很大游移空间。（1）政府明令禁止集体将土地投入市场交易或以土地进行抵押。国家对集体所有权的控制不止于此，还表现为可用低价或无偿征收集体耕地，农民无力抵制。这在圈地运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勾结，抢夺集体土地，野蛮拆迁，逼得农民既丧失土地，又丧失住所，损失得不到必要补偿，等于断了这些农民生活之路。圈地运动对“所有权”的肆意侵犯被权势者称作“最后的晚餐”，期望趁此大捞一把。殊不知，这实际是迫使农民成为权势者的掘墓人。（2）土地“所有者”是谁，“所有权”意志如何表达，同样是虚化的。目前把村支书或村委会看作集体代表，由他们表达“所有权”意志，但村支书并非民选，村主任虽经民选形式却很难产生对选民的责任感，村民对代表缺乏监督途径，所以代表权很容易异化为只图个人及其同伙私利的独裁权，各种背叛集体利益、侵害农民权利的行为由此产生。“代表”与农民，两者的利益背道而驰，这就奠定了冲突的基础。（3）土地是固定的和有限的，人口却是流动的和发展的，因而土地承包的适时调整和转让成为必要。这是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重要环节。它不仅涉及农户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农户与集体、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错综复杂，不易解决。当前解决这些矛盾的意识尚不具备，所以很容易因这一矛盾而引发多种社会问题。
因土地问题产生的社会动荡已不断显示。（1）南京市浦口区花旗村柴庄农民王成凤为抗议强行征地，讨要“说法”，竟被开发商的推土机故意压死；（2）漯河市源汇区石槽赵村村民对拆迁民房不予补偿不满，与城建人员发生争吵，警察赶到制止，适火车开来，一村民抱持一警察而亡；（3）自贡市出动警察400名、干部和打手600名对红旗乡白果村7组保卫土地免遭非法侵占的农民大打出手，两个农民被警察打倒，抓住双脚倒拖10余米扔进泥坑，还抓走30余农民；（4）郑州市师家河村村主任强行卖地，所得4000万元不翼而飞，村民逐级上访无效，官方却出动警察，使用摧泪瓦斯、霰弹枪、警犬、电棒抓捕上访带头者，30多村民中弹，6人重伤。这些事例说明，农民的不满仅表现为要“说法”、讨公道、反对强占、求助上级，政府对这种和平抗争的回应却是野蛮殴打、暴力抓捕，企图把农民的不平镇压下去，以使这次圈地运动中的财产劫夺顺利实现。这种作为只能驱使农民寻找摆脱暴政的出路。冀、闽两地传出农民万人签名要求罢免恶吏的消息当是农民这种愿望的突出表达。它与城里传出的同类资讯遥相呼应－－北京市外地上访者申请于2004年8月7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万人游行，口号是“还我人权”、“反对腐败”，这对农民当是巨大鼓舞。一场因土地所有制衍生的社会危机将逐步激烈，其冲击力是难以预期的。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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