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9日讯】中共建政后的中日关系，可以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到一九七一年中日建交，因为当时日本政府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以中国走的是“民间外交”路线，与民间人士关系热络，“感谢皇军侵略中国帮助中共夺权”之类的话，就是毛泽东拉拢日本民族感情而对日本在野党说的，但是日本政府却是中国一再指责的“军国主义”的化身。
第二阶段是中日建交后到现在。中国方面因为建交，日本军国主义基本上就自动消失，同日本民间的关系也逐渐冷却；日本方面则忙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而在政治上一再迁就中国，例如无视中国恶劣的人权、牺牲同台湾的友好关系等等，而中国的逐渐“强大”也使日本产生畏惧之心，在政治上更加不愿得罪中国。
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日关系逐渐有了变化，去年以来变化更大。从中国方面来看，它成了“世界工厂”，不再像以前那样继续重视日本的资金与技术（日本对中国的危机感也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而最不愿意向中国转让技术），甚至越来越看不起经济衰退十几年的这个“小日本”；而中国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来加强内部团结，当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成了最佳内容。日本方面因为中国越来越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引起日本民族主义的反弹；日本年轻一代减少了历史包袱，也加强了这种反弹。这一、两年来的一系列事件，促使中日关系发生蜕变。
一，中国军力发展迫使日本检讨政策。中国这十几年来扩张军备，中国的核试验与发射太空飞船都刺激日本的神经。日本舆论认为他们给中国数额很大的长期低息贷款，无疑是协助中国拿来发展军备，等于养虎贻患。在不断检讨政策以后，缩小了贷款规模，当然这也激怒中国。此外，日本也检讨禁止日本重新武装的战后宪法，因此现在正不断调整政策，制定一些可以应变的法源，并且开始了和平目的的对外出兵。这些细微的变化也在为以后的剧变做准备。
二，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引起日本的不安。去年的珠海买春事件，完全是中国政府和舆论的政治操作，公开允许保钓团体从事反日活动也是中国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除了对日本减少经济援助的不满，也是胡锦涛一派对江泽民隐瞒据说曾经在胡兰成手下充当“汉奸”的父亲及江泽民本人历史问题所施加的压力。
被煽动出来的民族主义很难收回，中国“愤青”在网上对日本的粗野言论，自然引起日本民众的不安。政府对中国的低声下气受到舆论的压力，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更不能停止了。
最近中日关系更加紧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除了对钓鱼台的争执外，中国不断派测量船在东海接近日本海域，表明要同日本争夺海底油田，也是为了探测潜舰的海底资料，以致出现两船对峙的紧绷局面。另外就是在中国进行的亚洲杯足球赛，中国球迷的反日情绪与行动到了几乎失控的程度，即使日本政府要向本国民众隐瞒也隐瞒不住了，逼使政府走向强硬。
这些情况对中日两国将出现以下的结果：一，日本将加快重整军备的速度，也会促进美台日的军事合作；二，日本外务省的亲中政策愈来愈受到批判，从而加强日台关系；三，日本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将被中国阻挡；四，民族主义的泛滥将使世界质疑中国举办奥运的能力与诚意。
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但关系到台海的政局，也关系到远东的和平与稳定，美国肯定不会坐视。
──转自《自由时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