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5日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最近在《瞭望》周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现在特别要防止发生“自由有余而平等不足”的情形。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社会实现了大面积的平等，以往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被消除，大众教育迅速普及，占人口1/2的妇女获得了解放。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和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理论，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作为个体人的自由，也使平等逐渐丧失了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正是通过基于自由的创造，初步突破了原有身份、地域、行业及所有制方面的人为限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但由于平等规则的缺失导致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指定上出现了严重问题：一部分人的自由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进而使某些居于强势地位的群体将原本“基于自由的创造”行为变成了“基于自由的为所欲为的扩大”，使市场经济丧失了起码的平等性，造成少数人的资源无限制、超常规的大肆扩张，成为社会不公的根源之一。
实际上，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大面积的平等”，只是以革命名义强制造成的人为的平均主义，不是吴忠民教授所说的“平等”。正是推行这种貌似平等、实则以更森严的等级制支撑起来的平均主义，在根本上斫丧了中国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极大地抑制了社会进步，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的时代。改革开放将中国社会从绝对平均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使社会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正常化的轨道。然而，从90年代初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政策之所以都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从而造成极少数人迅速积聚并占有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首先并不是因为“平等规则的缺失”。不平等是一个结果。恰恰是没有自由，宪法所规定的作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自由都被剥夺殆尽，中国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没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既没有选择政府的自由，也不能公开批评政府，除了私下的议论和发牢骚，面对一切社会不公都只有望洋兴叹。因此，我以为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自由缺席造成的。
长期以来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对本国的认识就有一个误区，以为中国老百姓的自由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孙中山之所以把中国称为“一盘散沙”，并提倡为国家争自由，个人则放弃自由。如果说中国人自古以来有过什么自由的话，也只有当顺民、当臣民、喊万岁的自由，从来没有做人、做公民的自由。连自由这个概念本身都是舶来品，难怪严复在翻译密尔的经典《论自由》时，为了怕被误解，翻译成了《群己权界论》。自由，就是做一个公民的自由，可以选择政府、反对一个坏政府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没有这些自由，一切的一切都无从说起。
今日之中国固然缺乏平等，那是因为缺乏自由的原因。即使在“文革”早期毛泽东煽动愚昧、狂热的青少年造反之时，造反者本身也是笼罩在毛泽东至高无上的绝对皇权下，没有什么自由。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由于缺乏制度性的保障，也不是言论自由的表征，而不过是相互攻击的一个工具。举国上下的大串联和层出不穷的各类造反派组织，因为“奉旨”而生、“奉旨”而灭，同样不具备结社自由的特征。在我们这样一个专制历史悠久、传统压制自由的深厚的国家，到任何时候自由都不会太多而只会太少。吴忠民教授所担忧的“自由有余而平等不足”恐怕只是杞人之忧。中国之需要自由，犹如大旱之望甘霖、沙漠之盼绿洲。有了自由的保障，平等问题虽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解决，但随着自由的到来，离平等也就不会太遥远了。必须清醒地知道，平等不是平均主义，它不是李自成的“均贫富”，不是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句话，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并不意味着贫富两极的消失，不是将精英拉回到大众相同的水准。平等只不过是起点的平等，规则、程式的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义上的平等。没有自由，我们根本不可能指望有这样的平等出现。中国人只有在意识到自身的权利、自由和尊严，实践“不自由，毋宁死”的信条，理直气壮地追求真正的个人自由时，平等也才会同时向我们招手。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又担忧什么“自由有余而平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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