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日讯】四，警方高压农民倒戈 张友仁成中流砥柱
据悉，3月24日，唐山市公安局召集移民维权代表开会，在警方的高压下，有的代表抵制不去，更有一些代表倒戈。耿国宪在会上说，他参与罢免张和是受了蒙骗，并提议，请2万移民签名拥护张和，证明张和是好书记。市公安局周常务副局长婉言谢绝，说是你们有这份心意就行了，反签名就不用了，我们公安机关自有办法。乔占科违心地说：“万人签名罢免活动是受了北京人的蒙骗，是张友仁出的头，是北京人运作的。”
耿国宪――进京呈状10代表之一，滦南县坨里镇四新庄农民。1月28日，耿国宪和李铁来到北京市启明研究中心取回我最后改定并排印的《罢免动议书》正式文本。他2月28日进京呈状时被抓回。4月27日，他来北京到李柏光和我家，说是代张友仁来取回张被捕时留下的背包（包里有一些上访材料和我撰的《大逃亡纪实》和张耀杰的评论文等），我和李柏光分别热情接待他，我还把新写的稿子给了他。他回去后，把这些东西统统交给了公安局，原来他是公安局秘密派来的。他现在滦南县坨里镇四新庄派出所打工，每月有四百元收入。
乔占科――进京呈状10代表之一，丰润县仁各庄乡政府人民武装部原部长。2月28日晚，唐山警方在北京市寿长街旅店围捕时，他和张友仁偏巧正在我家而漏网。3月4日他被叫回唐山后“双规，”6月中旬释放后，来北京我家取回他的衣物时，对我很友好。我见他很消沈，一改上回呈送“万民折”时的气宇轩昂，意气风发。
这两位倒戈者都曾致力于维权与罢免活动而出过大力。
一些维权代表迫于警方压力而纷纷倒戈，把责任推到张友仁和我、赵岩、李柏光身上。张友仁成了罢免活动的首要分子，我们北京3人竟成了幕后操纵的罪魁祸首。其实，近来柏光兄为福建省的宁德市、闵候县等地的农民，要求罢免市长等欺压百姓的官员提供法律咨询，多次被福建警方来北京纠缠而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唐山的事，但却仍要受牵连。
张友仁向警方坚持认为：“要求罢免是维权不成的继续，是依法进行的。北京的3人是为我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好人。我们大家都没有干任何违法的事。”张友仁拒绝揭发我们北京3人的所谓罪行。他强调：“我是正蓝旗的后代，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
我想，幸好有张友仁坚持原则不倒戈，真是一位难得的书生硬汉，要比那些倒戈的武夫们强得多。不然，我们北京3人，连同那位被唐山市公安局周常务副局长说成“也不是好东西”的张耀杰老兄，真是要说不清楚而麻烦大了。即使如此，周副局长还是一再告诫张友仁：“公安部门和安全部门将对北京3人立案。”
为此，我们不得不做好入狱的准备。不由使我想起谭嗣同当年在菜市口问斩时，不少老百姓向他吐唾沫和吃人血馒头的场景。尽管谭嗣同英年早逝，慷慨赴死，但他不因此而后悔。同理，如今即使农民们都倒戈了，也没关系，我可为农民去顶罪。苛政猛于虎，张和猛于虎，警察猛于虎，就让我去舍身饲虎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已拼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烈士诗）
我想，农民代表们面对专政暴力的威胁利诱，有的甚至身陷囹圄，难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大可不必苛求。我常对农民说：“警察问什么，你们只管照实说来，不必与警察抗争，以免再受皮肉之苦，弄不好还得劳教或判刑，动辄3－5年，实在犯不着啊！即使有人倒戈投降，也应该宽容，不必抹煞其努力为大家办事的功劳。”更不要自相伤害而被警方分化瓦解。对此，他们十分赞同。
我曾向4月16日召开的“五地区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提交的《唐山警方追查万民折人人自危》一文中，对张和、耿国宪、乔占科3人分别作了专门论说（详见附件4）。
（俞梅荪于2004年8月28日，yms3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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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唐山警方追查万民折人人自危
俞梅荪
这是我曾向4月16日召开的“五地区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其中对张和、耿国宪、乔占科3人有专门的论说，摘要如下：
张和们不过是强弩之末
网上大参考3月29日刊载《张和把所有到北京上访的农民都监禁起来》一文（送交人：唐山市委宣传部）写道：“3月14日全国人大闭幕，张和连夜回到唐山，15日早上召集各县、市、局、处一把手的扩大会议，张和指出，这是唐山的阶级敌人勾结北京和海外反动势力对他个人的攻击。他命令唐山市安全局和公安局国保大队监听全市电话。一旦发现与外面勾结，通风报信的干部，立即开除公职。他对各区县一把手下了死命令：不许再出现农民到北京上访的现象，否则立即就地免职。唐山各县市出现了恐怖气氛。警察在那些经常上访的农民家24小时跟踪监视，不许农民离家一步，咱唐山老百姓现在是人人自危……。从2月28日到3月28日，唐山警察在张和的指示下到北京绑架了20多个上访农民回来，我们的公安局忙坏了，听说我们的警察在北京的一个帮农民搞罢免的法学者的家门口蹲守了近一个月才撤岗。直到抓到最后一个搞罢免的农民张友仁，才班师回朝。”
可见，唐山当局不仅无意解决农民问题，反而顷其所能，组织一切人力物力警力，把“万民折”作为大案要案来立案侦查，大规模地反攻倒算，弄得唐山移民万马齐喑，不等秋后就要算账，维权更无指望了。而且，把我作为与“唐山阶级敌人勾结”的“北京反动势力”的首要分子来侦查呢。一些官员对农民说：“俞梅荪是反革命、反政府的。”有不少朋友为我担心。其实，我为“万民折”已死过一回了，更是无所畏惧。向贫苦农民提供法律援助是我的神圣天职，为此而付出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
近来，唐山的乡、县、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每天在网上搜索我和其他学者有关唐山罢免的文章，凡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人，官员们都十分关注，成了“要犯”，有的电话被掐断。警方一方面不敢随便弄他们，另一方面不知日后怎么报复他们。我告诉农民，如有问题就推到我身上吧，我愿为农民去顶罪坐牢。
其实，张和残酷打压上访维权农民，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捂住其丑行，说明其外强中干，垂死挣扎，最后的疯狂。这是对全国人大会议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和中央一号文件的顶风作案，才是反动的。张和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已成为本辖区选民的死敌，亟待罢免其“代表”人民的资格。
“万民折”未被警方破获而扼杀，送交全国人大，并已昭告天下，张和的下台已成必然。这一宪政先例必将促进我国宪政民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示范效应和历史意义。
耿国宪比秋菊更能干
3月31日傍晚，接到滦南县坨里镇四新庄耿国宪的电话。他说，近来公安局、安全局分别在唐山6县区大规模调查和侦查“万民折”签名和进京呈送的过程，许多签名的农民及其收集签名的农民代表纷纷被叫到当地派出所或乡政府询问笔录，要他们坦白交代，检举揭发，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前天晚上10点多，他在睡梦中被警察从被窝里叫起来，带到派出所询问笔录。
警察问：你们是怎么认识赵岩和俞梅荪的？
当初赵和俞是怎么来唐山丰南区，干了些什么？
罢免张和的动议书是谁起草的？
农民广泛自愿签名和集资（每人2－5元）是怎么收集的？有哪些人参加，散发了什么材料？
你们到北京都找了谁？（注：他们2月28日到京，29日被捕）
耿国宪说：“我对警察说，我们维权上访已8、9年，你们除了打我们，抓我们，从不关心我们的死活。这次到北京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上访那麽多年，张和无论作为市长还是市委书记，乃至省人大和全国人大代表，从不解决问题，省市县各级政府及其信访办、移民办等有关部门一直你推我，我推你，敷衍搪塞。张和已代表不了我们2万多农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要求罢免他。这难道错了吗？！这是我们老百姓的权利，我们是按宪法做的，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你们各区县的警察凭什么介入调查，立案侦查？！难道我们农民就没有人权了吗？！俞梅荪上次来唐山，是给我们讲法治课，向我们提供法律咨询。”
他还说：“这几天，大家分别被无缘无故地叫去派出所询问笔录，有不少人在深更半夜被叫去，谁不紧张啊！肯定是上面哪一个领导要追查了。先前听说张和被双规（注：官方的新华网上还说唐山许多农民为此大放鞭炮），现在看来张和还在台上。”
他告诉我，在被重点打压的农民代表中，也有因害怕而向警察“坦白交代”的，他本人拒不回答任何敏感问题。
我说：“他们面对专政的威胁利诱，有的甚至身陷囹圄，难免说一些违心话，大可不必苛求。
他正在起草《为什么农民上访被警察干涉》的告状信，近日写完后即来北京送交司法部和求是杂志社。他初中文化，曾获全县语文比赛第一名。他大概以为这两个单位都是公安部门的上级机关。
耿国宪开口闭口说宪法，头头是道，运用自如；面对警方的强制高压理直气壮，令我刮目相看。我问，你叫“耿国宪”是什么意思，这与“宪法”有什么联系？他说，是耿直、国家、宪法这3个意思。他1955年生，父母受1954年发布的五四宪法影响，这是建国后发布的4部宪法中被公认为最开明的一部。不难想像，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欣欣向荣，人们多么向往依法治国啊！可惜后来接连的政治运动，法治停滞了20多年。
《秋菊打官司》这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唤起了一代农民的维权意识。10多年过去了，广大农民被严重侵权而奋起维权的情况，已更为严重得多。我说，你比秋菊更能干。慷慨陈词的他忽然没话了，片刻后细声细气地说：“你可别那麽说，我还做得很不够，以后还要起诉张和，请你帮忙呢。”与秋菊相比，使他不好意思了，想必秋菊是激励他坚持上访的偶像。两年来，我深入观察和参与的唐山、秦皇岛、自贡3地约8万失地农民依法维权的悲壮场景，很有戏剧性，如能搬上银幕则更具普法意义。
乔占科重病“双规”在医院
4月上旬，乔占科的爱人黄贵梅给我打来电话。她哭诉道：“乔占科3月5日被带去他退休前担任武装部长的丰润县仁各庄乡政府‘双规’。经多方请求，3月底才允许她去10里路以外的乡政府探视。（所谓“双规”是指对有问题的党员，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乔是党员，故为‘双规’待遇而不必在看守所受罪，似是一种特权，但失去自由却与关押无异）。由于压力太大，4月初他突然吃不下，睡不着，头剧痛，拖了好几天才送进医院，被诊断为脑血管硬化。住在丰润县城关中医院治疗并继续‘双规’。”2月28至29日，乔占科在我家的两天给我的印象是，政策水平较高，说话不多很谨慎，很能为农民办事的有素质的领导干部。
她说：“2月底，乔占科出走赴京，乡干部和警察到我家日夜监控，不准我上街，不准下地干活，不准离家一步。我着急害怕，紧张得受不了，3月11日与监控我的人吵起来，气得全身发麻，当场昏了过去，还不准去医院看病。如今男人又重病在医院，家里的2亩小麦无法浇灌返青水。没人管我们的死活，没地方说理，没人与我说话，监控至今已经一个半月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至今手和胳膊仍发麻，干不了活，我们已经折腾不起，活不下去了。”她算是找到了一个能听她说说话的人，滔滔不绝，泣不成声，反反复复地哀求我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她比秋菊更惨更无助，我爱莫能助，心如刀绞，热泪盈眶。
乔占科和张友仁虽然那天晚上侥幸在我家躲过一劫，却被剥夺了更多的自由。如今，别人都早已释放，唯他俩被“双规”至今。莫非是我害了他俩？擡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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