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2日讯】我们的社会中时常会出现一些先进典型，最近就出现了任长霞这样一位好公安的典型。每当出现好的典型模范人物之时，政府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大力推广其经验、学习其品德的社会活动。可是效果总是差强人意，甚至出现反作用。雷锋和焦裕禄等，都曾经是道德典范，可是现在，向雷锋学习和带病上岗却成为令人尴尬的不道德评价，其本身的价值与推广这种价值的社会活动产生的社会效果出现悖逆。
本来出现雷锋这样的好青年，对我们的社会、对每一个人都是件好事情，他的那些助人为乐的行为无不体现着人类所共同敬仰的崇高品质。在刚刚号召向雷锋学习的时候，也就是1960——1970年代左右，社会上还真涌现出了一批能够与雷锋比肩的先进人物，可是后来，学习雷锋的活动就走了样，变了形。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初，学雷锋成为官员们凸现政绩的专利。在全国各地出现了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发工资、记考勤式的有组织、有纪律、有场所、有招牌的学雷锋活动。过去雷锋帮助的物件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是他偶然遇见的事，可是这会儿，“雷锋”们懒洋洋地坐在街道两侧，等待别人上门来满足他们的学雷锋欲望。过去雷锋帮助过的人，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比如向灾区捐款，帮助有困难的路人，同时这些人都会感激雷锋，从内心深处为这种助人为乐的品德所影响、所教育。可是这会儿，那些主动来找“雷锋”的人，却是贪图免费的服务，并无真正的困难，他们也不会对这些学雷锋的人心存感激。我们并非是要求别人感恩戴德，而是获得无偿帮助的人自然产生的感激之情会净化人的心灵，强化人的道德意志。
所以，这种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学雷锋活动不但没有做到抬升社会道德素养、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反而还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的形成，这不能不说是号召向雷锋学习之初所始料未及的。这种行动的结果也败坏了雷锋这一典型的社会意义，使之庸俗化甚至被“小丑”化，比如人们常常会对一些做了点好事情的人用这样的口气说：“人家是雷锋嘛！”“雷锋来了哎！”“你想学雷锋啊！”等等。过去有人被称为雷锋，会感到自豪，可是现在如果谁被人称为雷锋，会感到非常难堪。人们普遍害怕被人叫做雷锋，那么便没有人愿意再助人为乐；人们不是不愿意助人为乐，而是怕被人称呼为雷锋。
焦裕禄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典型官员形象，几十年来，他的精神成为中国政府激励官员上进、净化官场腐败风气的重要武器，向焦裕禄学习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焦裕禄一生中最感人、最能够说明一个共产党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节就是他的“带病上岗”。本来，当一位官员心中只有工作、只有人民的利益之时，对自己的疾病不管不顾，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高尚品德（虽然现在我们从人道角度出发，不赞成这种行为）。他本无心有以意要带病工作显示自己的忘我精神。可是焦裕禄的这种自发的，高尚的“带病上岗”，到了现在的官员那里，却成为不管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素餐尸位、贪图权力的借口，并在民众之中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于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意义发生了逆转，“带病上岗”不再高尚，反而卑劣到了需要国家政府出面来禁止的地步。
英雄、先进典型模范人物等，是一个社会十分难道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而我们占有的可资利用的这一财富并不多，可是为什么在现实中，这些典型非但起不到应有的教化作用，反而会被一只无形的手给予逆转、发生异化，产生相反的作用呢？
比如“带病上岗”，是如何从道德典范而终至“影响极坏”的呢？我们先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要带病上岗的的原因。在焦裕禄时代，带病上岗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一是那时中国的领导干部比较缺乏；二是国家政治经济正在困境之中；三是各级政府和官员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四是上级要求严格、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扭转某种不利的工作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领导干部需要尽快地出成效，必须要付出超出平时数倍的努力来（我们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历史局限性）。所以，那时的现实需要带病领导干部坚持工作来为社会做出牺牲，而焦裕禄恰恰又具备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可是现在，不是工作多的没有人来做，而是领导多的没有工作做。因此，谁如有了病，就有可能被取代而永远失去领导职位，况且这一职位的获得，并非一定是他因为工作实绩的优秀，而是通过各种不正当途径才得以占据的位子，那么，他如何舍得离开呢？只好用带病上岗坚持工作这种道德行为来美化自己，以塞他人之口。这样既获得了美誉，又得了实惠，自然成为许多带病的领导干部的首选之举。
如果从根源上讲，则关乎到制度建设方面较为深层次的问题。官员们不受民众的约束，而只对上负责，是助长这种行为的沃土。从深层次上民主化，法治化，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号召和几条禁令，是不能根除这一弊端的。
（2004-9-13）
－－转载自《议报》164 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