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4日讯】轰动国内外的“处女卖淫案”，可以说是女性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典型写照。而这一案件从反面说明，在女性农民工中，确实有相当数量在从事色情或准色情行业，由于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和特殊性，我们没有展开调查，可是我们能够从其他方面知道，为什么大量的农村女性去从事色情行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有一位蟠龙镇西营村的女村民在宝鸡市的渭河公园打工，每天的工资是15元，扣除工头的提成每天2元，剩余13元，两头在家吃饭，中午吃的饭自己从家里带，夏天有时天气太热中午只能吃馊饭，冬天中午则常常吃带冰碴儿的饭。这样每个月出满勤可收入390元，再扣除每天来回车费两元，有时交通部门检查客运车辆超载情况（这种检查对乘客安全有利，可也给打工的民工们增加了负担，乡间公路上跑客运的客车拉的乘客主要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路费则涨至来回4元，平均下来，每个月的收入只有300元左右，如果扣除她本人的伙食费，就只有200余元用来养家糊口。她一家五口，两个孩子上学，其中一个初中毕业后也外出打工仅能自给。丈夫由于到外地打工数月没有拿到一分工钱，迫不得已刚刚回来，一家生活极端窘迫。同时与这位妇女在渭河公园打工的还有另外一个村子的几位妇女，有一次突然下大雨，那几位妇女没有戴雨具，便自己做主到大桥下避雨，结果就被开除了，这位西营村的妇女为自己在下大雨时仍然坚持在公园中的草坪上劳动没丢失工作一直感到十分庆幸，说到这里，她对找工作的艰难露出了担忧的神色，显示出一份这样的工作，已经使她恋恋不舍了。
宝鸡市渭滨区石坝河镇的一位二十八岁的妇女，去年听到广播上说新疆急需大批摘棉工，每天能够拿到几十元的工钱，就约了同伴到新疆摘棉花，结果摘了十多天的棉花，一分工钱也没有拿到，原因是她们那一批摘棉工的工头拿着她们的工钱跑了（真跑假跑谁知道呢）。她水土不服又生了病，发烧呕吐不止，差点死在新疆。好在一起去的同伴给她凑了路费，这才能够回到老家来。回家后直到新年前，身体才恢复，看病花掉了家里三千多块钱，她边说边流泪，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死在新疆好！”面对日益艰难的生活，她绝望地说。
宝鸡太白县一位三十岁的农村妇女，家境非常艰苦，丈夫常年有病，有两个老人和两个六岁到八岁的孩子需要抚养，她因为曾经学过财会，就在宝鸡托人找了一份做会计的工作，每个月500元的工资，勉强能够维持家用。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可是老板却常对她进行骚扰，为人正直而对家人爱恋无限的她，无奈之下，辞去了这份工作，本希望能够在其他公司再找到一份会计工作，可是半年过去，她一家工作也找不到，而家中的用度频频告急，最后，走投无路的她不得已向人祈求又回到原来的公司，以前老板仅仅是对她骚扰，现在这位老板却肆无忌惮，常把她留宿在公司的办公室过夜，而她在经历了半年多的的磨难后，面对工作的难找和家庭的压力，只能忍受这样的遭遇，这还不够，公司的老板后来还逼她接待一些重要的顾客，陪顾客过夜，她也只能都一一承受下来，而夜深人静时，独自落泪。一个非常有个性，有能力的女性，沦落到如此屈辱的地步。
在民工群体中，比起男性来，女性更加软弱。这种软弱不是她们体力上的软弱，而是权利上的软弱。她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相对地来说，弱势群体有很多种，国内在这方面近年来更是众说纷纭，罗列出了许多弱势群体。我认为，目前这些对弱势群体的列举和划分，混淆了真正的弱势群体，也掩盖了真正的弱势与强势之间的矛盾。还有人把老师和学生之间、上下级之间，都用强势和弱势来进行说明，这更使弱势一说有泛滥之嫌。在健康方面、教育程度方面、身份方面和居住地域方面的差异等等，其实并非是强势和弱势的区别，技能和身份地位的不同，身体状况的不同是不足以构成强势和弱势的差异的，这种差别不是权利上的不足造成的，而是非人力的或非制度性原因造成的，是社会客观上或其内在发展必然导致存在的差异。虽然有些群体同样需要我们关注，可是关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些群体大多需要的是救济、照顾和特殊保护而不是广泛的体现平等原则的权利。因为他们和其他群体不存在政治权利上的差别。
我认为，只有政治权利方面存在的弱势，才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灾难性问题，这种弱势群体，才是最值得需要从体制和法律的角度予以关注的群体，农民就是中国当代社会严格意义上的、制度性的弱势群体，而民工则是这一弱势中的弱势，女性农民工，则又是这一弱势群体中的最弱势。这种境况导致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性别歧视，一方面是因为权利的缺无。所以，加诸女性民工身上的，是双重的枷锁。一系列的令人发指的处女卖淫案，包括被活活饿死的李思怡案，都是这一弱势群体的典型悲剧。
（选自作者近期的农民工调查《农民工，通向公平的路有多远？》一文，略有增删。2004-8-1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