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9日讯】统计是以资料形式反映世界面貌的工具。它的公信力在于客观、准确，失去这个品质也就失去它的价值，成为误导用者的假货。当然，由于世界复杂、多变，也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缺欠和统计工具的技术局限，其成果只能是近似的描摹和趋势的显现，成为真实的一定程度的反映，绝不是故意造假以欺世骗人，这种区别应该分清。中国大陆的统计资料不少属于后者，资料真中有假，假中掺真，歪曲真实面貌，久为学者诟病。这里举两个例子略加分析。
（一） 粮食产量几经折腾
1957年镇压敢说真话的右派，1958年迎来到处谎言的“大跃进”。按当局设想，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打垮右派，必然促进“生产战线”大飞跃，迎来经济的辉煌硕果。这一设想立即转为层层督促的组织措施，于是基层纷纷放射高产“卫星”。1958年7、8、9三个月，《人民日报》宣布水稻亩产3万、4万、5万、6万直到13万斤，小麦亩产5千、6千、7千直到8千斤，该报自豪地认为，今后“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政界上下欢呼雀跃。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狂想曲。河北省徐水县的狂想是：用狗肉汤浇地，亩产山药120万斤、白菜一棵500斤。有人问县委书记：能达到吗？书记承认达不到。“那为什么这么喊？”“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就是说，徐水的表演是为糊弄上级，骗取信任，以求生存，兼牟发展，这是当时宦者的普遍心计。由此，谎言诡计形成一种语境，一种态势，一种风气，一种应付之道。那麽，决策层对此是什么态度呢？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公社的大跃进报告送交毛泽东，毛批曰：美妙如一首诗，并派心腹陈伯达、张春桥去了解。陈在当地听一位老人讲，所谓小麦高产是把许多田里的麦子割后堆在一亩地里计算的，陈对此未表态，但至少说明他知道高产造假的实情。应当说，当时上层与下情并非完全隔绝，实情会通过不同管道上达。问题在于决策者对下情吸纳的选择性，谎言被看成“美妙如一首诗”，实话则被视为“右倾”、“算账派”，如此也就决定了谎言迅速泛滥，实话销声匿迹。“大跃进”就这样席卷大陆。毛对高产“卫星”自是欣慰，多次表示：“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成千上万！”“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由此深有感慨：“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说怪不怪？”这个问题当然没有人能够回答，也没有人敢于回答。
1958年粮食产量是检验“大跃进”威力的试金石。鼓吹“大跃进”者必然盼望它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数位，但这种愿望与实际产量必然发生冲突。《彭德怀自述》中透露了解决冲突的方式：庐山会议时，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对彭说，1958年粮产量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位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位，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1958年7月农业部汇总各地上报数，估计粮产当在万亿斤以上，这个资料就是层层压出来的。压出来的资料居然得到信任。1958年10月，政治局委员、中央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在九省市农业协作会上宣布，粮产8000亿斤是肯定的，万亿斤也是可能的。他作为极力鼓吹放卫星的主管官员自然希望粮食总产出现奇迹。1958年11月16日，谭震林与农业部党组书记廖鲁言给毛的报告说，粮食总产预计8500亿斤，“这些统计是经省市区压缩的数位元，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上报者少20-30％。这些数位可以认为是可靠的。”1958年11-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经过争论，有说9000亿斤，有说1万亿斤，更有说要多少有多少，最后毛一锤定音：公布为7500亿斤。
这个资料的虚假性很快得到证实。最直接的反应是：粮食计划征购1200亿斤，比上年度征购量猛增25％，各地不断发生强征农民口粮、种子、饲料而暴打农民致死事件，农村动荡不安。这时高层对粮产“7500亿斤”的真实性才发生动摇，又发现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显高，决定下调。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奉命组织人员核定1958年粮食实际产量。不言而喻的是，核查必须以维护“大跃进”的正确性为前提。这个框架决定了所谓“核查”不过是走过场，在玩弄数位中彼此糊弄。1959年8月2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核查结果：从7500亿斤降为5000亿斤。同日，国务院建议1959年粮食计划产量从原订10500亿斤下调为5500亿斤。这样，既维持了1958年增产35％的“跃进”假相，又为调低1959年计划产量找到了纸面“依据”。显然，这种互相欺骗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最浅显的原因是：人不能靠子无虚有的粮食为生。毛曾提倡粮食多了可以一天吃五顿，这时却改换了腔调，要求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周恩来秘书说，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要粮，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中共中央紧急指示调运粮食解救大城市脱销危险。1961年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核实粮产量。国家统计局核查结果是：1958年的5000亿斤应定为4000亿斤，1959年的5100亿斤应定为3400亿斤，1960年的4100亿斤应定为2870亿斤。3年的产量原来都是虚假的。那末，这次是否下调到真实的原貌呢？据透露：1958年产量其实不到4000亿斤。（《文革前十年史》484页，《中共历史转折关头》543页）究竟是多少，外人无从知晓，大约只有到资料解密才能摆脱目前这种混沌状态。
粮产量当时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它是“大跃进”的柱石，产量升降关乎对“大跃进”的价值判断，所以数量统计掺入强有力的人为扭曲。粮食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经济工作面貌。质言之，当局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还是过去带兵打仗的办法：命令逐级下达，以惩罚措施为支撑；情况逐级上递，以首长脸色为转移。一切唯首长是从，一切归依政治。习惯于搞运动，热衷于人海战术。这就是“马上得之”亦“马上治之”。这种体制，这种观念，欲求统计资料客观、准确，难矣哉！
（二）GDP相互矛盾
统计工作的群众性要求非专业参与者理解统计资料的客观性和严肃性，不应虚报。现在的情况是基层资料谎报、漏报颇为普遍，又缺乏必要的法制约束，资料获取陷入自流状态。特别严重的是，以经济成绩考核官吏，经济成绩重要指标是GDP，因此夸大GDP成了为官之道，“官出数位，数位出官”由此而来。何清涟女士分析大陆GDP神话制造时举出的实例颇能发人深思：安徽省上报的GDP增长率不是统计的而是编造的，是常务副省长王怀忠拍脑袋拍出的。他自定28％，省计委觉得不好交差，反复讨价还价，王怀忠才让到22％。这真令人大开眼界：高层官员竟如此玩弄GDP，已经是利令智昏，完全忘乎所以，利益驱动使他们一心为了升官，“哪管明天洪水滔天”！
境内外学者早就注意到这点，他们通过多方面经济比较论证一些省份GDP明显失实，特别指出全国GDP与地方GDP之和的比较存在巨大差距，地方GDP增速的平均值超过全国增长速度。的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上半年全国增速为9.7％，而省市自治区增长的算术平均值却是12.7％，海南最低，10.3％，内蒙最高，18.7％，地方增长率全都傲视全国增长速度！据称，这是由于实行“分级核算”的缘故，就是说，地方核算自己的GDP，中央依据全面平衡原则独立核算国家GDP。地方无视中央的平衡、评价，自然就有在资料上做手脚的冲力，因为GDP是观察地方政绩的重要标志。这里显然为王怀忠们任意制造GDP留下相当大空间，也为某省一把手被人戏称“X吹一号”找到制度性原因。
从1985年实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以来，这一矛盾不断发展。GDP总量，31个省市自治区与全国形成的差额（元），1997年为2363亿，1998年为4149亿，1999年为5486亿，2000年为7806亿，2001年为10833亿；这些差额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1997年为3.2，1998年为5.3，1999年为6.7，2000年为8.7，2001年为11.3。差额及其比重还在继续膨胀。对此，国家统计局发言人作过详细解释：（1）“企业在省际间的跨地区生产经营形成的增加值易被重复计算”，（2）“省际间的商品流通很难精确计算”，（3）“部分地区统计时剔除价格因素不够彻底”，（4）“新兴服务业增加值容易被高估”，（5）“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转轨过程中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但所有这些因素在一个威权社会并不是长期无法解决的障碍，很难说明差额及其比重为何不断扩大。发言人承认“各地区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易核实、校对”倒是句实话。在权力方主持下，只有两名店员、每人理发只收两元的店铺居然报年营业额36万元，没有鱼塘的旱地村竟报亩产200多万斤水产品，一旦这种弄假成真普遍开来就成为社会癌症，核查和治理都很难下手。这种癌症，发言人并未避讳，他承认：“某些地区为了追求政绩，没有严格遵守国家统计局制订的统计制度，搞虚报浮夸，人为干预统计资料，造成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高估。”这就是“官出数位，数位出官”的官方语言。
中央为什么听任这一矛盾存在和发展呢？要看到，毛的绝对集权、言出令行、迟疑者靠边、违抗者惩罚的时代已经结束。新时期，中央掌控的经济资源相对减缩，地方经济实力逐渐充实，相应呈现的是中央政治权力相对缩小，各路诸侯职权不断扩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时充分显示了扩权作用，地方势力不断坐大，上下左右勾连，难以突破。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府拖欠工程款数千万元，最长达10年，温总理在不到两个月时间三次批示解决，中央和省均派调查组前往督促，地方却一推再拖，又无法追究责任人，即此可见中央政令难以通行之一般。地方GDP是显示经济成就的金字招牌，也是进入更高决策圈的红色通行证，它是地区执政者利益所在，中央对此难以在政策上和技术上加以规范，妥协的结果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分级核算”。而且，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毛时的中央就是如此，己不正焉能正人？地区执政者看穿此点，更加有恃无恐。这就是GDP的全国资料与地方资料的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原因分析。
中国大陆即将停止使用GDP核算制，改用“与国际接轨”的新办法。我想问：不从选拔官吏的制度上入手，不从消除弄虚作假、互相糊弄的观念上入手，从根本上杜绝虚伪统计，不论启用什么“与国际接轨”的办法，能够与现代化连接吗？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