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0日讯】人们在中国活的时间一长，就会生出一些困惑，刚才在一个论坛里就看到一个人在问：天理何在，天理何在？那个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原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为了达到尽快赶走动迁户、早日使房地产项目动工的目的，指使公司员工放火焚烧了动迁户的住房，致使一对老夫妇葬身火海。这些放火者得到的法律判决却是死缓。那个提问的人是在知晓了这些情况之后才发出了以上的疑问。买凶杀妻的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如果知道了杨孙勤等人被免于一死，一定会心情激动，因为他现在已经在法院一审的时候被判死刑。对比吕德彬和杨孙勤等人得到的判决，我们会迷惑不解；比较王斌余和杨孙勤等人得到的判决，我们不但会迷惑不解，我们还会愤愤不平。王斌余，一个普通的农民，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艰辛的生活让他经历了一个劳工的痛苦与挣扎。给别人干了活却领不到工资，在讨要工钱的过程中他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他向工头举起了刀，连杀4人，重伤1人。王斌余在一审的时候被判死刑。鉴于王斌余有着特殊的经历，所以法官在量刑的时候可以考虑从轻处罚，对此一些法学界人士有过详细的论述。现在杨孙勤等人已经得到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他们终于可以免于一死了，而王斌余却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二审的判决。
在我们看来应该被判死刑的人已经逃生了，而不该被判死刑的人却要送命，中国的法官们再次让世人领教了他们游走在法律之外的独到功夫。假如有一天，王斌余真的在国家的刑场上被除去性命，那么我们当然要问问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为什么王斌余和杨孙勤等人获得的判决是不一样的？大法官一定会像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一样操起外交辞令说：无可奉告。这些法官只能无可奉告，他们必须无可奉告，因为他们讲不出理。穷人杀富人要被判死刑，富人杀穷人却能免于一死，对于这样的怪事，即使是很会辩解的法官也不能把听众说服。
当上海的杨孙勤等人放火烧死两个老人的时候，人们免不了要为穷人担心，因为如果富人嫌穷人碍事就起杀心，那么穷人的命运就会更加悲惨。如今走投无路的王斌余突然出刀还击，这让我们看到了穷人开始用富人对付穷人的办法来对付富人，穷人有了这样的以牙还牙的反击，他们的命运也许就不会令人担心了，因为这或许会让富人在对付穷人的时候会有所收敛。以牙还牙的反击是无理的，但是这是出现在一个特定环境里的产物，没有富人的贪婪，就不会有穷人的非理性报复。极度的贪婪使富人用残酷的手段对付穷人，这样一来，穷人的一般的抗争就没什么意义了，因此非理性抗争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任何社会都可能存在着冲突，所以冲突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冲突升级到最高阶段，冲突的最高阶段就是冲突双方互相杀戮，冲突的最高阶段已经出现在中国；王斌余杀富人，以及杨孙勤等人杀穷人都是冲突最高阶段的表现形式。其实前面所说的互相残杀还不是最危险的冲突，因为这样的冲突是可以预见的，这样的冲突一般都发生在人们对物质利益进行争夺的时候。一种冲突可以预见，就可以对其加以防范。最危险的冲突是不可预见的，比
如抚顺一修车人杀了驾驶豪华车的富人，被害者之一当时开着奔驰车载着母亲要进入一小区，转向时刮到了那个修车人的三轮车，于是双方发生了争吵，修车人怒而拔刀，母女当街被杀，父亲被刺成重伤。修车人是一位社会地位低下的手工劳动者。（2005年10月 06日02:05华商网-华商晨报）
街头争吵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然而抚顺的那起街头争吵却演变成一个十分血腥的事件，穷人的卑微感、屈辱感，以及富人的傲慢、骄横，在这起事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让我再讲一个抚顺的故事，抚顺的一企业家驾驶汽车时与一行人发生剐碰，两人为此发生口角，驾驶汽车的企业家竟然驱车追赶那个男人，最后将其撞死在光天化日之下（htt p:/www.cnelder.com/2005/4-4/49003.shtml）。富人的骄横与傲慢总会激起人们的愤怒，这种愤怒在瞬间爆发，并导致令人意外的破坏力。在安徽池州，一次街头争吵引起了人们对富人的仇恨，人们破坏了富人的财产和公共设施。这个事件和抚顺修车人杀富人事件一样，都是无法预见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堆烂肉，由此人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脆弱。这些难以预见冲突如果渐渐地多起来，它们必将极大地破坏社会秩序。当政者阻碍了法治的进程，他们无法使现有的法律得以贯彻，从王斌余杀人案到杨孙勤等人纵火案，我们已经看到了法官的混乱的行为，这只是混乱的法律的一角。司法领域之所以混乱，行政力量干扰了司法活动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当政者约束不了行政力量，因此他们要为社会秩序混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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