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4日讯】两位荣任党国副主席的闻人相继辞世。一位是政协副主席、文化花瓶巴金，一位是前国家副主席、民族资本家代表荣毅仁。资本家而有民族区划，是中共一大发明，推而广之则有民族工人、民族农民、民族强盗、民族娼妓、民族X。别以为是在调侃，珠海就发生过本民族娼妓和他民族嫖客集体卖淫嫖娼案，酿成一场外交风波，也激发了爱国热情：本民族娼妓岂容他民族嫖客染指。这是题外话了。两位的生死荣辱与我这个行货无涉，本不打算说些不相干的话。党国宝器，岂待、岂容、岂需行货评说。
戴着镣铐跳舞的生存环境
11月2日晚上，收到《上海证券报》一位编辑的电子邮件，对方告诉我：“肖雪慧老师（西南民族学院教授──编者注）向我推荐了您。她认为您的思想很有深度，只是由于您的经历和您常给海外撰稿的缘故，可能国内报刊不一定敢用您的稿子。我觉得写时注意把握好调子，应该没有问题的……如蒙不吝赐稿，当以敝报最高规格寄奉稿酬。”因为有所顾忌，我没有立即回信。次日，这位编辑又打电话来约稿。束缚国内媒体的条条框框是有一定模糊性和弹性的，胆子大一点的媒体、编辑和作者可以冒险为自己争得有限的表达自由。只要编、“写时注意把握好调子”，就可以戴着镣铐跳舞。我在被迫靠撰稿谋生时，首选就是在国内媒体发表学术随笔。2002年初，第一次用电子邮件向《书屋》投稿。翌日，该刊副主编祁光禄即打电话告知：文章写得很好，安排在4月号发表。受其鼓舞，接连寄了几篇稿件给他。遗憾的是，文章未能出笼，也没有任何解释。后来肖雪慧告诉我，该刊编辑去成都组稿时跟她说了个中原委：那几篇稿子原打算陆续刊出，没想到有关领导警惕性很高，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发觉我的身份有问题，将稿件通通枪毙了。出师不利，对国内媒体又不了解，只好将那几篇稿子打印出来寄给肖雪慧。承蒙她的推荐，分别在《社会科学论坛》、《东方文化》（已被迫停刊）发表。后来，我又陆续在《博览群书》等杂志发表了几篇学术随笔。
去年9月爆发郎（咸平）顾（雏军）之争时，曾打算写一篇批驳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张维迎等人鼓吹的伪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文章，正好《博览群书》编辑部主任李焱也来信要我就郎顾之争谈谈看法。年底，该刊主编常大麟又约写一篇纪念创刊20周年的文稿。
考虑到这20年正是所谓改革开放的20年，就回信说可以结合郎顾之争谈谈改革开放问题。结果至今也没有写。原因何在？3日晚间，我就《上海证券报》等约稿事项给肖雪慧回信说：很长时间没有给国内媒体写稿了，“主要是考虑最近年把媒体控制比较紧，怕写得尽兴一点文章不便发表，或者给人家招惹麻烦，或者不能尽兴。我之所以选择给海外中文媒体写稿，就是图个口没遮拦，但那些媒体……国内也很难看到……如果条件许可，我还是愿意在国内发表文章……两头都难免患得患失，这恐怕是我们要长期共同面对的尴尬。”
专断意志让人真是活见鬼！
机会难得，盛情难却。为了寻找话题、素材，我买了一份当天出版的《南方周末》。没想到，关于两位副主席的报导就占去6个版面，真是活见鬼！尽是弘扬主旋律的溢美之词和哀而不怨的诗教遗风：经济版是《传奇荣毅仁》，提要是“辉煌落幕，成就一段不朽的人生。他的一生，上关国家巨变，下系家族荣辱，演绎着经典故事”；文化版是《怨望和愿望：巴金身后三事》，提要免了，大约是无要可提。铜板既然花了，就耐着性子读下去。没想到，从两位副主席的生死荣辱背后隐隐约约读出无处不在的专断意志，这才真真是活见鬼！这个专断意志就跟每一个人有关了。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包括我被迫靠撰稿谋生、冒着“里通外国”的风险将稿件投向海外中文媒体，都跟这个专断意志有关。从不相干变成相干，行货也就有了评说宝器的资格和欲望。
“死生由党，富贵在权。”
俗话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1949年10月 1日以后，此话就不灵了，改为“死生由党，富贵在权。”党权大于天命，“新旧社会两重天”，“一生交给党安排”。此前，两位副主席有着不同的生命轨迹，巴金是让很多人崇拜的著名作家，荣毅仁是令人羡慕的阔四少。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活着，即他们都是自己。此后，他们有着相同的生命轨迹，都是有待改造的统战对象，必须跟党国荣辱与共：巴金交出了笔墨，荣四少交出了财产。他们都死了，即他们都不再是自己。区别在于，巴金不够识时务，他的涅槃是消极的、痛苦的：在“文革”中违心地写了估计有20万字的检讨书、揭发信，在“新时期”察言观色、谨小慎微地写出《随想录》并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荣四少则是识时务的商界俊杰，他的涅槃是积极的、快乐的：把商场上的冒险精神、利益交换原则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堤内损失堤外补之类的中国道理相结合，索性来个乾坤大挪移，搭上身家性命、自由和良心，同党国做成一笔权钱交易大买卖，摇身一变成为红顶巨商，“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新华社）。
巴金只是一个作家、凡人，难免人性的弱点，不堪党国的重压。他良心未泯，知道忏悔，不思进取。党国要求他成为人民作家，他却没有像郭沫若那样顺着打狗棍往上爬，积极充当御用文人，连官方作协会议都懒得参加，政协副主席乌纱帽也是在本人缺席情况下被安排戴上的。他是一个不敢反抗的被强奸者，所以才有“怨望和愿望”。在此基础上，我同意陈思和的说法：“巴金是没有罪的，他也是受压迫的一分子”。不必苛求他，也不必替他涂脂抹粉，说什么“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既然明知这个思想解放运动是党国指定的路线和国策，支持这样的路线，乃至要站在前列、战斗，是恶谥还是美谥？一位巴金研究专家这样表扬他：“他一直是在被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在退两步进一步中求得生存求得发展”，还要求大家“得学会看文字背后隐晦、曲折的表达”。这只能说明中国学者已经被专制制度酱得头脑冬烘、思维混乱。退两步进一步谈何发展？凭什么要大家当索隐派、猜字谜？替巴金的犬儒行为辩护，无非是为自己的犬儒行为寻找合理化借口。一位画家竟然煽情地说：“巴金就是民族的良心，一想到他就不敢去做坏事。”不敢做坏事就是民族的良心，这个民族也活该被奴役。
荣老板有黄袍加身的快感
至于荣四少，后来的荣老板、荣副主席，不仅没有痛苦，还有黄袍加身的快感。1993年3月，他被安排为副主席后，侄女荣智美说：“我四叔很幸运，他有他的信仰，一个人按照自己的信仰一直做下去，就能得到实现，今天他实现了。”原来此公一辈子信仰的就是金钱和权力，至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统战工具，生死荣辱都取决于党国领袖的专断意志。“五反”时，中央有“保护过关”政策，陈毅开导他：“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产党是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欢迎你们来参加”。决定将他划分为“基本守法户”。小领袖、小气魄、钓小鱼，大领袖、大气魄、钓大鱼，毛泽东一句“何必这么小气”，他就成了“完全守法户”。后来还被安排为上海副市长。“文革”中，荣老板食指被打断，被罚扫厕所。巧遇邓颖超时，听到周恩来口信“你还是有前途的”，激动得热泪盈眶。夫妻俩总算被周大总管保住小命，以至于临终前两个月还念叨：我和周总理关系最好，希望中央安排出的纪念画册中能有和周总理的合影图片。
2005年11月5日
──原载《议报》第224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