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6日讯】“太石村”事件向世人发出一个极具危险的信号：中国不仅受“三农”问题的威胁，现在又面临“四农”问题的挑战。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江泽民时代的产物，过去的重税恶收、横征暴敛的现象在胡温当政后得到一定改善，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过去的债务问题。江泽民时代的官员们穷讨恶要、逼民赊借、逼官贷款后留下了巨大的债务链，每个村、每个乡镇都有。为了化解农村矛盾，各村债务多数都上交到乡镇财政，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些债务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像个无底洞。这些无底洞的债务，就是“四农”问题。
农村债务问题知多少？
一个叫邓大才的学者对乡镇债做了十分保守的估算，他在《乡镇债务为何屡减屡增》一文中指出：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乡镇债务高达2000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近450万元，如果再考虑村级债务，数字恐怕还要翻一番。而这些债务，几乎都是上个世纪末形成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应邀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作客时，也进行了保守的估算，他说：“全国乡村两级的债务，高达3250亿；我调查了一个县，平均每个乡7500万，每个村200万。”
而另一个御用专家的估算又不一样。2004年，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景明带领的课题组，曾对乡村政府债务的问题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他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官方对中国的乡村债务做过统计，因此对乡村两级债务总额，目前尚未有完整的统计体系和统计结论。如果在推断全国乡村债务总额采用取中间值法则的话，全国乡村债务总额不会低于6000亿元。如果采用高值推断，全国可能突破1万亿元，乡村债务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接近10％，占财收入的比重在30％到50％之间，乡村债务总额负担实际上已超过长期建设国债负担。
同样是2004年末，国务院组成的调查组赴十省市调查发现，肯定乡镇债务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他们在调查的20个乡镇中，4个乡镇表示“基本没有债务”，16个乡镇总债务约5600万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280万。债务100万元以下的有5个乡镇，100-500万元的个乡镇，500万元以上的有5个乡镇，最高债务为1000万元。而这些还不包括村里的债务。
债务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国务院赴十省调查组调查同时指出：乡镇债务大多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大致而言，政府办企业形成的债务主要是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有6个乡镇提到那个时期大办企业的债务；农村合作基金会债务主要形成于90年代初期，有5个乡镇有这方面债务；乡镇教育达标欠下债务主要在90年代中后期，有5个乡镇有这方面的债务。在这些乡镇中，最早的债务发生在1984年，最晚的债务就形成于调查的。
今年6月14日，一位叫姬诚的镇长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镇长的自白：基层政府的债务是怎样欠下的》，姬诚认为，乡镇债务的主要构成是：一是原农村合作基金会欠款；二是基层供销社欠款；三是“普九”工程欠款；四是其他工程建设欠款；五是欠上级水费、公路款等。
这个镇长只谈了他经手的情况，还不包括农村村组债务，农村村组债务更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几乎与乡镇债务各占一半。而村组债务几乎都是借贷上交农业税费形成的，在江泽民十三年的执政时期，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率，更主要是为了政府有钱用，对农民巧取豪夺、苛税恶收已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安徽省阜南县调查时，希望弄清向农民征收的各式各样的税费有多少种，但最后不得不困惑地表示：这居然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而据国务院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仅中央一级的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项文件和项目，就有九十三项之多，涉及到24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269项，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项目。
在当时，为了完成天文数字的税费任务，地方乡镇官员在征收过程中动用了一切手段，使出了一切伎俩。首先是对农村村官进行利诱、哄骗，劝说他们低价出卖、出租山林、鱼池、企业等资产；出卖、出租资产不够的情况下就进行威逼、恐吓，办学习班、拿村官的乌纱帽作为“令箭”，逼着他们去借贷，在此情况下，一些村官找自己的亲友借贷、找农村信用社借贷、不远万里到本村在外地做生意的有钱人借贷（多数情况下是许以高息），通过七拼八揍总算“完成”了任务，从省、地官员到县、乡官员不仅有钱用了，而且政绩也上来了，皆大欢喜。
借贷无法偿还，“老帐”无法清收。洞庭湖区有一个乡镇，到1999年底，农民“欠”村集体的税费达1273万元，村集体欠镇政府税费498万元，乡村两级只好用借款来垫缴农民应缴部分，从而导致乡村都在债务的泥潭越陷越深，到目前乡村债务已经达到了7000多万元，全镇人平2万多元。经过近几年的“清收”，有能力交纳的农户税费尾欠都已经收上来了，剩下的一些都是呆账或者无力缴纳的农户。其中多是由于土地承包者人死账亡、举家搬迁、弱智病残、天灾人祸。
谁来为“四农”问题买单？
据甘肃日报报道：今年８月，一位李姓的农民建筑队负责人的举动引起广泛的注意。当地一个乡政府欠了他30多万元的建筑工程款，前后要了5年时间，几乎是分文未得，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他自制炸药准备引爆他建筑的乡镇楼房，这才引起省市官员的“关注”。这些问题在农村层出不穷。在中原一个县的乡镇，有一位李姓的“农村大户”，1995年至1999年先后借给村官20万元钱完成税费任务，2002年，这个大户不幸患了重病，需要钱救治，过去村官信誓旦旦的许诺都变成了一纸空文。他找村官讨要，村官说是账目上交镇里去了，他找乡镇干部讨要，乡镇干部说是前任的事情无法解决，就这样踢皮球，他采取家人围堵、封锁乡镇政府大门、住在乡镇干部家里不走的办法索要，数次讨要，像敲麻糖一样弄到零碎的资金，直到2004年含恨去逝，也没有讨到属于自己的一半借资。几年来，在要债人追讨下，大多数乡镇、农村干部已没有了廉耻与尊严。一是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破罐子破摔；二是债多人不愁，虱多身不痒，认为债是前任欠下的，与已无干，奉行“认账加赖账”的策略。三是弄一分钱用一分钱，照样吃喝玩乐。
由于制度的作孽，那些靠哄、靠骗、靠诈、靠借、靠赊而形成的农村债务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有欠村干部的，有欠信用社的，有欠农村一些“大户”的，那些天文数字的税费早已制造了江泽民时代虚假的经济神话，早已养肥了一方诸侯，他们能贪的早已贪到手了，该升官的已升官了，该退休的已退休了，屁股一拍早不会管了，现在，谁来为“四农”问题买单？自然是由这个制度来为“四农”问题买单！
太石村事件，其中就包括债务问题，错综复杂的债务链将农民困扰在穷困的泥泞中。所以，留下了后患无穷的社会矛盾，已成为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隐藏着重重危机，就像德摩克利之剑悬在中国当权者头上。
中共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企图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解决农民生活困苦问题，但是，“四农”问题是主要的无法回避的矛盾，胡温到哪里拿出6000亿甚至于1万个亿的资金来填补农村经济黑洞？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农村巨额的债务链？显然不可能！因此可以说，五中全会的决议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200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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