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观察员柳迪报导）郝文忠黑龙江人今年62岁。原在黑龙江省九三农垦局跃进农场工作。因其夫侯玉林在文革期间遭到残酷打击报复后死于非命，同时她本人也受到株连，失去工作。而迫害她家的人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一路扶摇直上做大官，对于她家的凄惨生活视而不见，她多次要求平反恢复工作的的呼声置若罔闻。无奈她一家老小为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乞讨为生。1977年她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开始了漫长的上访生涯。近30年间，她也从少妇变老妪非但问题没有解决，却199次被政府有关部门非法关押、拘留在18个不同地方看守所、收容所甚至关入精神病院饱受摧残。
她说：我为丈夫伸冤有30多年，我的目的和愿望就是希望政府能给我丈夫在天之灵一个安慰，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把当年致我丈夫于死地的凶手法办，给他平凡昭雪，希望政府能够对我们所受30多年来的苦难给予合理合法的补偿，也让我有好的晚年生活，孩子有个好的未来。我已经奔波30年了，这期间我所经历的苦难天地可知，我所受到的屈辱老天都会落泪的。
在她的上诉材料中，记者看到有如下的记述：
我丈夫是1969年2月2日在一次批斗会后突然死亡的。在这之前他是被隔离审查的。当时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他死后我要求活不见人，死要见尸。他们不让见，说他是畏罪自杀的。当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也被骂成是“王光美”式的人物，对我全家专政、抄家。我也因是反革命家属失去工作。
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政府给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间我走过很多地方，但都是地方推中央，中央推地方的。77年9月国务院信访办接待了我，并给当时的黑龙江省九三农垦局跃进农场打过三次电话，让我回去解决问题。我满心欢喜的回到那里一看，心就凉了。九三农垦局负责解决问题的人竟然就是迫害我丈夫致死的人的亲家，我意识到我的冤案难以昭雪了。79年，83年我又遇到同样的事情，还是没有最后解决，他们还说：你自己看着办把，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文革时期打砸抢的人都升官发财了，都把持着现如今的领导岗位。我决定继续上访北京。
在慢长的上访途中北京所有的信访口我已经走遍，可是法在哪里？公民的权利在哪里？我们是上告无门！官官相护推委搪塞，哪有我们说理的地方？这些年我得到的是什么？非法关押和拘留，在看守所、拘留所、收容站、派出所、精神病院里，他们对我刑讯逼供、软硬兼施的，最后发展到用绳捆索勒，拳大脚踢、带手铐脚镣、电棍击打、浇冷水。万般酷刑加以摧残，无所不用其极。
1998年，我连续三次被北京大兴县公安局非法拘留，在看守所他们往我脸上泼冷水，带手铐。在那里我身体不支，发高烧，吃东西后严重腹泻，49天后我得了脑血栓。
2002年6月我被北京西城公安分局把我送大看守所非法拘留76天，象对待犯人一样强制给我带手铐脚镣，后来又被送到一个精神病院有关了15天，10个病人9个疯，他们不让我睡觉，受尽凌辱。后被一个收容所里的姚大夫接出后直接送到收容所。
2002年9月，我在天安门附近被天安门派出所抓大，把我送到内蒙古一个叫大扬树的看守所里，有是手铐脚镣伺候。5天后我被放出来。
2003年11月25日在北京府佑街中南海我要找国家领导人申诉，因为我向路人撒状纸，被府佑街派出所非法拘留一个月。
郝文忠悲愤无奈的问道：我虽不是生在红旗下，但也是同长在红旗下的人，一个公民，一芥草民，我的生存权、我的人权在那里？天地之大为什么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为什么我没有户口、没有我的家？难道我只有到处流浪、天当被地当炕的流离失所过活吗？难道只有收容所、看守所是我的最后归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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