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9日讯】建立民主国家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中国政治改革就是走民主化道路，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法制国家。顽固坚持一党专制的执政人士，已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大陆的民主进程，他们能勉强拿出手的借口是中国人的素质低，尚不能实行民主。这个从李鸿章开始不断被历代统治者使用了一百多年的挡箭牌，千疮百孔，破破烂烂，早该进历史博物馆了，二十一世纪竟然还被标榜代表先进的执政党请出来做护身符，废物利用，老兵新传，让人感到可笑，也让人感到气愤。
不过批判者反其道而行之，说中国人素质不低，总觉有点强词夺理，不合事实。和世界发达国家，先进地区的人比较起来，中国人的素质确实低。中国人的素质低就低在，奋斗了四千年，五千年，中国人仍停滞在求生存的层次。求生存当然是必要的，不能生存即无所谓人，更无所谓人的问题。然而，能生存的人又很难说就有高素质。人还必须会保护自己人的各种权利，自由生活，发现人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创造新事物，走向新世界，才能成为高素质的人，才能算是高素质的人。而中国先民“以食为天”的人生宝训一直管到二十世纪末，毛泽东以“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的认识起家，以跟李自成的口号，“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跟洪秀全的口号，“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花，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动员农民夺枪造反，上山革命，干出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证明，从治水的大禹到革命的毛泽东，中国人的素质长期停滞在求生存的层次上。这种情况在毛泽东之后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学生在广场上为自由民主请命，分田到户的农民端着刚刚盛满的饭碗不闻自由，不问民主，手里拿着奖金的工人对自由民主也无动于衷，势单力薄的学生终于为了中国自由民主的理想倒在坦克轮下。风水轮流转，到世纪之交，沦为二等公民的农民打工薪被欠，种田地被占，为了生存，奋起讨薪维权的时候，沦为弱势群体的工人下岗失业，生活失据，奋起抗争的时候，学生在商海的浮沉中迷失了方向，顾不上自由，顾不上民主，自然也顾不上为工人农民呐喊。中国大陆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就这样都仍然在生存的层次上挣扎，只为了活着，中国人的素质能说高么？
二百多年前，美国人就发出“不自由，勿宁死”的怒吼，美国人就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是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性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这才是高素质的人说的话，做的事。中国人的最高认识，公开说不过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心底深藏的其实却是“有奶便是娘”，断奶才成仇，“甯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始终不知苟活之外，还有人权，还有自由，还有民主，还有发展，更不会为人权，为自由，为民主，为发展去斗争。执政党说中国人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当然是对中国人的污蔑，但却是中国人生活的现实和思想的现实，是专制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的传家宝，也是中国至今未能实现自由民主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素质确实是太低了。
然而，中国人素质虽然低，一党专制论者的立论根据却是错的。在中国，不仅作为被统治者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素质低，跳不出生存层次，只为活着，而且作为统治者的执政党的官员素质更低——他们虽然以“师”自居，领导群伦，其实跟工人，农民，知识份子一样，也是活跃在生存层次上，只为活着，而就其巧取豪夺，不劳而获的生存方式论，尤为卑下。这也是传统，并非自今日始。国家本是为了解决民族的生存问题组建的，但国家权力一经生成，很快便异化为执政者解决自己生存之道的工具。“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某业所就，孰与仲多”，把王权谋生的秘密和盘托出。主子如此，攀龙附凤的“王之爪牙”更是赤裸裸：“千里作官，为的吃穿”，“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荣华富贵也好，封妻荫子也好，解决的都是食欲和性欲这些生存的基本问题。至今，情况依然。所谓职业革命家，职业政治家，不过是不仅把权力当成自己的衣食之源，生命之本，而且要一本万利，代代相传，至于那些无法无天的贪官污吏，盗窃国库，挥霍无度，黠者转移资金于国外，横者发家致富于国内，虽然这些“大王”，董事长，总裁，总经理追求的具体目标跟市井小民的斤斤计较迥然不同，但满足食欲性欲的生存需要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过是些饮食之人，生殖之人。跟华盛顿功成身退，无条件交出总司令兵权，主动拒绝第三次总统选举提名，回乡务农，终老田间相比，跟只取一美元工资的市长相比，中国大陆执政党官员的素质不是太低太低了么？
“以吏为师”，素质这样低的人眉飞色舞，唾沫星子四溅地教导黎民百姓，自然落下无数这样的笑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比基尼”；“轰轰烈烈搞三讲，扎扎实实走过场，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三个代表，水表电表气表，表表涨价”。旁观者清。工人农民知识份子不能参与创造历史，人民成为看客，他们的揭露，就是批判。确实，一个能向自己的子弟开枪的执政党，还有什么素质可谈；一个连自己派有重兵把守的小小港口城市都不敢直选公投的执政党，还有什么素质可谈；一个以为人活着就是为了钱，不仅自己一切向钱看，而且驱使全国男女老少都一切向钱看的执政党，还有什么素质可谈。中国大陆的现实就是这样，素质低的国人面对着的是素质更低的官员。中国大陆不能实现民主，根子就在执政党官员素质低上，就在素质低的官员压制国人提高素质上。
然而，素质低并不是没有素质。中国大陆以有限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多的人口，以并非先进的机械设备和工艺流程创造了世界4%的产值，号称“一穷二白”的中国大陆人均产值超过一千美元，证明折腾了四五千年的十三亿人并不白活。不过毕竟素质太低，GDP一枝独秀，飙升了二十年，中国人的创造力并没有多少解放：倾全国之力总算把一位航太英雄送上太空，而军用民用飞机仍基本靠买；汽车终于多到到处塞车，而品牌跟过去车少时一样，多是别人的；电子产品多得超过想像，而关键部件和核心技术虽不是全部，也多是人家的，大陆的加工业只能得到在人家后边吃土的微利；最成问题的是，后起之秀美国，德国，日本崛起，都形成鲜明的美国精神，德国精神，日本精神，精神既是他们崛起的成果，又是他们崛起的动力。中国大陆崛起却没有精神，只有特色。这个特色就是精英——各类突出人物，正面的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反面的是盗窃精英，欺骗精英——发财，劳动遭灾。这个特色的本质就是扼杀精神，三农问题严重，失业问题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太低，道德风尚败坏，就是注脚。由此可见，中国大陆的崛起，不是国家的崛起，不是民族的崛起，只不过是精英的崛起。这样的崛起，会像风筝，也许能飞得很高，直上云天，但也很容易断线，毁于高空。偷渡出国，办证出国，转移财产到外国的长龙，说明大陆不仅不是乐园，而且不是家园。这种崛起，危险不来自国外，危险正存在于国内，正存在于既得利益的各类精英欲壑难填，杀鸡取卵。现代世界的竞争其实就是精神的竞争，当中国大陆劳动力价格低廉，土地价格低廉，环保价格低廉的优势丧失之后，就会发现堂堂大陆，手里没有一张王牌，生存之外，依然难以跟上世界的发展。看不清这一点，拒绝自由民主，固守一党专制，忙于“攘外”而疏于“安内”，也是执政党官员素质低的一个旁证。
但不能由此就得出非得进行打倒执政党的革命不可的结论。中国确实只有在自由民主法制的轨道上才能走在世界的前头，一党专制确实是中国发展的瓶颈，一党专制的执政党确实在历史上造过很多孽，现实中也犯很多错，一党专制必须尽快结束。但它毕竟承认有错误，毕竟在改正一些问题，毕竟在执政党内还有赵紫阳，胡启立那样主张民主法制的有识之士。诚然，执政党对错误认识得很肤浅，对问题改正得极不彻底，有识之士总被排斥，情况依然糟糕，但总比不承认，不改正强，总不是铁板一块。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最好的出路是促使执政党和平演变，由专制和平过渡到自由民主。事实上，这些年中国大陆也由于执政党的变化在微妙变化，在艰难进步。在执政党各种可能的改良方案用尽之前，在国人自由本性，民主诉求苏醒之前，一党专制土崩瓦解，大约难以发生。更加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前进只能在经验中小步快走，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像生物进化论揭示的，生物进化只能是渐进的，突变必然是灾难那样，社会进化也只能在经验中渐进，改革，改良，突变式的革命无助于社会进化，只能导致灾难。英语世界从《自由大宪章》，“光荣革命”以来稳步前进的发展，带动世界不断进步历史，是社会进化在经验中逐步实现的辉煌证明。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中国大革命则充满社会进化在革命的燥动中中止或倒退的教训。不应忘记，中国大陆人曾豪迈地打倒过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而得到的却是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最高指示”，“万寿无疆”，倒是蒋介石的嫡传接班人蒋经国“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的识见，开放党禁，自由民主，真正一举结束了台湾的一党专制，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几千年来，中国不乏革命，不乏破坏和毁灭，革命本身不是出路，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成为在烈火中得到新生的凤凰。新时代的中国大陆不能重蹈覆辙。
不能革命是真理，可能革命是现实。“我们的任何一个真理，其最大的敌人可能就是我们其他的真理”。也许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相结合，能给中国大陆揭示稳健的前之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多做些改变现状的艰苦努力，少做些毕其功于一役的酣梦，也许不失为前车之鉴。对大学生孙志刚之死的追查，不是导致废除收容制度么？村妇讨薪的诉求，不是推动了国家查处欠薪的行动么？失地农民的抗争，不是引发国家清查圈地，限制用地，停建工程，撤销园区么？对民工不幸的声援，不是引发了户籍制度的改革么？对三农问题的揭露，不是造成废止或减免一些农业赋税么？对腐败的查处，不是引起对干部选拔，使用，待遇的改革么？诚然，这些进步还太小，速度还太慢，远远满足不了时代和国人的要求，但毕竟是在进步，是在变化，多一些理性，多尊重经验，在真理之林的跋涉中，微小的进步，微小的变化，也会把中国引向更大的进步，更大的变化，达到领先世界，富甲天下的光明境界。当然，不能一厢情愿，自由大宪章，除了贵族的努力，还需要英王能够接受；光荣革命，除了平民的妥协，还需要英王能够退让；甘地不以恶抗恶，，曼德拉不以恶抗恶，取得成功，除了自己的奋斗，还需要英国人的理性；苏联和平解体，除了人民的坚决斗争，还需要军队有理性，不执行开枪的命令；大陆深入改革，避免革命，除了民主人士的努力，还需要执政党官兵有理性。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变化，执政党内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这种前景不是没有可能：台湾能做到的，大陆也应该能做到；国民党能做到的，共产党也应该能做到。当然，如果改革派促变无方，如果执政党不改专制本性，不惜像戈林说的纳粹那样，我们今天进了总理府，以后只能被抬着才会出去，以致丧失理性，重开杀戒，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那样的话，不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也是执政党的悲剧——历史必会重写结论：执政党官员的素质最低，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活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即使如此，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也只能从执政党失败的地方开始，而不是简单的跨过去，也不可能跨过去，因为中国人的任务不仅仅是结束一党专制，而是结束二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
──转载自《议报》第1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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