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日讯】工程化的现代社会管理，由于过度强调构建物的标准化，仅从管理方便与否和效率预期大小的维度设计人的存在形态，以专业化定量分析将人置于机械伦理之中进行物化定义，从而剥离了个体鲜活的生命光彩。伴随着秩序趋同的工业化、城市化目标管理的功利需求以及公共目标（如国家抑或集体意志）的“正当性需要”对个人私性领域的进一步蚕食和剥夺，传统社会中人本主义“以人为目的”价值诉求被工程化、数位化支撑的现代性组织开始了对人的意义编程和分类剪裁。于是，现代性思潮尾随着经济现代化如期而至；于是，无论是文明与朦昧、先进与落后、前现代与后现代乃至破绽百出与深沉老迈者，面对现代性价值颠覆来势汹汹的围猎都纷纷变节投诚。从此，一切根源于人的问题都不必讨论和确证、也不必想像，一切“存在”都只据其是否‘能指’方可被加以考虑、在分化组合、高度精密、专业分工系统控制的社会中，思想、灵魂以及诉诸于信仰领域的一切“他在”都因其不具效用而被人类集体放逐，甚至爱也被拆解为现代构成中的某个元素。对真理性、终极性的发问与冥想突显出另类思考的廖落和无奈。凝固的语词渗合著金属叩击的冷漠，将所有动人心魄的场境置换成必须依赖防腐剂才能保鲜的视觉感受，连童孩的眼眸也因发达而无孔不入的资汛渗透而显示出无法解读的“复杂与深邃”，条分缕析的电子运算弥补了所有想像力不能到达的边界，“上帝原来也是一个沮丧而眼神势利的老头”，谁还会痴心于神祗的召唤作浪漫的旅游呢？世界在简约化，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阿玛蒂亚•森指出：“在现代性中，一个人可以是意大利人……爵士乐和伦敦居民，其身份如阳光下的三棱镜，随着镜面的转动，将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端赖光线从哪个角度折射，我是我以为的自己，也是别人以为的自己，不是别人看到的自己，也不是自己看到的自己。”
存在就是全部目的，没有选择，也不囿于有限性的焦虑和惶惑，‘存在’的尊严仅仅是因为熟悉规则然后操练出不至于公开妨害别人而显示出足够克制的教养。不必看护心中的道德，也无须仰望头顶的星空，只要达到公共评价所认定的‘智商和情商’指标，身份就被裁定为合格并进入体制编程，作为体面活着便有了基础，除此之外，人生的全部要义就是除却‘不可抗力’出现的概率计算之外，一切都可纳入以年度（可长可短）为单位的计划之中。至此，资讯依赖、互动空间的远端化遮罩了人间冷暖，人和人，那种源自生命本质的关怀和意义由于失去了现场感而难于激发出人对生命神奇意义的直接体认和审视，传统根续的价值、信念以及对人类根本问题（比如宗教和哲学）的表述都以标准试题纳入管理工程，其意义只有电子萤幕上的读数记忆而仅存政治与商业的工具性价值， 人作为独立系统的自在性，鲜活性、以及精神的‘彼岸意义’则因其不切实用而被弃置，尊严、荣誉被纳入流通体制并物化为可议价的交换品，“市场化配置”的社会伦理裹挟着物质崇拜批零兼售生命的悲欢和荣辱。人，被广泛质换成货币化的数量标的，人文伦理纷纷退让于交换中形成的博弈法则和交易契约。数千年植根于人心中的文化观念在来势汹汹的“无机物”围猎中落荒而逃……。于是，价值皈依和信仰守望也如渐次消退的田园村落，被整齐化一塑型为只有视觉符号和统计学意义的、丧失了生动感的标准物。
然而，人永远是其历史的参与者，当现代性簇拥着人们圈地自为，否弃集体防卫各自为政、并赢得最初几轮胜利后，“理性自觉”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荒谬感”，使人渐渐看清了自身的局限和脆弱，“认识你自己”这个关乎人类根本性的命题被“庸俗经济主义”误读为对人的生物学意义的全面肯定。‘生存即目的’遮蔽了生活本应有的光彩。“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高更语）不加思考的人生因失去了对终极意义的冲动和发问而显示出种种‘悖谬’，原以为脱离神符让人自己管束便可获得全部人的尊严并荣誉地活着，却不知“理性自觉”无法也不能确保人文生态各系统间的“能量”守恒”。随着技术崇拜与物欲协迫的推波逐浪，人类在获得对“必然力量”的几局小胜之后，非但没有从此安身立命重建人间伊甸，也不能于物质文明的当下获得预期的幸福。尽管近百年的技术催化使人在更广阔和深远的意义上延展了人的知识和能力，但也正是基于此，人在其拓宽了的场域中看到了自身的缺陷：宇宙大爆炸、夸克、基因双镙旋的发现……，多向度的破译和解密使人类作为万物尺度的神话纷崩离析。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自恋性狂欢之后顿然感觉到从未有的孤独与绝望，那种植根于自身处境的焦虑和恐惧注定了人永远都要“怀着浓浓的乡愁到处寻找家园”(诺瓦利斯语)。无所依傍、脆弱不堪，人生没有意义，只有选择、在选择中确证，通过选择逃离虚无存在的冷峻逼问，从而结来安之若素的梦呓和玄想，从中创生出存在的永恒意义。唯其如此，才能恢复并重振人性的本质与尊严，从而否弃现实的荒谬和绝望感。
人类似乎永远走不出宿命的危局，离家出走之后的自由狂欢抗不住怪力乱神的恶意挑衅，摩菲斯特的幽灵尾随着盲目的心魂，使人们在激赏“解放后”的通体快活时，其生息的水土中也长出了丛丛噬血的恶之花……。数百年的精神自恋放逐了内在的自律和道义反省，走出丛林的虚妄使人类背叛了人神信守、同盟共生的契约，使人类在初战告捷的几轮交锋中沾沾自喜。俨然己超越了必然性的羁押可以思心使气、率性而为。伴随着认知的扩张，人类基于安全考量而达成的利益同盟——国家生成并逐渐成为身份标识和群体依托的制度实体，在经历了片段民与国“集体防卫、荣辱生死”共用的蜜月之后，由于受制于人文生态系统天然不守恒的客观存在，致使公共权力借助社会灾变强化个人对国家的集体依附，从而凌驾于人人之上、超越制度看守和利益裁决的服务性功能，成为事实上的资源系统操控与贩卖主体。特异于西方依托‘契约信守和法理建构’的国家，东方农耕依赖、仰天觅食，在有限资源空间苟求生存而长期养成的“生存恐慌型国家”则由于制度硬化而更加强调个人对国家的服从和孝忠。从而培育出超强牢固的国家控制体系和与此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精神建制，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生态，现代性个人圈地自为、互不关涉、乃至价值中立的诉求必然使一级独强的国家霸权可以实施对人民的分化瓦解、并借重话语掌控权为制度错置造成的种种恶果进行道德上的辩诬。政团期许和商业广告承诺推波助澜、无度的消费性刺激将人们导向犬儒主义式的身体寻乐；玩物丧志、相互排异的生存角力使‘难民意识’被充分启动，社会结构因道德缺席和信仰灭失而失去挚肘能力，自顾不及的紧张感使人们仅限于自己的光鲜而漠视同类相怜相惜的疼痛和关注，侥幸存在和舔伤自慰的畸变心理将心中的道德彻底放逐。从而异化生成为幸灾乐祸、聚众围观、直面苦难的冷眼和木纳。面对如此社会伦理，现代性出场将意味着：传统乡俗戒律和积习养成的亲族节制纽带因国家意志强制清场而纷纷断裂出局，政府功能又异质为赋敛集团而不能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公共资源所属权虚化成为“无主地带从而沦为“知情人”盘剥侵吞的唐僧肉，权力结构性紊乱堵塞了“选贤任能、讲信修睦”的流动通道的同时，也败坏了人力资源的评价系统，导致公共权力因道义缺损而使从业者普遍堕落为毫无荣誉感和廉耻心的蝇营狗苟之徒。官场生存环境恶质化为：内部争权夺利，骨肉相剪的角力斗法；对外部则结成防民、驭民和掠民的权利护卫同盟，权力合法性资源丧失的后果必然演绎出权力恐慌，从而畸变为权力丧失焦虑的神经症人格。这样恶性循环滋生出的政治便只能依恃穷兵窦武的暴力统摄，这时候，谁还有心思料理朝纲国政、顾怀民生祸福呢？即使如此，规避权力风险的制度创新仍然不可能，积习和衰朽礼制的某些统合功能这时候就会应招而出，祭奠亡魂强化祖上文治武功，馊饭热吵、误导民众声色犬马、虚拟并刻意寻找假想敌人，民族主义、国家意志主权守护等等等，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重振末世中兴挽国运于颓丧……。也就这时候，市场化、发展主义、个人自决、文化解构、实物崇拜、消费主义以及全球化等汹汹而来：一时间，聪明绝顶机关算尽的权力精英们仿佛看到末日回光中飘然而至的救命稻草，以其操练得炉火纯青的策略编制出一套套或去真存伪、或真伪杂糅、为我所用的资讯网路和连横合纵之术：于是，现代化质变为技术体系内硬体嫁接（此法与大清洋务运动一般），市场化批发交易出权贵资本独大的资源占有格局；发展主义圈地逼使农耕环境迅速蛮荒化、；个人自决演变为国家对民的义务退出；文化解构滋生出胆大妄为、六亲不认；消费主义被放大为暴殄天物、穷奢极欲……。最有意思的是全球化所依托的普世原则由于挑战了传统国家政权所依存的建构路径和法理基础，在出招不利、抗拒无力的情况下则采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剜肉剔骨、‘量我民之忍耐力，结势利资本之欢心’。利用资本中势利的品性实行“安外必先攘内”的祸民勾当，以此满足资本效益优先的务实考量，从而抵消了与之相伴的文明政治对本土资源的审视和重构，内外有别的制度安排让撑控社会资源的政经寡头与时俱进，在国际国内交换中独享现代化收获的物质盛宴，然后画饼充饥悬置起“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将来时态”把人民整合进不断翻新的“理想目标”中一路奔突，从而罔顾当下、将现实的困顿和苦难消弥在虚设的彼岸幸福眩想和玩物丧志的现世贪欢之中。文化策略上纵容消费主义和实用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解构和反叛，由此形成价值崩溃、人心分化、从而各谋生路，这意味着人在物性张扬的同时身体的意义已成为社会价值唯一可靠的实体。于是：民间生态从此纷崩离析，价值系统碎裂肢解，阶级、社团以及亲族等各种利益共同体因历史终结而失去统合，告别革命、集体妥协为一级独大的食利集团展开了逐鹿围猎的广阔场域，现代性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专制之民的结局又一次显示了历史的悖谬和事实的吊诡：人类为什么总用自己的聪明设计的危局构陷自己！——苏格拉底、人本主义、理性自觉、法国大革命、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尼采、诺贝尔以及奥本海默……“思想的龙种总是收获现实的跳蚤”。（韩少功）初衷与结局的悖离难道是一种无法解套的宿命？
还好，上帝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为其准备了地狱，让人在行使造物主所赋予的各种属性的同时也让人有“永远漂泊在地上……凡遇见者必杀我”的生存焦虑。圣•奥古斯汀、汤玛斯•阿奎那……透过人神分离的迷瘴为必然寂灭的喧嚣心灵拟制出统领最高秩序的原初动力，使人类从必然性给定的寂灭结局的恐惧和焦虑之中感受到心灵的告慰：康得的心灵守望，为人类自我救赎擎起信仰与正义之旌，给盲目奔突、荒不择路的人子设置出一个可以相遇的精神彼岸，在可以触及的现实处境中求证人的价值皈依，所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指出：“技术和物质并不必然给人类带来幸福，人类有充分的理由把高尚的道德和价值置于对客观真理的认识之上，耶稣、佛陀、摩西所给人类精神的启示，超越了迄今为止所有的建设性意见和创造性认识”。有了这些圣心的一路烛照，方使人类泅过暗淡的历史阴霾看到生命的神奇之光，触摸到生命意识的灼热体温，重塑历尽苦难后的人本尊严，史蒂芬•霍金在探求宇宙本体的原初秩序中“感觉到精神无限延伸的阵阵惊喜，领悟到爱的力量所展示的奇妙和伟力”。由此，人类可以摆脱生死寂灭的现实计较，通过信仰，正义，以及道德审察超越物理限定，从而摆脱形而下的虚无和绝望感在精神领域获救，耶稣超越了民族的苦难唤醒了人子的悲悯，其普世的救赎信念使其在慷慨赴死的一刹那启动了所有蛰伏的道德情愫，“因信得救”的期许转化为身体内部的真实力量，引领着迷途的人心克服肉体的局限感触到精神于“孤零零大地上诞生的种种奇迹”。也就从那一刻起，人类油然而生的崇高感伴随着十字架的悲壮而被重塑，自此，心灵的禁忌和对秩序的正视使人性顿然觉醒，并开始返观自我寻求归宿的探索之旅，由世俗福祉的注目回归人生际遇的深度关怀，从单向度的力量博弈转而寻求和谐伦理的建设，开始把人作为宇宙大野有机组织的同构进行思辩性的追问。于是，人道、博爱、自由等现代性诉求成为人的基本常识被置于现实的考量之中。尽管由于人本身难以克服的现实缺陷和惯性之使然，对禁忌的盲从可能迫使人因迷信而屈从于政治和各种恶习的教唆。但对个体自主和自由权的充分信赖，是人类理性的觉醒，当今普世性人权理念在国际间频频受阻，个人性祈盼被置若罔闻；弱势者预期遥遥无望，强势者挟天下之公器四处猎杀民意；民族主义、宗教迷拜、主权标举……，这些本义指涉民生荣辱的精神图腾被抽去了真实的内核而成为某些后发国家各利益集团统摄民意、攫取公权的法理符码；自由意志、公共批评被集体放逐；国家被政团寡头挟持以践踏公意民权，沦为利益集团劫掠公共资源的利器。所谓“亚洲价值”、“东方信仰”、对内部特殊性的倚重以及据此所作的制度安排，完全背离了民生福祉和人的自由意志，漠视人的主体性，以所谓国情不同为一小撮政治寡头进行利益分赃作法理辩护，以国家稳定等主题性话语遮蔽制度缺陷，居心叵测地夸大文化的差异性，从而在理论上为其制抑人民、褫夺民权的图谋张目。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质疑“李光耀命题”时指出：“李氏命题的基础是特选的有限资讯，没有什么普遍性的证据表明权威主义对政治和公民权的压制确实有助于经济的发展，”相反，森坚信对个人的充分尊重可以使不同文化国度的人们可能分享共同的价值观，赞同、并信守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承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讲演时强调：“我们坚信，个人的自由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是的，在今天的世界：文化、族群的分类标识应该不再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因观念而构筑的国家或社会形态可能、也应该是：在那里，人们不因种族，文化和出身等先在的差别而受到体制性歧视，更不会因制度性壁垒而抑制个人的创造：在那里，人们因活得有尊严而乐于努力并发挥出所有的想像力和创造性智慧。鉴于此，那种只强调秩序规制，忽视人类伦常，只强调国家意志而蔑视个人诉求的所谓大局和制度，必须将其置于公共空间受到普遍的质疑和约束，以避免其以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谎言对个人实施系统化的剥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