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0日讯】看了胡杰的《找寻林昭》纪绿片，又翻阅了一些林昭友人追忆她和悼念她的文章，封这位身盛孱弱意志无比坚强的反专政圣女，除了寄以悲痛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外，同时也联想起当年北京以及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现在有人谈起中共治下的民主运动，往往只从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开始，连接到七八年的“民主墙”和八九年的“六四”，而忽略了五七年的学生运动。事实上，五七年的学生运动和鸣放运动才是中共治下民主运动的“发韧”。
人们在谈到鸣放运动时，也往往将重心放在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中共干部的鸣放言论上，轻祝了当年学生运动的份量，其实当时的学生运动，无论是在思想启蒙的意义或抗争行动的坚持性上，都比成年人的运动更胜一筹。林昭的悲壮事迹就是一个明证。
林昭的思想转变，从狂热的拥共拥毛转变成为坚贞的自由战士，正是从当时的学生运动中开始的。当沈泽宜和张元勋合作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贴出时，林昭起初还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加以反对。正是这个当儿，她的心灵摇撼了，产生了她所讲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由此毅然挺身而起，成为自由的捍卫者。
当年的学生运动与党内外知识份子的鸣放不同。党内外知识份子的鸣放，是对中共政权不满的宣泄和建言，学生运动却开启了青年人思想的新探索，进而在行动上作出有组织的理性抗争。正是这些特点，更值我们去寻思。
铁托哥穆卡赫鲁雪夫影响中国学生
影响当年学生运动的，并非来自成年人的鸣放，而是来自国际共产阵营的三大刺激：一是苏南纷争中南斯拉夫的铁托思想；二是赫鲁雪夫的秘密报告；三是波匈事件。学生们的思想探索，就是从这些方面着手，形成一股新思潮，由此与成年人的鸣放言论一起，共同构成当年灿烂的异见思潮。
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中公开提到，在很多问题上她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她又提到确有赫鲁雪夫秘密报告这回事，此报告并非美国伪造，她还提到美国左翼记者路易斯特朗揭露史达林罪恶的《史达林时代》一书，国内只准一级以上干部可看，此一内幕消息，当场引起听众哗然。后来北大学生王书瑶写了一篇《从史达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史达林的罪恶和个人崇拜的祸害，罪魁祸首就是高度集权。
他说：“史达林错误的原因是甚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有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史达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这样清晰的见解，真是一言中的！
他又说：“如果使群众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领导者，有一个可靠的党，他百分之百的正确，只要跟他走就万事大吉了，这就使群众必然日益产生依赖思想，日益麻痹，必然得出贬低自己作用的论调，诸如什么‘共产党是自己的解放者’，什么‘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于是一切功绩都是共产党赐给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鸣大放也是，但是不，绝不是这样，人民群众才是自己的解放者”。
由此，他提出警告：“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不保留的态度而跟着走是很错误的，只要他今天一旦不能再代表人民，违反人民了，就应该毫不留情的抛弃掉”。这般大胆的放言，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亮丽的异见思潮
有人认为，赫鲁雪夫的秘密报告是林希翎于1957年5月23日在北大演讲中首次批露的，而林希翎则是从她的恋人——胡耀邦的政治秘书曹治雄那里看到的。这是事实。但口头披露，尚无法让学生们知道秘密报告的全貌。事实上，在林希翎演讲之前，北大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和另一位同学，己从英国工人报的英文版将秘密报告翻译过来，在同学中流传。
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在他的《再谈人性与阶级性》一文中引用了波兰哥穆卡的这么一段话：“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史达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然后谭天荣说：“在波匈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没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间题的关键。”
谭天荣谈到人性问题和阶极性问题。但同样谈论人性和阶级性的还有张锡锟的《人性呼唤》、王存心的《“利己主义”原理》、群学的《“利己主义”宣言》和周大觉的《论“阶级”的发展》以及钱如平的《再论阶级的发展》。
周大觉认为“随着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他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关系和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去论述，虽然还很粗浅，但这时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阶级论》尚未发表，故周大觉等人的见解也可以算是一番创见。王存心的利己主义是受到霍布斯的启发，接近自由主义的门槛。关于自由和民主，杨路几句简单的话也很清晰，他说，“对民主的看法——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而我却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是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这里，他关于民主的看法，同陈独秀晚年对民主的见解颇为相似。陈独秀认为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就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人民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些正是苏联共产党和德意法西斯所要推翻的；而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拿空洞的无产阶级民主这抽象的名词作武器，来打击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会有史达林的统治。见（《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当时在极短暂的近乎片刻的自由环境中所进发出来的新思想火花，不仅多姿多采，而且光芒亮丽。北大学人钱理群对此很加重视，他在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大庆时写了《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认为这批学生当年所提到的问题，仍是今天我们需要解决的，因此他们当年所思考的，今天仍保持着新鲜的活力，而他们在思考过程中的失误或不足，对后来者也是一种启示。遗忘，漠视或拒绝这份浸透了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不该，而且有罪。
我们当然应该明白，当年这批思想探索者都很年轻，而且都被禁锢在缺乏国际资讯的环境里，其思想的粗疏是难免的，但正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内心的冲突格外显着，因而更能激发起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杜嘉慕写的《组织性与良心》，正是林昭在思想转变关头所遇到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钱如平写的《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就是林昭在狱中坚持奋斗的座右铭。
北大学生的民主运动
有关1957年学生民主运动实际活动情况的文献，坊间甚少，现就手头仅有的资料，作一番粗略的追踪。
自从毛泽东在1956年5月2日在第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中共便在知识界推动鸣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要克服党内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对党政所犯的错误和缺点展开批评。于是统战部推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自五月八日起至六月三日止一共开了十三次座谈会。这就是所谓大鸣大放运动。在此种热烈的气氛下，北京学生也酝酿行动。
五月二日下午，北京西郊几间大学和学院的学生活跃份子聚集在颐和园昆明湖商讨活动计划，作出五点决定：1、举行五四晚会；2、将目前社会和学校的不良现象和改革的对策，用大字报和讨论会的方式表达出来；3、计划创办一个刊；4、以各种组织方式团聚同学；5、展开广泛联络，向全国各地大专学校传递民主接力棒。
五月四日，各校都有举行“五四”晚会。北大出现两个晚会，一个由官方学生会召开，在图书馆举行。另一个是学生自己发起的，在民主广场举行。参加广场晚会的人数有三、五百人，气氛热烈，参加者彼此都不叫姓名，只挥手叫一声“赛因斯”（科学）或““德谟克拉西”（民主）。主席报告后，全场高呼“民主万岁”，“自由万岁”，“五四精神万岁”。接着，中文系四年级同学张元勋朗读《是时候了》诗歌，诃中号召年轻人放开噪子，将心中的酸苦辣都抖出来，歌唱真理，举起火炬，将一切黑暗在阳光中火葬。
北京农业大学的活跃份子有粟明德、关逎孚等，他们利用校方原有的戏剧社，排演一出以该校屈死老教授余兰园为蓝本，影射校党委书记施平的剧本，名为《战斗到明天》。因为演得很逼真，台下师生都受感动。
“百花学社”与大字报浪潮
五四过后，北大的谭天荣、王国乡、龙英华、杨路、张景中、陈奉孝等六人发起筹组“百花学社”，陈奉孝被选为秘书长，谭天荣的宿舍北大廿五斋简直成了“百花学社”的办公室。刘奇弟、张锡锟、顾文选、贺永增、敖乃松、肇恒标、李燕生等，都是“百花学社”的骨干，一般同学参加的不少。据农大粟明德后来逃到香港时的报导说，人数发展到近两千人，在北京十三间院校里都设有秘密分社。五月十九日是“百花学社”正式成立的日子，因此整个学生运动便以“五一九”命名，称为“五一九学生运动”。
当天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在大饭厅的墙壁上出现。跟着，哲学系同学贴出一张建议开辟争鸣园地的大字报。当时学校党委表示不会禁贴大字报。于是第二天清晨整个大饭厅和附近宿舍的墙上满是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截至二十二日晚，己贴出五百多份，分为“民主墙”、“自由园地”、“民主论坛”、“广场”等几个版块。“北大诗社”负贵人张元勋贴出由他和沈泽宜合写的《是时候了》大字报，引起很大争论，有人认为是毒草，有人认为应该授予他们“北大诗人桂冠”。刘奇弟贴出以他自己在肃反中的遭遇为背景的小说《白毛女伸冤》。刘奇弟湖南人，铁路工人子弟，物理系四年级（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学生，与谭天荣同班。他于五五年替胡风鸣不平，在肃反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批斗，被绑在北大窗户的棱上。谭天荣是共青团员，当时也曾负责看押过他。
谭天荣冲着“毒草”的指责，贴出他的《第一株毒草》，指责官方报刊编辑，包括《人民日报》编辑，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谭天荣是念物理的，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赞不绝口，觉得在逻辑上恩格斯胜过马克思，故自命为“黑-恩学派”（黑指黑格尔）。谭天荣在整个运动中依次写过四株毒草，第一株最短，其余第二株，第三株、第四株稍长，内容丰富些。他在第一株毒草中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后来就办成《广场》。
《广场》杂志及其夭折
在大字报风暴中，曾出现油印刊物．如《五月》、《春雷》、《红楼报》、《除三害》、《助整风》、《观察家》、《争鸣》、《百花坛》等等。但《广场》是一份有规模的正式刊物，因此投入很多人力和物力。
《广场》编委会有十五人，主编张元勋，副主辐沈泽宜，实际筹画工作由陈奉孝负全权责任，另有刘奇弟、龙英华协助陈奉孝。为了筹款，他们四处奔走。同学们都热情支持，将省下的零用钱捐出来。有的人捐衣服、饭票、水笔。一位元化学系同学将自己一箱衣服全卖了，将所得的钱全数捐给《广场》。校长马寅初也大力支持，开了一张五百元人民币的支票给《广场》，却被党委书记江隆基知道，威吓他，说后果严重，马老迫于无奈，只得向《广场》编委道歉，收回支票。社会人士方面也有同情学生的，给予相当支持。
这时稿件像雪片飞来，编委们忙得透不过气来。但伤脑筋的是买不到纸张，因为所有纸张全归国营公司经营，不准卖白报纸给一个没有注册的刊物。后来同学们想出办法，分头零买，总算解决了。但印刷的难题摆在面前。于是与北大印刷厂工友联系，他们愿意帮忙在工余后帮忙偷印，后被厂方发觉，厂党委书记马适安日夜驻守厂房，计不得逞。最后用四百元人民币买了一架小印刷机，自己动手。
第一期《广场》出皈了，它的发刊词这样写道：“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定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认识。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
这一期主要的文章有：沈泽宜、张元勋合写的《是时候了》、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刘奇弟的《白毛女伸冤》、严仲强的《自由主义者宣言》、林希翎的演讲词、陈奉孝的一篇社论，顾文选的《我的遭遇》，另外还有几篇报导。
抢购者热烈，七千份差不多在一天之内卖完完。本来准备印第二次版，但校党委立即加以干涉，强行将印刷机抢走，说这是非法印刷，但合法能印吗，《广场》就此夭折。
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
北京其他大学的学生也有大字报活动，但没有北大这么有规模。
清华大学一位署名一个清华人的学生贴出一份《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直呼毛泽东为皇帝，他说：“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这方面，是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清华大学学生孙宝琮将他的一篇杂文《神、鬼、人》油印散发．神指毛泽东，鬼指共产党，希望弃神权还人权。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组织“x光社”、“苦药社”，自办油印刊物《底层之声》。
北京俄语学院的学生得到内部消息说，俄语人才过剩，毕业后不能分配出去，于是群情轰动。他们除了在壁报《破冰船》上大发议论外，更组织请愿团向国务院请愿，要求见周恩来，结果只见到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眼铭。
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甚至中学，也有鸣放运动。北大学生不停寄通讯《接力棒》给全国各校，向它们提供讯息。
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雷戟贴《二十条大纲》大字报，揭露特权，反对特权。
武汉大学举办民主论坛，集会讨论胡风问题。中文系学生吴开斌组织演讲团，向成千上万工人和市民发表演说。
四川大学女学生冯元春也有同样行动。她两次向成都学生、市民和郊区农民演讲，听众达数万人。
广东中山大学大字报始于四月间，主要由历史系学生汪剑鸣、程万里、蔡全照、卢永达四人带头，对该系党支部副书记黄俞进行斗争，动员全校同学举行环校示威游行。历史系同学周中坚发表向哥穆卡致敬的大字报。另外，同学们还替肃反时被错斗而自杀的刘雪明伸冤，开追悼会。中大还发生一件趣事，省长陶铸为了“亲民”，到该校饭堂与同学同食。一位女同学向他敬上一碟菜，上面摆了一条蚂蝗。陶铸一看，以为是厨师失职，但女同学对陶铸说：“据农民经验，蚂蝗吃进肚里会复活，且繁殖迅速，比毒药还可怕；请问党的鸣放政策是不是像我请省长同志吃蚂蝗一样？”这样的“玩笑”开得真辟鞭辟入里，很有预见。
陕西师范学院的鸣放最激烈，竟动起粗来。学生们冲进党委书记办公室，用木板将门钉死，又占领了团委书记办公室，接管了学校广播室，将生物系党总支部书记半夜从被窝里拖出打了一顿。简直像造反。
运动参与者的受难和牺牲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毛泽东在党内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指示。鸣放结束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目的已经达到，现在要开始倒算了，一场可怕的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
“五一九”学生运动，从五月十九日起到六月八日止，总共只有二十天，它比“六四”还短。但这短短二十天所留下来的激情事迹和异见思想，相当丰富，它们确是中国历史的宝贵遗产，值得搜集、发掘、记载和寻思。
然而，这二十天的自由鸣放，代价实在太惨重了。
《人民日报》于六月二十一日公开宣布“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所有学生运动中的主要分子和积极分子都被定为右派分子，镇压的铁锤立即打了过来。林希翔被判徒刑十五年。谭天荣被判十一年劳教，然后又在家乡劳动，总共劳动了二十二年。陈奉孝入狱十五年，劳教七年，合共也是二十二年。张元勋判刑八年，文革时又要劳改，至七九年才平反。沈泽宜被遣回家乡做苦工。刘奇弟被判刑十五年，在狱中的“狗洞子”小号里冻死。张锡锟被劳教后于七六年枪决。还有许许多多人被打成右派，因为音讯隔绝，现在还不知下落。
林昭在运动中因为替《广场》写过稿，被打成右派，留校在资料室监督改造，后来与张元春、顾雁办《星火》，与黄政朱泓等计划组织“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被判二十年徒刑，因为她在狱中坚持抗争，终被枪决。
这批北大学生，个个才华超群，睿智敏思，英年有为，仅仅因为在这二十天“钦赐”的言论自由中昂首探索，提出创新见解，便要承受二十年左右的苦役折磨，甚至付出宝贵的生命。多么恶毒呵，集权主义者的暴政。
暴政与自由是绝对对立的。共产党的暴政，决不允许人民有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抗争自由。它使用百倍残酷的手段去对付异见分子，就是要将异见消灭在异见者有为时期或有生之年，迫使任何一个异见者部无所作为。如果异见者还有一丝作为的话，它就不惜将其肉体消灭。
一九五七年学生民主运动的经验是可贵的，而运动中受难者和牺牲者的经历，更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不要忘记历史，特别是专政者想要抹煞的历史，否则，这类历史的罪恶仍会不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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