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秦越采访报道）“大赦国际”发布的年度报告说,去年全世界被处决的人数是10年以来最高的。中国被处决的人数居全世界首位,其次是伊朗.全世界每10个被处决的人当中,就有9个在中国。 中国处决的人数超过其它国家的总和。 “大赦国际”提出的中国被处决人数约为3400是一个大概估计,实际数字很可能比这个高得多， 2004年3月中国的人大曾透露，中国每年约有一万人被处决。
大纪元记者秦越就此采访了华盛顿的人权律师，中国问题专家叶宁。他认为中国的死刑人数年年稳居世界冠军，这是中共建政后的惯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导致中国滥用死刑，草菅人命。从中国人死刑数居世界之首这个事实来看，中国人的生命价值是最低的。被告在刑事诉讼程序非常不健全、非常粗糙的情况下，草率的判处死刑剥夺当事人的生命，这是一种非常反动、反人类的现象。
当社会上一小部分人的生命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时候，社会上大部分就生活在恐惧当中。所以死刑问题并不只是当事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民族所面对非常重大的问题。所以仅仅是为了从保命这点出发，为了维护人的生命权或者生命的尊严的这种角度出发，中国人民也应该发起结束这样一种极权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记者：根据国际特赦的报告2004年全球的死刑犯是3,797人，中国的死刑犯占了3,400人，就是说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实际上处死的人数可能比这个还要高，就像2004年人大透露有一万人被处死。我请问您，为什么中国处死的人数会是全世界最多的呢？
叶宁：其实这是个老问题，在死刑的问题上中国是年年稳夺世界冠军，一般全世界的死刑犯的总数加在一起不到中国处死人数的一个零头，这个大概是中共建政以后的常例和惯例。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为止它奉行的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这套东西，中国在政治的时间表它永远冻结在1956年3月16 号就是苏共二十大之前，所以这一页日历从来没有翻过来，尽管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由于中共他坚持的是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和国家型态下面，它就滥用死刑特别是对罪不该死的，特别是对大量的非暴力犯罪也动则使用死刑，这个问题就是说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
中国经过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和中国人民经过了许许多多惨痛的教训以后，曾经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试图拨乱反正、试图建立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并且试图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法治体系，所以1978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控制下面的人大常委会做许多工作，特别是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有人民法院组织法，这些就是曾经试图把中国的刑事犯罪审判和诉讼程序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并且试图使法院所进行的审判活动和司法活动制度化、法治化。但是到了198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些元老的带领下就搞了一场“严打”，这场所谓的严打一直维持到今天，年年搞严打。这个所谓的严打用搞运动的方式来处理法律领域的问题，来处理司法审判和刑事罪犯的问题，这个是中国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长期的流毒所在。确切的说是1983年的七月份开始了严打，实际上是对中国刚刚建立的一种初步的法治建设是大规模的、浩劫性的、灾难性的践踏，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整个法律文化又一步一步的走回到老路上去了，走回到极权法西斯主义专政的老路上去了。
中国的这种法律文化的特点就是完全无视人民，特别是被告的这种诉讼程序性的权力，无视被告在这些关系到他们生命自由的人生基本权力。这些问题作为一种特别是它罪恶性的表现，那就是大规模的滥用死刑、草菅人命。如果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集权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体制和政治文化、法律文化，不从根本上加以变更的话，那么中国人民的生命权是得不到保障的，而且从中国死刑的人数年年高居世界之首的事实来看，就是说中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也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当中排列应该是最低的。所以中国人民的生命价值在中国共产党的铁蹄这种统治下面是最不受到重视的。
记者：这些死刑犯当中这些人的成分是什么？由哪些人构成？
叶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近更新了它的刑法典，从中国新的刑法典里面零零总总可以判出死刑的大概有七十多种，从故意杀人罪到伤害罪、流氓罪、贪污罪，然后政府到补杀国家珍惜动物的罪种都是可以判处死刑的，虽然有一些刑事罪犯他的行为本身也是很恶劣的，比如说补杀中国国宝级的熊猫或是盗卖熊猫皮，这样的行为是很恶劣的行为。但是如果把参与这样活动的猎人或者农户，特别是被中国共产党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的这样一些生活在最低层的农民，动则因为他们补杀一些国家保护的珍惜动物就给他们判处死刑，把他们枪杀了。这样一个造成极大讽刺性的现实就是说人命不如动物的命，人命的价值比动物的还要低贱，这是人类文明不能允许的，这样侮辱中国人民的恶性行为。这种非常恶劣、极端的司法恶例，实际上是集中体现了中国长时间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暴力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只是死刑案间受害者的问题，或是他们家人、亲人的问题，这是全民族都面临的问题。
当社会上一小部分人的生命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时候，社会上大部分就生活在恐惧当中。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当事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民族所面对非常重大的问题。所以仅仅是为了从保命这点出发，为了维护人的生命权或者生命的尊严的这种角度出发，中国人民也应该发起结束这样一种无产集权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东西不解决的话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比较严重的非暴力性的犯罪包括所谓贪污、卖淫、投机倒把对这样的这种罪种，这样罪种里面的被告在刑事诉讼程序非常不健全、非常粗糙的情况下，草率的判处死刑剥夺当事人的生命，这也是一种非常反动、反人类的现象。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搞严打，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进行这种严打行动呢？
叶宁：因为似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迷信暴力，可能它也确实是这样，杀人可能是它维持统治的最后一个最有效的屏障，当然它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它现在起的作用是愈来愈有限。如果中国现在管理整个社会的知识菁英、技术官僚们不找到更新的这种思想方式和全新的方法论，来改进他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软件的话，还是继续迷信靠单纯的赤裸裸的血腥暴力来维护这种统治方式的话，将来某一天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会成为这种血腥赤裸裸的暴力的受害者。
记者：许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在全世界大概有76个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为什么废除死刑成为一种趋势？
叶宁：对，我们看到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为主要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前后废除了死刑，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也都废除了死刑。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以前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铁幕后面的这些前共产国家，在推翻了共产党统治以后也非常急迫的采取废除死刑的措施。实际上这个废除死刑可以说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尽管我们看到社会上确实有一些震撼人类良知的恶性刑事犯罪，有的时候这样的巨大刑事犯罪会对人类废除死刑的努力提出非常严峻的挑战。但是作为一种人类文明进化标准，这种原始古老的、这种同态复仇的方式，和人类文明发展是愈来愈不相称。因为现代日新月异的巨大的科学技术带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种规模、速度，和深度已经远远的、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的传统思维和传统思维文化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愈来愈多的国家加入废除死刑国家的行列，这是一种人类社会非常健康发展的标志。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我们可以设想，长期以来就是迷信乱使用重点的集权主义统治者，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当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行动把集权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加以结束的时候，可能中国也会非常急迫的加入前东欧这些共产前主义国家的行列，成为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那么这样的话，中国这块土地会干净很多，不会一天到晚浸润在许多无辜或者罪不当事的血泊当中。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
我听过一个福建来的老农民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到美国来是为了逃避中国政府的强制一胎化计划，他就是要生很多孩子，我为什么只生一个孩子呢？如果我只生一个孩子的话，而共产党这么乱杀人的话，他杀掉我的孩子而我只有一个孩子的话，那我不就断子绝孙了？现在我们就面对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面对共产党统治文化也面对着这么一种悖论，一方面他要求或者是用强制的方法、用鼓励的方法或是用非常野蛮镇压的方法，要求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于此同时，他又用非常原始的、落后的、野蛮的方法，就是说草菅人命、滥用死刑，这两种方法论加在一起他产生的后果是非常荒谬的。所以从各个层面来说，现在重新考虑中国这样一种和时代、整个世界发展趋势愈来愈脱节、愈来愈不适应的这种死刑制度是一个非常迫切的历史性课题。这也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非常现实的现实生活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严肃的对待、严肃思考，如果这样下去的话，用共产党成就的、落后的、反动的、腐朽的统治方式，老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即使有全世界几万亿美金的输血，这个中华民族走上的也是一条万劫不复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死胡同。
记者：国际特赦报告中还说中国许多死刑判决所谓证据是通过酷刑逼供得到的，就像前几天我看到媒体报导一则杀妻案：就是十多年前某个农民他的妻子失踪，他的娘家人怀疑是这个农民把他的妻子杀掉了，然后这个人被警察抓到以后刑讯逼供，最后是屈打成招被判死刑。今年这个人的太太又重新出现了，证明这是个冤案。
叶宁：实际上冤假错案各国都有，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点，冤假错案的问题倒也不一定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特产，他在美国这样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也有冤假错案。当DNA（脱氧核唐核酸）刚刚用来进行刑事鉴定的时候，通过DNA的鉴定就发现了许多美国的一些死刑犯证据不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法治非常健全的国家也有可能产生冤假错案。在中国由于他没有健全的证据法，又加上在司法审判程序当中缺乏对当事人非常有效的保护和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他发生冤假错案的情况，就非常的严重、非常的普遍。
我在我的司法实践当中，在我的律师业务实践当中，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案件被中国政府指控为严重刑事罪犯的被告，我通过检验他的一大箱一大箱的刑事证据以后，发现许多证据准备的非常潦草，根本就不能作为严格的证据来用的，漏洞百出，连证人的性别、年龄基本事都搞不清，而且这些证据他还是向国际刑警组织和美国司法部提供的，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橱窗案件都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证据上的问题。那么可见在阳光照不到的这些黑暗的角落会有多么严重的问题，在这些严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身为中国的领导者，比如讲如果我要给温家宝总理提供一个意见的话，那中国政府应该在中国国会的人大常委会创办一个三年以内暂停死刑适用这样一个暂时冻结死刑的提案，由人大常委会通过成为一种法案。为什么呢？就是说你需要把这些东西规范化，需要时间来整理把司法证据、诉讼程序、律师辩护这些制度化、规范化，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避免把一些无辜的人或罪不当事的人送到断头台上去的这种悲剧，而且这种悲剧就是说当他大量的刑事出现的时候，那他关系到的就不是当事人或受害者本人的问题，他关系到的是一个民族整体价值观、整体形象和整体尊严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好解决的话，中国的政治时间表将会永远冻结在前戈尔巴乔夫时代，前苏共二十大之前的史达林主义、集权主义的黑暗统治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前景就不是很美妙的，这样的一种前景就是很黑暗的。
记者：：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我讲的重点是他那些证据是通过酷刑逼供得到的。
叶宁：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起那些带头作用的，他非常爽快的加入许多联合国所主持的保护人权的国际公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际反酷刑公约的谛约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签署了联合国国际经社公约，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力公约，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谛约国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用右手在签署这些保护人权的国际公约，另一方面右手签署的公约墨迹未干；左手又沾满了非常随意处决人犯的鲜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这种行为方式是非常值得加以批评的。你如果用酷刑的方式来取得口供，进而来作为量刑定性的根据的话，这个一定要产生冤假错案，严刑逼供得来的证据是最不牢靠的证据，证据必须在有充分的辩护、有充分诉讼程序的保护下通过双方的反击，质询证人，对证人进行质证这种情况下，不能靠几个公证也不能靠一些非常可疑的、非常不牢靠的证人，包括被告自己这样一种不牢靠的证人行训逼供下所提供的证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证人和证据出了问题，那这个案件的整体质量就发生了问题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往往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冤假错案。连毛泽东这个生前中国最大的集权法西斯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党魁，都说过在死刑问题上要慎重，人头不能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人头掉了是不会再长回来的。那么元凶尚且如此说，他的继承者们似乎更应该在判决中国人民死刑的这个问题上应该更加谨慎才好。但非常遗憾，我们看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记者：在中国司法系统当中，酷刑逼供是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呢？
叶宁：实际上这是一个制度性现象，酷刑不逼供我可能又要为中国政府辩护几句，因为刑讯逼供倒也不是中国一国的特产，可能各个国家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刑讯逼供。比如前一段时间揭露出来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当中，在伊拉克的监狱里面就是以前美国在古巴这个领土上的海湾关押所谓恐怖主义份子的拘禁场所，我们看到了美国、英国这些占领军被监狱当局零零碎碎透露出来的令人非常震惊的刑讯逼供，不尊重刑事被告人格的作法。这样一种作法实际上都是一种非常震撼人心非法的行为。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民主和法治的西方自由国家的话呢，他就很难成为一种制度性现象，但是他还会不断的发生，相信他不会是第一个案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案件。但是他会经常受到揭露，受到不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媒体的披露，也会受到一些政府的制衡团体包括在野党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披露和批判，这样一种制衡的方式就大大的减轻由于人性的阴暗面而造成的这样一种司法制度的黑暗现象。但是如果是一手遮天的制度，政府本身既没有权力的分裂和制衡，又没有缺乏自由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媒体的监督，在这种况下所发生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就会像癌细胞一样恶性的扩散。实际上正常的细胞一天到晚也在不断的分裂，不断的激变，我们每个人身上每天都在产生细胞激变，这种剧烈根本性的变异就是癌细胞的生存。但是如果一个人身体上有健全的免疫系统有体细胞把这些癌细胞消灭，那么这种每天分离出来的癌细胞就不会发展成恶性肿瘤。但是一个集权主义国家他的这种免疫机制是受到压抑的，或者是受到全面的冬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机体当中产生的细胞恶变就会发展成恶性肿瘤。这个就是区别。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需要进行制度民主化的变革，需要从根本上对史达林主义、集权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型态、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进行洗心革面的变更和改革，只有这样，中国的这些包括滥用死刑制度这一类的许许多多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记者：最近联合国负责调查酷刑的官员诺瓦克表示他接到中国的申请，接到中国方面的邀请，请他去中国的监狱可以自由会见那些犯人，让他调查酷刑问题。您觉得他到中国去能调查到真实的情况吗？
叶宁：这个问题还是从两面来看。首先，中国政府这个姿态从国际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姿态，这和中国政府当年完全拒绝国际社会对他进行批评和监督的这种行为方式已经有了一些方法上或点点滴滴的进步。从另外一方面看，中国管理国家事务的基础官僚阶层也变得愈来愈聪明、愈来愈圆滑，在处理国际公共方面显示了一定的执政者的老道、老练和成熟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他建立一些橱窗式的监狱，就是特别挑选一些犯人来做为橱窗蒙骗西方人，他还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你根本不可能有独立的媒体在进行跟踪，对这些事情进行挖掘。在这种情况下他向国际社会做出一些友好的姿态来进行欲盖弥彰的作法，从整个来说，他是不可能由于联合国的官员包括和美国国务院人权事务的官员进行人权对话，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权恶劣的现状，因为他造成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根源性制度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由于采取这样一些积极的姿态，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能也或多或少的在一些局部的、有限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会对这种刑求犯人以及司法黑暗的这些情况有所改善。在这点上来说，中国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向国际社会表达善意的作法还是一种正面的，应该加以非常谨慎的、肯定的一些作法。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种肯定、这样一种正面的评价必须是非常谨慎的，必须是根据他真正能够改善的程度有具体的统计数字和事实资料来加以证明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讲法最终才能成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