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日讯】我出生在大陆一个所谓高干家庭。从小，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就在我心底植入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是我生命里程中不同阶段的最高追求，我必须竭尽一生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父亲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游街、批斗、后来又被关入牛棚，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受尽折磨、白发苍苍的他才终于得到“平反”。尽管如此，父亲对党的信念从未动摇。多少次促膝谈心，他老人家一再告诫我说：“党的方针政策是英明的，之所以产生许多问题，那都是具体执行政策的人在理解上出了偏差，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失误，任何一个政党都会犯错，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要勇于纠正错误，始终坚定不移地向着最终目标前进。”也许是出于对父亲的信任和崇敬，也许是由于整个文化大革命我都是在懵懵懂懂、似懂非懂的年龄度过的，我全盘接受了父亲这一理论，对党的光荣、伟大、正确从未产生过任何怀疑。
八十年代初期我毕业于某大学新闻系，在父亲所工作的省分作了一名党报记者，我自幼喜爱文学，上小学、中学时作文就常常得奖，毕业实习所写的几篇报导也都受到好评，再加上傲人的家庭出身，正是过去国内一个时髦的形容词所形容的“根红苗正”。因此，报社新来的大学生一般都得先到校对组或群众信访部之类部门锻炼一段时间，而我一进报社就被安排在新闻部。年轻的我真是如鱼得水，锋芒毕露，不论是宣传党的各种决策，还是采访各级领导、模范人物，我对每一篇稿件都灌注了自己的满腔热忱。
约半年后，我被派到省里某市报导当地的一个会议。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采访任务竟促成了我人生信仰的一个重大转折。
去邮局发出会议闭幕的消息，我浑身轻松地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上，突然，前面一家粮店里传出一阵大声吵嚷：“这米都生霉了，叫人怎么吃啊？”“是啊，吃了非生病不可！你们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我急忙赶上前去看个究竟，真的，走进粮店，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捧起把米来仔细一看，不少米上都生出了灰黑色的霉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心里也有一丝抑不住的紧张和兴奋——以前我所采写的报导全是正面的、歌功颂德的，朋友们曾半开玩笑地打击过我：“别以为记者有“无冕之王”的称号，其实还不是只能报喜不报忧！”我曾暗下决心，一定要拿出几篇揭露阴暗面的文章来让他们看看。今天无意中撞上此事，不正是绝好的报导题材吗？！我与在场的几位顾客一一作了交谈，又跟粮店主任及营业员们聊了半天；这家粮店的采访告一段落，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第二家、第三家粮店…直到天都黑了，我才疲惫而愉快的回旅馆。
按照预定好的作战计划，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市粮食局。凭着亮出的省报记者证，我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通过了传达室这一关。接待我的是宣传科科长。听完我的自我介绍，科长沉吟半晌，拿着我的记者证翻来覆去仔细端详，好像要验证一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后，科长让我坐着喝茶，他却出门去了。好不容易等到科长回来，我被带到了办公室主任面前。这是一位面容慈祥、富富态态的中年妇女。在她的要求下，我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说明了我的来意，而她一开口，却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介绍情况：“你从省城来是专门为了报导这件事吗？”我告诉她我是来参加某某会议的。她又问：“是什么人向你提供的报导线索？”我说我是偶然碰上的。她还有第三问：“昨天有个省报记者跑了市里几家粮店，说是要报导我们市卖霉米的情况，就是你吗？”我暗忖他们的消息还蛮灵通嘛，虽然觉得她的口气不大友好，我仍笑着回答：“是我。”主任的口吻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你是来报导某某会议的，为什么跑来调查我们市的粮食问题？是谁给了你这个权力？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这顶大帽子一下把我给扣火了，我大声反驳：“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心和职业道德给了我这个权力！对不起，我不想再和你谈了，我要找你们的党委书记或者局长，除了了解情况外，我还要向粮食局反映你的官僚作风！”
我与这位女主任吵得不可开交，直到那位宣传科长赶来作和事佬。在我据理力争之下，我终于见到了粮食局的党委副书记。这位双鬓染霜的长者态度和蔼却又不失威严：“你还很年轻嘛，到省报多长时间了？前途无量啊！哈哈哈…”“出售这些陈米是经过市委领导研究批准的。你是新记者，看问题不够全面，处理事情容易冲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从宣传科长到办公室主任再到党委副书记，那天他们到底跟我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想复述了。总之，整整一个上午我不但一无所获，回到旅馆时还憋了满肚子气。真没想到写一篇揭露文章竟有这么难！我决定下午再继续去战斗。
还没动身，我房间的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新闻部老主任那熟悉的嗓音：“你怎么搞的，会开完了就赶快回来嘛，还在那儿给我捅什么漏子？我告诉你，某市市委宣传部的告状电话都已经打到报社来了！”我气得嘴唇直打哆嗦：“主任，他们这是恶人先告状！某市的国营粮店居然卖给老百姓发霉的米，这种事我怎么能瞪着眼睛不管呢？”老主任截断了我：“这种事根本就不是你管得了的！你想没想过这种事公开见报会有多坏的影响？简直乱弹琴！你马上给我回来！”
回到报社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某市国营粮店卖霉米的情况写成了一篇内部参考。不是公开见报影响不好吗？写内参该可以了吧！这篇内参交上去后，我的心里总算好受了一点。
下午下班前，秘书通知我到总编辑办公室去一趟。这位总编是父亲多年的老战友，私下里见了他我都是叫“叔叔”的。关上房门，总编把我写的那篇内参扔给我，劈头盖脸给了我一顿训斥：“你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我真没想到你在政治上竟会如此幼稚！告诉你吧，要不是报社领导给你挡着，你这个漏子可就捅大了。反右你没经历，总该听说过吧？你这事要是放在那会儿，你早成右派了！你别打岔，现在的确不是反右时期了，可这样的事还在照样发生。多少才华洋溢的青年记者都是这样给毁了的…”最后他再次警告我：“这事千万不能让你爸爸知道。省、市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千头万绪，十分复杂，我跟你说不清楚，你爸爸那个脾气，让他知道了很可能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总编办公室的。以后的好几天里，我的脑子一刻不停地拼命思考这次采访的整个经过。我开始有了疑问——卖发霉的米给老百姓吃，不管其中有什么原因，这符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吗？如果没人知道倒也罢了，但是事实可能会被揭发，有关人员不但不去及时改正，反而同心合力百般阻挠，这又难道是党所提倡的人民公仆的形象？固然正如父亲所说，所有不好的事都是一些个人所做的，不能代表党的整体。然而什么是党呢？党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党的方针政策不正是通过每一级党的领导，每一个具体的人去实施，去体现的吗？
在我年轻单纯的生命中，这是第一次有如此沉重的思考。说老实话，对政治我既不大懂、也不感兴趣，所以既想得不深也不敢深想。不过，这次经历至少让我想明白了一点：“我的力量是何等脆弱、何等渺小，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再也没有勇气去做那种以卵击石的事了。还有，父亲一生坎坷，我绝不能以自己的一点血气方刚去牵累他本应平静渡过的晚年。”从此以后，我尽所能地使自己离开政治，无论做任何采访报导，我都前瞻后顾，谨小慎微，绝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许多年过去了，多少往事都已经逐渐淡薄。但“霉米”事件给我造成的巨大冲击却始终鲜明于心、如鲠在喉。现在，父亲和报社当年处理过“霉米”事件的几位长辈均已作古。恰又偶尔听说了这次征文活动，我终于决定如实写出这段经历。然而，如今的我早已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我写只能尽量写得遮遮掩掩，只能辗转拜托定居海外的朋友帮我投稿，但愿不要因此而连累了人家。多么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老百姓以至新闻媒体都能毫无顾虑、真正地畅所欲言。到了那时我们的执政党大概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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