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9日讯】
攻势三：用“经济独立”确保“主权独立”
当美日把台湾纳入“共同战略目标”，绝不许台湾或中国以任何理由“改变台海现状”，日本甚至主张台湾海峡“不是中国的内政”，美日以及欧盟又对中国针对“攻台的合法性”新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极力反对与反制之际，台湾与中国其实都已心知肚明，两岸在军事政治上的竞争，已被全球列强“全面压制”，任何一方只要逾越所谓的“红线”，都会遭致列强有力的报复甚至惩罚，台湾在过去18个月所受的“屈辱”实属罕见，全民自当“刻骨铭心”，究其原因，则是“台独”逾越了“红线”！中国在过去两个月，则是把过去18个月花极大力气所赚来的“压制台湾”的气势全部输光，还因“台湾问题”或“台湾海峡”被“国际化”了而“惨赔”，无它，鹰派嚣张，动武的决心也逾越了“红线”！“台湾是世界繁荣与和平的枢纽”，于此可见一斑！这是我们在台美断交25年来所衷心盼望的结果，至少在政治与军事上，台湾已经安全无虞，在这个“进不能进，退无可退”的难局中，两岸不可能再“赢得什么，失去什么”，反而是“谁想多赢一分，就一定失去两分”。局势已经改变，战线必须转移，但是，我们是否已经察觉了？危机是否真的过去了？
过去15年来，台湾由于把两岸的“政治斗争”扩大到“经济政策”；以及“台独”倾向“分离”的立场，使得台湾在面对中国时采取了“戒急用忍”与“去中国化”的保守、被动、甚至是退缩的策略，除了以“国家安全”的理由“一昧防堵”之外，台湾对中国可说毫无策略可言！以致于在中国动用强大的“民族主义”，以及“以商围政”的统战攻势之下，逐渐的被孤立（14亿华人）、被分化（政府与人民），经济格局甚至已成“依赖中国”之局，台湾已逐渐走入中国设下的“陷阱”，被动、分离的对策，已让台湾陷入困境，长此以往，等到在经济上台湾完全无法“自外于中国”时，台湾自然“瓜熟蒂落”，重归“祖国怀抱”了，这种结局连神仙都救不了，更何况这些“干着急”的美日欧盟等列强了！
在对抗中共的民族主义方面，我们只要“搁置”那个“既无虚名，又受实祸”的“台独立场”，展现台湾这个“自由民主法治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无穷魅力，深入14亿华人之中，以拥抱并复兴“中华文化”，从中取得完成中华民族“全面现代化”的领导权与代表权，我们将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而可以将中共完全“边缘化”！中共会陷入“四面楚歌”，甚至是“十面埋伏”之中！在这一方面，“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在经济方面，台湾如果没有一整套“攻势的策略”，我们将全面而快速地“向中国倾斜”，在这一方面，“时间却站在中共这一边”，此所以几年来，中共“好整以暇”、“气定神闲”地力主交流，推动三通，拉拢台商，开放市场，甚至愿意提供台湾“优于CEPA”的待遇，只要台湾“承认一中”的话。由于台湾当局轻率的以“敌我关系”为借口，采取被动逃避的经济政策；短视无知，不能穿透表象的困境而洞见台湾这个“千年一遇”的历史机遇；“行政怠惰”，勇于斗争已经“走投无路”的反对党，推卸责任，而不奋力凝聚共识，为台湾找到出路！经济本为台湾的“超级强项”，如今却反被中共所利用，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是，中共用“台湾的强”，来打“台湾的弱”，经济居然成为中国的“超级强项”，这不是一大吊诡吗？我们的危机就在经济！
第四个奇迹－－经济篇
本来，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是很正常的事，因为我们确知对方不会运用经济的手段作要挟，以达到政治的目的，反而会有互惠与回馈等改善关系的措施。此所以台湾长期容忍台日之间钜额的贸易逆差，美国也长期容忍美台之间钜额的贸易逆差之故！台湾与中国之间则不然，中国正是千方百计，运用一切手段想并吞台湾的国家，其政治目的远高于经济目的，可以说无论经济、文化、三通、乃至于最近大张旗鼓的“开放台湾农产品进口”，都必须服务于其至高无上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台湾与中国往来最艰难之处，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我们甚至无法脱离所谓的“大中国经济圈”，我们却必须时刻提防中共的“经济统战”，藉逐步的“经济整合”而达到“经济并吞”的目的。我们应该做到的是：让中国非依赖我们不可，而非我们依赖中国，让中国非要我们服务不可，而非我们仰赖中国的服务，让中国成为台湾的一个选择，而不是台湾唯一的选择。
建构亚太研发中心
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在经济活动的各个价值链中，“行销”创造了最大的价值，它创造了品牌，掌握了通路，也决定了商品的价值。“研发”则是持续提高商品价值，提高或至少维持毛利，以摆脱“抄袭者”激烈的价格战的核心活动。“制造”已是整个价值链的末端，不易凸出“差异性”，附加价值较低，因而讲究经济规模与不断降低成本。行销掌握市场，研发掌握产品，制造则掌握产能，这其中行销的“不可掌握因素”最大，因而最是困难；研发在于能够“凑齐”创意、人才、与技术，有赖于成熟先进的学术与科技环境，亦属不易；制造则只须少数的关键人才，其“可掌握因素”最多，甚至越低价的土地与人力越有竞争力，也因此其“附加价值”有“日趋末流”的趋势。行销研发与制造可以完全脱钩，一个公司并不需要具备这三种功能，而这三种功能也不一定要放在同一地方，此所以美国几已完全没有了大量制造的工厂，只剩行销与研发的公司，很多硅谷的公司其实只是一个“研发公司”，把产品交由台商在大陆制造，挂上别人的品牌销售，或自己另雇行销人员在美国与全球行销。这种安排，可以充分发挥各地方的“比较利益”，而让这家行销或研发公司的利润极大化！没有工厂一样可以做行销，没有工厂一样可以做研发，美国已经没有大量制造的工厂，却仍不失为一个“科技强权”，只要他掌握品牌、通路、技术、与人才，全世界都要买它的帐，都必须向他低头！
台湾的工厂绝大多数也已经外移大陆越南等低所得国家了，现在还留在台湾的功能，也多只剩行销研发财务与经营管理等附加价值较高的活动，现在的关键是：台湾的研发功能不能再流失，台湾的行销功能必须再加强，相较于硅谷，我们的优势是：台湾的研发费用是硅谷的三分之一，台湾又极易掌握大陆“低成本”制造的产能（自制或委外），这两者已使台湾占尽竞争优势！如若再加强建立品牌、掌握通路的能力，台湾简直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了！当然，加强“包装台湾”，凸出台商“研发产品”，“全球运筹”，以及“售前、售后服务”等杰出能力，以赢得品牌与通路客户的信赖，而只将订单交由台商全权处理，可以是“迈向行销”的第一步。于是，眼前的急务，就是如何巩固并强化台湾的研发能力，亦即建立台湾成为“亚太的研发中心”了！“研发中心”与“制造中心”的条件完全不同，研发中心并不像制造中心一样以“低成本”与“高优惠”为前提。美国的硅谷营运成本为全球最高，也没听说硅谷有任何免税或土地的优惠，这仍不妨于硅谷成为全球最大最强的“研发中心”！而且，“研发中心”会有“群聚的效应”，当一个“研发中心”因学术、科技、人才、以及产业的勃兴而壮大之际，所有的“服务体系”，如金融、创投、上游零组件、下游行销体系，乃至于研发工具、技术授权等等，都会优先服务于此一“中心”，形成一个庞大的“垂直”与“水平”的分工体系，后起的其他研发中心，则因无法得到这种“待遇”，多成不了“大器”，所以，像硅谷这种超级的研发中心附近是不可能有可与抗衡的其他研发中心了，这里所谓的“附近”，可以是方圆5000公里，因为全美国也就这一个硅谷了！台湾的地位，可以上承硅谷这个“全球科技的领导者”，下接中国这个“全球的制造中心”，而定位为全球最大的“应用研发中心”，当台湾掌握了全球科技新产品的研发，也就意味着台湾可以决定新产品要在哪里制造，也极可能“垄断”全球科技产品的订单！而且，这个“应用研发中心”一旦建成，5000公里以内，也就是全亚洲就只有台湾这个超级“应用研发中心”了！台湾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倾全力建成这个独一无二的“应用研发中心”。台湾就会更具主动性，中国就必须更“依赖”台湾，全球列强也会更需要台湾，因为台湾已成为全球科技产品“推陈出新”的“超级引擎”，这本身就是一个极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个超级的“应用研发中心”绝不能被上海抢走，否则，这会是台湾的灾难，也会是全球的灾难！我们当然有所不足，我们研发人才不足，我们与大陆无法“三通”，我们的政府更是缺乏洞见与胆识。我们这个研发重镇要向全球的研发人才开放，要向全球的企业开放，我们所号召的研发人才，要让台商企业雇用而有余，要让外商企业雇用而有余，甚至连中国的企业都不惜成本争着来台设立其研发机构，这些都极有助于台湾这个超级“应用研发中心”的“群聚效应”。另外，不能三通，其实是台湾要创造“第四个奇迹”的重大障碍，当最大的“研发中心”与最大的“制造中心”无法直接通航、通汇、通电，不只逼得外商“痛苦地”选择上海，连台商都不得不开始在上海苏州建构“第二研发中心”了。长此以往，能不将台湾产业“连根拔起”？不能三通，还有更大的后遗症，台湾本来极有可能成为“亚太营运中心”与“亚太金融中心”，这与“亚太研发中心”可以互相加强而将台湾拱上“亚太的中心”与“世界的枢纽”的地位，就是不能三通，这些荣光现在全集中在那个本来就要没落的香港，以及那个其实还远不及格的上海。结果是：不能三通，造就了香港的繁荣、上海的进步，而台北只得“斯人独憔悴”了！
重建高附加价值的制造业
台商把中国建成最大的制造中心，更是全球唯一的高科技制造中心，其实隐藏着极大的风险，中共自身的“朝令夕改”与其“腐败政治”，使台商的投资、财产、甚至生命，都难获保障，而正在恶化中的环保、能源、传染病、甚至社会动乱等问题，都可能使台商蒙受重大损失。政治上的捧蓝打绿，以商围政，乃至于“反分裂国家法”，在在都令台商动辄得咎，尤其没有“第二制造基地”，更令中共“有恃无恐”，简直把台商与台湾人民当作“笼中鸟、瓮中鳖”了，其敢于肆无忌惮的“恐吓台商与台湾”，正是看准了台商已掉入“关门打狗，无路可逃”的陷阱了。台湾与台商真的就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吗？真的就别无选择了吗？或许未必！
王永庆先生曾一再呼吁要建立离岛特区，大量任用外劳，其待遇则与本国劳基法脱钩，用最低的薪资，完全恢复台湾的制造业，其友人吴惠然先生称：这种以外劳为主体的制造业，还可以保住三分之一的就业机会，亦即每增加三个外劳，就增加一个台湾人的就业机会，如采购、品管、领班、经理等等。这比起现今台湾工厂的大量西移，寖至于研发、经营，以致于整个产业链连根拔起，因而造成过去十年来台湾失业率居高不下，国民所得长期停滞于12000美元的窘境要改善许多，甚至让台湾的经济再度飞跃，连政治困局都可能解开！以目前主要外劳供应国的本地月薪，如菲律宾、越南、中国均远低于100美元，且失业率居高不下，我们一定可以低于每月250美元（含吃住机票）的代价大量雇用于我们的离岛特区或所谓的“经贸特区”的工厂中。比起目前台湾几乎超过750美元的“作业员”月薪（含福利保险等），省下了500美元，亦即每雇用一个外劳，每年可省下20万台币。一个中型企业，如果雇用200个外劳，每年可以多赚4000万台币，一个大型企业，如果雇用1000个外劳，则每年可以多赚两亿台币！以台湾共约4至5万公顷的工业区，我们假定每公顷加雇50个外劳，则最多可雇用200多万人，我们假定未来五年内，台湾加雇了100万外劳，而每个外劳的产值为25万美元，则可创造2500亿美元的总产值，如果这其中有三分之一，即800亿，为增加的进口值，则五年内台湾将增加约3000亿美元的外贸总值，几乎是现在规模的两倍了！这100万外劳将“创造”30万个台湾人的就业机会！以目前4-5%的失业率，我们的总失业人口不超过50万，我们将面临“找不到工人”的窘境了！
如果我们的朝野政治家们勇敢的面对现实，愿意承担来自工人团体短期的巨大压力，我们不只让全体台湾人成功转进高附加价值的经营、管理、创意、服务等等工作，我们还找回了成千上万家出走的制造业！10年前，我们可能担心超低工资的外劳会大量取代本地劳工，现在，反正大量生产的工厂已经走光，我们只需规定：凡是新成立的制造业，每雇用3名外劳，就必须雇用一名本地劳工；而留在台湾的制造业，则即日起可以加雇外劳至其本地劳工人数的3倍为止。而凡是有大量辞退劳工的公司，则在1年内不得申请任何外劳配额。如果对外劳的管理有顾虑，亦可以先从离岛或滨海工业区试行。只要这一措施做好配套，很可能在一年之内，台湾又恢复“充分就业”的盛况了。而且，这个重建起来的制造业，基本上已与台湾的国民所得脱钩，既不会垫高我们的制造成本，又能够无限推升台湾的国民所得。因为台湾人“不做作业员”已经很多年了！这种与劳基法脱钩，以外劳为基础而浴火重生的制造业，同时会给台湾带来更多优势，如下：
1. 快速推升台湾的经济实力与国民所得：以台商在中国的投资贡献于其进出口值可能已达2000亿美元（如笔记型电脑3000万台X500美元/台 = 150亿，手机2亿支X50美元/支 = 100亿，他如主板，监视器，桌上型电脑与各种周边共计5000万套X500美元/台 = 250亿，假定每一元的进口可以创造两元的出口值，则在电子业部分可能已超过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值！）在东南亚可能达到另外500亿进出口值，共约2500亿的规模。我们设定未来五年内达到3000亿美元的增幅并非夸张，光是离岛特区增加两个石化基地、一个大炼钢厂，以及其下游产业链（鲑鱼洄游了），可能已超过1000亿美元的产值，或1500亿美元的进出口值了（如六轻本身产值7224亿元，带动中下游总产值二兆元，即600亿美元）！而为了分散风险，尤其在成本差异不大之下，大部分投资海外的台商都会回头再建制造基地，甚至全部迁回台湾也说不定。这一部分如果达到三分之一，就是1000亿美元的规模！我们要达到3000亿的初期目标，看来并非难事。也就是说在五年后，台湾的外贸总值将超过5000亿，甚至挑战6000亿美元，为了服务这快速增长的庞大进出口作业，我们在海陆空方面将巨幅增加运能，很可能中正机场将成为亚太空运的枢纽了！而基隆、台中、高雄三港，又将恢复，甚至超过昔日盛况矣！其他在金融、旅游、以及在产业经营服务上都将衍生大量的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顺势将过剩的人力完全吸纳到附加价值较高的服务业，而完成全台湾就业结构的大转型！台湾极可能恢复每年超过10%的经济成长率，国民所得将向20,000美元快速迈进！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想想看过去20年我们众多企业累积在外的经贸实力有多庞大，我们只是一次性的“搬回”或“提领”三分之一罢了！
2.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再流浪：台商对外投资，固然以低成本高优惠为主要考量，但正因为地主国没有其他优势，才会以最原始的本钱来吸引外资。如美国的硅谷成本最高、优惠最少，全球的高科技公司仍旧趋之若鹜、争相进驻。正因为地主国没有其他优势，必然就有种种“劣势”，有些事是事先就知道，有些是所谓的Hidden Cost，“隐藏性成本”，去了才碰到，垫高了成本，还有一些根本是所谓的Fatal Problems，是致命的问题，不只直接导致投资失败，亦且有生命之忧。在台商曾经大量投资的国家中，马来西亚因为所得增高、劳力缺乏而出局，印尼、菲律宾工资低则低矣，无奈政局动荡不安，印尼有“排华传统”，菲律宾有“军警绑架”，这都是致命的缺点。台商“南进”的国家，只有泰国与越南较为成功，其中泰国工资较高，语言不通，已明显丧失竞争力，越南则因工资最低，劳工众多，政局最稳，Hidden Cost最少，没有致命的问题，因而获得广大台外商之青睐，台外商之投资正自方兴未艾。只因距离台湾太远，语言亦是障碍，还是比不过工资一般低，劳工超多，优惠超多，语言无碍，距离又近的中国，中国遂成为台商的最爱，十几年来忘情的投入，现在已远远超过1000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也占台商对外投资的最大部分！只是中国因其专制、腐败、共犯分赃与诸侯经济，其实存在着许多Hidden Cost，几达工资的两倍！也使台商的生命财产比在越南泰国还没有保障，除了少数地区如上海、江苏以及北京一带之外，其他地方的风险，几乎等同于印尼、菲律宾，甚至尤有过之！明星地区如上海、北京，其营运成本已接近或竟超过台北，明星开发区如江苏各地，业已工资飞涨，地方政府且已姿态渐高，逐渐不利于大量生产之制造业。尤要者，台商在当地培养之大量人才，引进之大量关联产业与技术，已创造了在地的竞争者，即将以更有利的“在地优势”抢夺台商的市场，就像30年前台商在台湾做过的事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台湾这个“浴火重生”的制造业，其实享有全球最佳的所有条件：最低的工资、最近的距离、最安定的社会、最可靠的高素质管理干部、以及最高效率的自由民主法治的资本主义服务机制。台商再也不必像游牧民族般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我们将更能确保全部产业的技术、经营与行销等核心”KNOW HOW”不致外流，不会过早创造大量模仿或瓢窃的竞争者，以可怕的低价把台商逐出市场！
3. 大幅提高台湾的国家安全与地位：以外劳为基层作业员而重建起来的台湾制造业，对于那些已投资在外，却不时为这个那个问题所苦的台商将极具吸引力。尤其目前众多投资中国的台商之中，已有相当比例遭遇不少困难，且完全无法解决，完全没有保障。尤以中台之间政治体制以及立场的巨大差异，来自中共中央以“君临天下”的姿态，挟持台商，恫吓台湾，打压所谓“绿色台商”、“绿色艺人”，更已通过针对台湾的“反分裂国家法”，在在都令台商及全体台湾人怵目惊心，深恐在台湾随便说的一句话，都可能触犯了“反分裂国家法”的重罪。所以，如果回头投资台湾，拥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又不必在那个对台湾充满敌意的专制腐败政权之下惴惴不安的看脸色、讨生活。所有一定规模以上的台商必然立刻回台建立第二基地，以规避各种可能的风险，至于那些中小型台商，很可能都要“鲑鱼返乡”了！我们即将看到台商对外，尤其是对中国的投资，不只显着减少，甚至很可能发生“撤资潮”。以前是找不到替代的生产基地，因而在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威胁恐吓之下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现在，台湾提供了绝佳的生产条件，中国摆出全部的优惠与善意，都不一定有效，其僵化的体制与对台政策，自然是驱赶台商的致命伤了！除了对中国投资立即可见的“此消彼长”外，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额与顺差将会显着跌落，而代之以台湾对外贸易额的大幅成长。台湾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将大幅降低，而因不断增加的对台投资与对全球的贸易额所催动的乘数效应，台湾即将恢复20年前超过10%的经济成长，可能达10年之久！
在政治效应上，更是显而易见。首先，由于来自台商的投资减少，加上众多台商的撤资，这对于以“投资创造繁荣”的中国经济，将是重大冲击，资金的水位降低，将使其困难重重的国家经济搁浅，甚至崩溃！其由台商所创造，几达两千亿美元的年贸易额与外汇收入，将有相当比例，可能达数百亿，甚至上千亿，被台湾所截夺。一旦台湾启动了这个极具吸引力的“逆向动能”，不只台商趋之若鹜，连外商都要“移营拔寨”了！所以，中国原来的设想：大量吸收台商的资金，使台湾必须倚赖中国才得以生存发展，必要时更以台商为人质，逼台湾就范，并随机的区分颜色，用经济利益捧蓝打绿。终究让台商、台湾人民、最后是台湾政府，一一入其壳中，用台湾人的钱，用经济利益，让台湾人替他创造经济奇迹，并捧着大把的钞票，全部的产业，所有的技术，千百万个经营管理的人才，随附这个亚太最重要的战略地位，通通投入“祖国的怀抱”！这个中国的大战略还在执行当中，而且到现在还相当成功。台湾由于“戒急用忍”的政策，使台湾陷入被动的防堵，限制了在经济上采取主动的、攻式的思维与政策，十年来，被中国予取予求的结果，此消彼长，寖至于信心丧失殆尽。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是因为中国认为经济上已对台湾造成“合围”之势，中国已成台湾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凭借，中国可以控制台湾经济的荣枯，中国“再怎么野蛮”，台湾也无法改变这种经济依赖。所以，顺着这个思维，根本不需要和台湾谈判，台湾若不是主动投降，就用这个“反分裂国家法”来“关门打狗”即可！现在，只要台湾启动这个极具吸引力的“逆向动能”，整套中国的大战略便立刻“土崩瓦解”！中国会因为大量流失台外商的投资而全面改弦易辙，中国会更加谦卑，会放下意识形态，会回归“在商言商”的基本面，提供台外商加倍的善意与保障，绝不敢再捧蓝打绿，它再也不敢威胁台湾，事实上已威胁不了台湾了！
中国将必须与台湾对等谈判，将尊重台湾“主权独立”的现实，甚至承认台湾的法律地位，因为台湾新的优势已经出现，台外商有了更好的选择，如不让台外商完全放心，绝不可能让这些精明的生意人加码投资中国了！也由于这种新式的“制造业经营配套”，可以完全与所在地的经济条件脱钩，只要掌握其”KNOW HOW”，它是可以移植于任何不受“腐败政治”影响的国家或地区，且可以快速繁荣地方。台湾将因掌握世界繁荣之钥，而成为全球竞相争取合作的“国家”！这个”KNOW HOW”，如果能结合日韩的经济实力，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如布希总统推动全球自由民主的宏愿，可以繁荣任何一个新成立的民主国家（如乌克兰），巩固、壮大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这比起台美日韩共同繁荣中国－－这个可能威胁全球的极权国家，不是更有战略意义？是则台湾的地位，将与美国并肩且与日韩等高矣！
4. 建立“三级制”的全球制造体系：对于大多数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而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所得超过5000美元，其制造业就开始失去成本优势，至于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以及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因为对高素质人力的需求远大于低成本的劳工，其产生的高毛利，足以克服较高的营运费用而仍有大量盈余，这些工厂可以继续留在台湾。通常，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定义中，全新的产品，以价值决定价格，这时需要的是快速与品质，也就是高素质的人力，以台湾劳工为主体的工厂可以完全胜任。当产品迈向成熟阶段，需求大幅跃升，价格竞争激烈，则可移至台湾这个以外劳为主体的工厂来生产，这时工厂的管理都还在台湾人手里，所以整个产品从设计制造到行销的所有”KNOW HOW”，还完全保留在台湾，不至于太早培养出外国的超低价竞争者。当产品走向生命周期的末段，所有”KNOW HOW”已成常识，价格成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则外移至中国或越南的工厂，用最低的成本，继续创造庞大的营业额，把产品的“賸余价值”发挥到极至！其实在这一阶段，中国或越南的本地业者已有能力仿造或瓢窃，只是台商还有品牌、通路、甚至只是客户单纯对台商品质信赖的优势，我们还是能够藉由国外的庞大制造体系，供销于全世界！
所以，配合台湾向全世界的研发人才开放的措施，台湾成为亚太研发中心的同时，我们依“产品生命周期”与“技术扩散”的步骤，把台湾领先全球的创意与产品，有秩序、有节奏的透过这三级的制造体系，供应于全世界，贡献于全世界。这样来构思台湾的前途，才是真能为台湾带来最庞大利益、最长久优势的“大策略”！
五心与三通
从台湾强大的科技产业出发，在剥离制造机能的同时，顺势建立这个超强的“亚太研发中心”是最容易的，这个庞大的研发中心一旦全面运作，它就是全球绝大部分科技产品订单的掌握者，也是全球制造策略的决定者，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这个研发重镇就极可能又是一个科技产业的亚太、甚至是全球的“营运中心”，光是这个产业在台湾这个“营运中心”操盘的规模，就达每年2000亿美元，且还在成长之中，光是鸿海、华硕、广达“前三大”，在2005年的总合就可能超过500亿美元，如果要对照的话，台湾在2005年的国民所得也只不过3000亿美元！而且，随着研发中心的成长壮大，这个规模必然快速扩增，不只在金额上，更在高附加价值产品的比重上！我们如果连前面提到的重建了“高附加价值的制造业”，在制造的决策上就更有主控性，则我们这个“营运中心”就会更加威力无穷。一个营运中心一旦成局，它一样会有一番群聚，如金融、证券、运输、以及各式各样的管理人才、服务机制等。它又会吸引所有的外商来台设处，就近洽谈生意，其完善的基础设施又会吸引其他产业如生技业，制药业到台湾来群聚为多个产业的“营运中心”！
一个国家的产业发达，其金融业一定发达。但是否能成为地区的，甚至是“亚太金融中心”，则端视其金融自由化的程度，其金融纪律的维护，以及能否吸引众多私人与投资机构的庞大资金，和是否一视同仁开放所有机构来台筹资等。以这些标准来看，台湾显然还未达标准，观乎不少台资企业不得不远赴香港甚至大陆上市挂牌，以及“上市公司违法乱纪”却要未上市公司背黑锅，屈从更严苛的上市规定，股市欠缺资金，股价严重低估等现象，台湾的金融市场与金融管理，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但是，台湾其实有极好的条件，超越上海与香港，成为独一无二的“亚太金融中心”。从大环境看，台湾的“自由民主法治的资本主义体制”正走在一个“上升与完善”的过程，它对整个金融环境的改善只会越来越好，相对地，香港则因中国各方势力的深入，其“自由民主法治的资本主义体制”遭到限缩，甚至因特权大量介入而遭破坏（如周正毅案之破坏金融纪律），已开始走上一个式微的不可逆的过程，尤其存在香港的钜量的私人资金，因中共随时可能的查察，极可能另寻隐密的避风港，则台湾不正是上选吗？当这庞大的资金撤离香港之日，就是香港房市与股市大跌之时。至于上海，则距离起码的“自由经济”还远得很，其股市完全是为“国营企业”“圈钱筹资”服务，为政治服务，为特权服务，在可见的未来几无改变的可能，除非中共能容许其经营不彰，无可救药的国营企业全部下市。其银行呆账高达50%，靠全民的储蓄与国家大量补贴才勉强存活，银行没钱时，居然还可以“拒绝提领”！这其中严重的贪污腐化，更使中国之金融体系简直“病入膏肓”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香港）董事总经理陶冬说：中国崛起及企业的壮大，预料十年后，“大陆股市值将成全球第二，台港股市将无可避免被边缘化”，他说：香港只有“房地产业”，台湾只有“电子加金融业”，不像中国经济体系完整，而且规模钜大、拥有与美日一般的“资金深度”！中国拥有全幅的庞大产业是真的，但是创造最大产值的企业都是外资，外资的经营决策与金融操作多不在中国，而且其对金融服务的要求极高，上海这种恶劣的金融环境，这些外资是绝不会考虑的！也难怪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中资企业还是透过香港进行其金融操作。不过，我们如果从上海往右看，就在不到两小时的航程内，屹立着台北，随时准备为中国所有台外商，乃至于中资企业作最专业最有效的金融服务！更何况，在中国的台商总规模已经够庞大了，而且，在中国的台商，非“电子业”而硕大无朋者亦比比皆是，如食品的顶新、统一，石化的台塑、奇美，鞋业的宝成，电业的后石，都是个中蛟龙呢！中国是有庞大的产业，但只要其国家体制不改（极权专制，其实也很难改）中国境内就永远不会有像样的“金融中心”，连香港都会被这个体制拖累而萧条退化。极权专制国家，可能有发达的制造业，却因制度与观念的僵化落伍而不可能有发达的服务业。然而，越来越庞大的金融服务需求会是“谁家天下”？望向东方，熠熠放光者，其台北城乎？
如果台湾已作成营运中心，金融中心，以其远优于香港的地理位置，本身庞大的产业需求，其成就“转运中心”亦是天经地义。如果再加上我们这个重建的“高附加价值制造中心”，岂只是转运中心，台湾会成为“亚太海空客货运输的枢纽”！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规划了”五个中心，即“亚太研发中心”，重建的“高附加价值制造中心”、“亚太营运中心”、“亚太金融中心”、以及“亚太海空客货运输中心”，当这“五心”齐备，台湾早已脱胎换骨，走向完全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了！台湾的国民所得将会超过香港，而达30000美元以上！这不是痴人说梦，这是台湾在经济上极可能创造的“第四个奇迹”！中国这时已经不敢任意打压台商与台湾，因为台湾已经有了第二制造中心，甚至连第三中心（如乌克兰，专供欧盟）都已加入与中国竞争的行列。中国必须倚赖台湾的其他四心来服务于其庞大的需求，因为其体制的严重缺陷，只有台湾能够提供这种独一无二的服务了！且当全世界都因为台湾的“五心”而将台湾视为“亚太的中心，世界的枢纽”时，其与台湾必然发展出重大的利益关系，当全球都视台湾为“不可或缺”时，台湾就“安如盘石”了！当然，这五心要成局，最重要的是“三通”一定要全面无限制的开放（如不经过第三飞航情报区，国安单位不要怠惰，一定可以控管），我们同意在没有完善计划前要持保守的原则。当我们有了完善的计划，有了十足的把握，我们要藉中国这个“超级跳板”一跃而跨过香港与上海，走向14亿华人，走向全世界，“搏扶摇而上九万里”时，我们就必须开放三通，好让台湾掌握住这个“千年一遇”的历史机遇！
人才与移民
要建设如“五心”以及前面所强调的民主宗教文化等典范，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还是头一遭，既然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我们就“向全世界求才”、“向各民族求才”。当然，属于人文范畴，我们不易求助于其他民族，只能在华人中间“传檄天下”。而且人文范畴“言人人殊”，一时也没客观的标准，在大量征才上，科技人才较能普遍为之，故本文先谈全球科技人才的进用，至于人文方面的人才，一俟“国人皆曰可用”，或已定出标准，皆可适用以下原则。
台湾目前的各式各样的科技公司、生技公司不下十万家，从业的软硬体工程师不下百万人。就全球来比较，已经是丰沛的了，只是这个数目与业者的实际需求量，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更遑论科技产业、生技产业的产品、技术、创意、乃至于材料的物理特性，基因工程的研究都还没到极限。太多的开发案，追逐着太少的工程师。以至于业者之间恶性挖角之风不断，而许多极富价值的创意，也因找不到适当的研发团队而扼腕。保守估计，台湾各式各样的高级工程师人才的需求差距应在十万人之谱。
这还只是台商自己的需求，如果我们的人才能充分供应，则外商会大量来台设立研发中心，会带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意。如果我们也能满足外商对人才的需求，则连大陆的业者都会要求来台设立研发中心。一方面善用此地的人才，一方面吸收这里的新技术、新方向，就像全世界在硅谷所做的事一样。无论全世界从硅谷获得多少好处，硅谷照样屹立不摇。因为众多的科技创意人才、资金、及各式各样的服务的群聚的结果，使硅谷早已完成自我发展茁壮的生命体，它为全世界定标准、定架构、也“规定”往后几年全球的科技走向，在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环境以及美国梦的“致命的吸引力”之下，越走越快，无人能及。
要从众多的国家或地区的激烈竞争中胜出，我们务必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力邀全球的科技精英与全球的科技产业，到台湾来共襄盛举，也共创双赢。目前台湾在人才方面要立即补强的工作有：
1. 不论肤色国籍，即刻向全世界在高科技的学术或技术上有卓越成就的学者专家开放居留权的申请：这关乎台湾高科技产业、学术、技术的研究创新，生根茁壮，也是台湾要成为科技重镇的前提条件之一。以将来台湾所能成就的规模而言，在台湾建立一个世界级的高科技学术技术研究中心，绝对绰有余裕。教育部，各大学与国家研究单位更须结合各大企业，应积极锁定争取目标对象，设定短中长期计划，使之早日落实。
2. 不论肤色国籍，即刻向全世界科技公司开放工程师来台工作：只要资格符合的工程师，不管由台、外商所申请，均以最快速度予以核准。当然，为了避免弊端，初期可先限定公开发行公司，或是上市上柜公司始得为之。对于有优良行为与缴税纪录，而为企业所推荐者，则不吝核准其居留权之申请。
3. 不论肤色国籍，即刻向全球开放高科技科系研究生来台留学：教育部应责成或鼓励各大学扩大高科技相关科系的研究生名额，并与各大企业合作，提供自费、补助、或全额补助，大幅提高科技人才的质与量。这是美国荟萃全球精英的高明手段，让全球花十六年替它训练最优秀的大学生，到美国只需两年就能贡献于其需才孔急的科技产业。用台湾话说，这叫“斩稻尾”（即不事种植，专割别人的稻穗）。要实现一个志在全球科技重镇的宏伟计划，人才固然靠自己培养，人才更要向全球“巧取豪夺”！当然这也牵涉到本地学生听英文授课与外地学生听中文授课的问题。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台湾早有招收国内外学生的研究所，且用英文授课的课程，台湾现在也有许多外籍教授在台湾授课的情事，只不过现在把规模扩大了而已，这有助于台湾学生的国际视野。
我们积极的想用500亿台币来打造几个跻身全球的“一流大学”，因为“僧多粥少”，引发不少争议。如果我们配合打造这个“全球的研发重镇”的同时，做到以上三点，则以丰沛的师资，一流的学生，发达的产业，以及更多“产学交流”的良性循环，台湾要出现五个，甚至十个世界一流的大学，也并非不可能！因为这是一流产业的“必然配套”，而且，政府的补助可以降到最低！
我们深知这些方案推动的初期，很可能到台湾的外籍科技人才是第三世界的精英，尤其大陆的人士可能占很高的比率。但是台湾高度自由的、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自然会有检验的标准。只要是可用之才，市场的机制自然会给彼此公平的机会！当然，我们可能会增加不同肤色的左邻右舍，这反而可以让台湾增进国际交流，在台湾呈现一个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何况美国与硅谷不正是因为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而壮大的吗？
我们如果因此而引进十万个科技人才，则含其家属不过四十万人，占我们总人口数也不过1.7%而已。相较于加州有40%的外来人口（即1400万！），还差得远呢！短期内，台湾会因为这些移入居民，而与他们的国家有较密切的联系，也可能因为彼此的了解，而衍生其他观光、商务的机会。而这些人才多半是科技人才，他们会带来许多进步的观念，不只提升我们在全世界的竞争力，也丰富台湾的文化内涵。再就长期来讲，根据我们三千年来的历史经验，这些人不管他的出生地、肤色、宗教如何，最后全部都会被我们大度包容的文化所同化。
对于中国地区的人民，台湾当局有太多的顾虑。以为每个人都是匪谍，为了防堵，因而全面禁止；因为防弊而阻绝了对台湾的大利，这是得不偿失的作为。本来以台湾的生活水准、自由民主、公民素质，台湾对中国人民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我们可以找到极多，极好的人才，来强化台湾作为科技重镇的实力。两岸的交流，不管台商每年进出大陆几百万人次，只要台湾还没有开放大陆人士自由进出，则是只做了一半。让大陆人民来台体验自由民主的生活，让他们除了看到在大陆的“特权的台湾人”之外，也能“存在地”接触到自由的、平等的、大方有礼的“正港”的台湾人。这些珍贵的心得带回去，绝对是台湾对大陆传播自由民主理念，发挥积极影响力的重要一步。而中国越自由越民主，台湾就越安全。
我们或许有另一层顾虑，即所谓的外籍人口改变台湾人口素质或种族结构的问题。其实，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除了其“先天条件，后天施为”之外，其高级而丰沛的人力资源也是决胜的关键。台湾要创造“第四个奇迹”，如能引进更多的外籍人才，不仅可以立即贡献于台湾的繁荣进步，长远来看，更可以丰富我们的“基因库”，提升台湾的人口素质。现在我们常常忧虑那不断增加、未经筛选的几十万外籍新娘，可能降低台湾的人口素质，台湾的婚姻自由，加上众多“台湾旷男”自己的抉择，使这个问题一时难有对策。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推定：我们也有与外籍新娘约略等数的“台湾怨女”，且极可能是相对较高学历、较高收入的不婚妇女，正在退出“制造高素质台湾之子”的行列？引进外籍人才，可以缓和或中和这个问题，它使得这些“台湾怨女”有了更多婚配的机会。更可以大幅提升台湾人口的素质。我们再把台湾的历史切成50年的段落，便可以发现，台湾这个移民的社会，在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发生大量的人口移动。有移入的，有移出的，也都丰富了台湾的人口结构与文化传承。移民社会，就像美国一样，如有一套有效的引进人才的机制，则这个社会必定充满创意，充满活力，能面对任何竞争而“百战不殆”！当我们的移民单位严控极少数“外籍先生”的入籍甚至居留申请，几乎已达“不近人情”的程度时，对照于众多“外籍新娘”的“完全失控”，我们的移民政策，乃至于人口政策已面临危机。我们是该有“大开大阖”的作为，让台湾“百战不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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