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0日讯】引言 中国新领导人的对美态势
2004 年9月江泽民提前3年完全退出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从而比预料早地结束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影响。新一届美国行政当局和新一届美国国会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或许应该思考一个以往没有充分考虑的问题：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对美态势有哪些新因素？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外交目标是双重的：扩展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势头，维持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的长期存在。就实现这个目标而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现在拥有了一些可以同美国平等合作的实力，也拥有了一些可以对美国有所制衡的实力，这是他们与过去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邓小平、毛泽东）最大的不同。
中国新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接受过西方式的教育，也都没有在西方工作或生活过。他们完全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和共产党制度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新的主要领导人正统的价值观和红色的经历，会给中国的外交政策打上烙印：他们不一定愿意过分偏重“民主自由的鼓吹者”和“霸权主义的世界领袖”— 美国，他们不但会把眼光投向亚太和欧洲，而且会把眼光投向中东和非洲，甚至投向拉丁美洲。
因此，今后美国可能不得不更多地在实力基础上和利益角逐中同中国打交道。
1. 北朝鲜核危机
北朝鲜政权顽固地相信：拥有了核武器可以更有力地保护极权主义统治，可以获得更强大的国际地位。
中国政权聪明地认识到：作为盟友的北朝鲜政权拥有了核武器，将会增强制衡美国与日本的战略力量，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战略地位。
因此，美国解决北朝鲜核危机的关键，是使利益天平不要倒向北朝鲜及其主要支持者中国一边。扭转利益天平方向的有效手段可能只有两个：（1）对北朝鲜实施经济制裁；（2）准备对北朝鲜的核开发进行军事摧毁。
在伊拉克国内局势基本稳定、永久性民选政府成立之前，美国或许只能继续维持目前的北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框架。北朝鲜政权不久之后很可能重返六方会谈。但是，这种重返并不是北朝鲜和中国准备实质性地解决核危机的信号，而是它们继续拖延解决问题和漫天要价的再次开始。因此，如果2005年后美国能够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出伊拉克，就需要适当改变处理北朝鲜核危机的方式。
2005年后美国可以首先寻求将北朝鲜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这一步骤大概不足以导致北朝鲜放弃核开发。随后，美国可以进一步寻求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北朝鲜实行经济制裁。如果安理会不能批准对北朝鲜实行经济制裁，美国可以联合日本、韩国共同对北朝鲜实施多边经济制裁。
由于中国是北朝鲜的主要援助者，由于中朝之间存在着运输方便的陆地边境，任何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能否真正奏效，都取决于中国能否真正参加制裁。中国全面参加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既使中国勉强地或象征性地参与某一方面的对朝经济制裁，它也很可能保持甚至扩大另一方面的对朝经济援助。因此，美日韩的经济制裁虽然会对北朝鲜形成很大的经济压力、社会压力、心理压力，但是不大可能导致北朝鲜经济崩溃，从而不大可能迫使北朝鲜放弃核开发。
美国在对北朝鲜实施经济制裁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能够迅速、彻底摧毁北朝鲜核设施的军事方案。北朝鲜政权的主要赌注是：美国为了顾及美中关系，很难下决心攻击北朝鲜的核设施。美国应该通过充分到位的军事行动准备向北朝鲜发出明确坚定的信息：武力摧毁北朝鲜的核开发是美国最后的现实的选择。
也许美国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向北朝鲜提供抵御美国军事打击的大规模军事援助, 从而导致美国同中国的剧烈冲突？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具备足够的现实主义理智。当他们真的看到了美国决心摧毁北朝鲜核开发的充分的军事准备，他们会认识到对北朝鲜的任何军事援助都无法挽救其核开发的覆灭。只有到了这个最后关头，中国才可能通过大幅度削减对北朝鲜的经济援助，迫使北朝鲜放弃核开发，从而使这个盟友避免美国的军事打击，并使中国避免在北朝鲜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剧烈冲突。也只有当北朝鲜政权既面临着美国军事打击的强大威胁，又承受着中国大幅度减少经济援助的强大压力，它才会真正认识到保留核开发已经完全不可能，从而不得不放弃核开发。所以，北朝鲜核问题能不能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地和平解决，最终取决于美国能不能适时作出足够有力的军事安排。
2. 台湾问题
台湾民进党政府准备2006年至2008 年修改宪法。这可能引起中国政权的强烈反应。这种强烈反应将主要表现为中国明显增大对台湾的军事威慑。
台湾那些倾向于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基本估计是：中国不具备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足够实力，所以中国不敢用武力阻止台湾走向独立。这类政治力量可能更具风险地测试美国和中国的对台政策底线。
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同时对台湾海峡两岸加强约束：更明确地强调并更坚决地执行“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两岸关系现状（oppose any efforts by either side to unilaterally alter the status quo）”的原则。无论哪一方走向单方面改变两岸关系现状，美国都应该采取外交、经济或军事上的强有力行动予以制止，以维护亚太地区至关重要的战略稳定。
只要台湾政府不正式宣布台湾独立，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就不会主动进攻台湾。因为他们关注的中心是共产党政权的长期稳定、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继续成长为世界大国，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解放台湾”。长期以来中国政权和中国军方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判断：在台湾没有正式宣布独立的情况下进攻台湾，将使中国陷入无法取胜的同美国的军事较量。
所以，只要美国政府坚定地保持现行对台政策，台湾海峡的和平局面就不会被打破。在中国和台湾的政治利益与外交利益尖锐对立的现实中，寻求任何一种处理台湾问题的新框架都是不现实的。
3. 防止武器扩散
中国是当今世界武器扩散的主要来源之一。
美国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武器扩散是中国的重要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中国通过扩散武器及其相关技术、设备、材料，寻找国际盟友、建立制衡美国的双边或多边联系、增强自己的外交地位和战略地位。从事武器扩散的中国公司通常是国有企业或军工企业，它们处于政府或军方的严密控制之下。这种公司的扩散行为往往依据政府的安排并得到政府的批准。如果美国将中国的武器扩散主要视为公司的商业行为或仅仅认为是中国政府疏于管理，美国就很难有效阻止中国的武器扩散。
今后几年或许存在美国在防扩散领域对中国施加更大影响的条件。这是因为，由于伊拉克前政权垮台和利比亚现政权放弃寻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WMD），由于伊朗、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武器扩散问题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调查、限制，中国继续从事武器扩散的空间将会缩小，继续进行武器扩散可以给中国带来的外交利益和战略利益也会减少。所以，新一届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这些条件，在更高级别上同中国政权展开进一步防止武器扩散的严肃谈判，并明确宣布防扩散是美国考虑整个美中关系的基本点之一，从而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防扩散方面拿出更富成效的实际行动。
美国需要加强谈判与制裁相配合的政策，对中国的扩散行为进行更有力的约束。例如，现行美国对从事武器扩散的公司的制裁时间通常只有两年，似乎太短。一些受到制裁的中国公司在制裁期满后，再次进行武器扩散，甚至在制裁期间继续进行武器扩散。美国可以考虑将制裁时间适当延长。又如，现行美国的制裁通常只针对有扩散行为的公司本身。鉴于从事扩散的中国公司并不是私人企业，美国的制裁还可以包括这些公司的政府主管机构或军方主管机构，可以宣布在一段时间内拒发这类中国主管机构官员的赴美签证，也可以宣布在一段时间内停止美国与这类中国主管机构的一切交流、合作。
4. “关注国家（the countries of concern）”
中国正试图介入某些敏感的“关注国家”的事务，这似乎是它追求“多极世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
2004年11月，中国与伊朗签定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长期天然气合同，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中国的外交部长访问了伊朗，并同伊朗的极端主义政权讨论了它的备受美国批评的核开发。不久前，中国为了保护自己的石油利益并巩固自己在非洲的“桥头堡”，反对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制裁对苏丹南部人道主义灾难负有责任的苏丹政府。中国一直在公开和秘密地支持已被国际主流社会唾弃的缅甸军事独裁政权，以便在东南亚保留一颗抗衡美国影响的“棋子”。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在当今世界，五花八门的“关注国家”会层出不穷、出人意料，这可以为中国提供一种特殊的外交活动空间。
中国积极介入“关注国家”，将使解决“关注国家”的问题复杂化，并且往往妨碍“关注国家”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中国通常不是站在国际新秩序和国际规则的一边，而是站在谋取自身利益并制衡美国的立场上对待“关注国家”。所以，总的来说，美国不需要主动欢迎中国参与解决“关注国家”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将“关注国家”事务同中国事务分隔开，以防止中国利用“关注国家”问题增加对美国的谈判筹码。在那种无法避免的必须接受中国介入“关注国家”问题的场合，美国应该努力保持解决问题的主导权。
5. 经济贸易纠纷
美国有必要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廉价出口商品实施某些配额限制或提高关税，这可能是美国保护国内制造业、减少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的别无选择的主要途径。
美国能够以对某些中国商品实行配额限制和提高关税为手段，要求中国进一步对美国开放市场。中国希望美国放宽甚至取消高技术和武器的对华出口限制。但是，由于高技术和武器很容易同中国的军事发展和安全能力相联系，所以，美国应该继续维持现行的对华高技术和武器出口限制。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重点应该是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出口农产品、工业原材料、普通制造业产品和日用消费品。
美国还需要继续要求中国放松汇率限制。尽管中国不愿意大幅度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但是，美国可以联合欧盟（EU）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敦促中国实行一种连续的小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政策，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逐渐接近市场标准。
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从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中更多的是单方面受益。这是一个有必要恰当纠正的不平衡现象。
6. 改善人权与政治进步
1994年以来美中人权对话的重点，是美国敦促中国释放个别政治犯。新一届美国政府在继续关怀中国政治犯的同时，有必要考虑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对自身权利的关心，将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重点转向促进中国人权状况发生普遍性的积极变化，进而促进中国的政治进步。
2001年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已经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就执行该国际公约采取具体措施。美国政府可以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制定执行该国际公约的综合方案，并谋求建立对中国执行该国际公约情况的国际监督。
1998年中国政府即已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将该国际公约提交中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美国政府有必要敦促中国政权抓紧批准并执行该国际公约。2003年和2004年，中国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两次对一位西方国家元首表示，中国愿意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美国应该促使这一外交表示成为政治现实。
中国这一代领导人不大可能在政治改革或民主化方面迈开大步。但是，从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2008年中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 ，若干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更具改革意识和世界眼光的人物将开始进入中共的政治局和中国的国务院。这将部分地改变中国领导层的色彩与结构。随后，这些更新一代的领导人有可能在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2013年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接替现任领导人。如果美国能够在今后4年就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施加更多的影响，将会为中国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成长、中国长远的政治变革和中国靠近主流世界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