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2日讯】岁末年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先后两次宣布调整后的GDP增长数字：从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为9.6%，比原先的数据高0.2个百分点。
2006年1月25日， 中国政府又宣布2005年GDP总量超过18万亿人民币，增长率为9.9％。这样，中国经济总量高达2.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
中国官方的GDP数据一公布，顿时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大中国崛起的幻觉再次成为大陆媒体的聚焦的主题，“中国超过英法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充斥各大媒体，御用智囊和爱国愤青已经把“大国崛起”作为立论的根据，谈论著中国可以纵横世界的美妙前景。
血汗工厂
然而，中国经济高增长让绝大多数百姓承担了巨大综合代价，即便不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腐败横行、金融坏账和道德沦丧等代价，仅就社会公正的严重受损而言，中国GDP高增长的代价是未来中国难以承受之重，甚至可以说，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
首先，中国GDP高增长是“血汗工厂”的产物，无权无势的廉价劳工备受剥削。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工资水平仅是日本的二十四分之一，美国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比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不如中国的印度还要低10%。中国的劳动力极端廉价还不算，更有长期拖欠工资、严重超时加班、逃避参加社会保险等违法行为。
在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在人力资源上的取胜之道，要么是在创造良性的人才流动市场的同时，也要加大对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投入，如对教育、科技、创新的投入﹔要么则是尽量减少对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投入，人为地压低劳动力价格，以人的血汗、甚至生命为代价来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
竞次
在国际通行的竞争理论看来，前一种竞争是“竞优”，谁的劳动力更优秀更值钱﹔而后一种竞争是“竞次”，谁的劳动力更低劣更廉价。
日本经济腾飞走的是“竞优”之路，而中国经济腾飞走的是“竞次”之路。
而在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的背后，前者蕴涵的价值观是对人的珍惜，而后者表达的是对人的蔑视。也可以称为践踏生命价值底线的竞争。
于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带来的是政府税收飙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增长的悖论。2000年政府税收1.3万亿元，2005年就飙升为3万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可谓神速增长。
而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应占GDP的25－33%，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却只占GDP的10％左右。这才是投资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过高而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
中国的“血汗工厂”，不仅源于人口庞大而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更源于劳工权利保障的极度稀缺，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不平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中国“打工妹”的过长工作时间和过低的工资收入，是人为的制度性“血汗工厂”﹔那么，中国“煤黑子”的过多死亡和过少赔偿，就是制度性的“预约死亡”。
两极分化
中国经济繁荣的好处并未为所有人所分享，其次，中国GDP高增长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各类关于中国财富分配公平性的调查数据都在证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惠者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
而只与极少数权贵有关，中国的贫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无缓解的迹象。
中国的基尼系数随着经济高增长而突飞猛进，已大大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实际差距可能更大。 现在，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各国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为世界之冠，已经高达6：1。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中共政权标准所说的3000万。
所以，GDP高增长，对于权贵阶层意味着私人钱包滚雪球般膨胀，而对于弱势群体则意味着养家度日的日益艰难。特别是在居民生活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个最基本需求领域，不要说最广大的农民群体得不到最低满足，即便是城镇百姓负担之沉重，也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地步。
不平等
再次，由于官权和民权的极度不平等，权贵阶层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社会资源和榨取民间财富，各地方官权在个人政绩和既得利益的驱使下，盲目地进行商业开发和城镇扩展。
为了建电厂、开发区、工业园、娱乐场、商品房而进行强制性的征地和拆迁，由此引发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暴烈的官民冲突，其中不乏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和流血事件的发生。当年，马克思曾斥责资本主义是肮脏的，每个毛孔都粘着血泪。
而现在中国的独裁资本主义的权贵私有化，其肮脏、贪婪和残忍，远甚于西方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那一组组令世界惊叹的GDP数字，在一桩桩血案的对比下，显得那么冷酷，冷酷得“毫无人性”。
刘晓波：中国政论家
──转自《BBC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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