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9日讯】谨将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并愿此书成为七千万中共党员的党课教材。
“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著名口号之一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表面上看，中共是信奉无神论的，是讲科学的，因此自然要“破除迷信”。但是，从实践中看，这里讲的“迷信”，与宗教信仰几乎没有关系。例如，毛泽东主张大步走向农业合作化，就要求干部“解放思想”，不当“小脚女人”；毛泽东提倡农业大跃进，就要求大家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毛泽东把古代文艺中的夸张手法巧妙地应用于“大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来，李白诗里不是有“白发三千丈”的比喻吗？我们就来一个“一天赛过二十年”，为助长干部的浮夸作风埋下了伏笔。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提倡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年代，在“响应党的号召”的幌子下敢于吹牛、敢于拍胸脯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产指标的干部都被当作大跃进的“促进派”而青云直上，凡是实事求是、不搞浮夸、反对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产指标的干部总是被扣上“促退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等帽子而被打倒。由此可见，中共中央提倡的“破除迷信”恰恰是和大跃进式的“解放思想”紧密联系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怎样的呢？中共中央一定会讲：“那还用说？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是我们的国策，这是由宪法规定下来的。”这话不错。可是，人们没有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样也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公民享有的种种权利啊。但是在实际上大陆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受到这类自由权利呢？其可悲可叹的现状是人所共知的。我的评价是：现在是1911年推翻满清以来，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以外，中国人民最没有自由，最没有民主的时期。国际上非政府组织把中国大陆评定为“新闻最不自由国家”之一，把中国现任国家元首评定为“媒体最大敌人”之一，决没有冤枉他们。
还是说宗教政策吧。中国共产党信奉无神论，他们的理论根据之一就是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因此，它对宗教持根深蒂固的贬斥态度。它在实践中对宗教的态度始终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几个大宗教而言，它采取的一贯方针是打进去和拉出来。具体来说，就是收买宗教界的头面人物和往各种宗教的领导核心里面安插党员干部，暗中操纵，使各种宗教俯首贴耳地为它的“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已故的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就是一个典型。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宗教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赵朴初也挨了批斗，他不得已才交代出他是受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打进佛教领导核心的共产党员。你说他究竟是共产党员呢还是佛教徒呢？人人知道，作为意识形态，共产党员和一切有神论都是格格不入的。既然这样，那么请问，像赵朴初那样的道貌岸然的佛教协会副会长究竟是真正的佛教信徒呢还是不折不扣的披着宗教外衣的根本不信任何宗教两面派和伪君子呢？可是，为了达到中共中央的所谓统战的卑鄙目的，像赵朴初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既不是十个八个，也不是百儿八十个，使宗教界防不胜防，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不就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面去了吗？这和当年打入“敌人”心脏的特务究竟有多大区别呢？由此可见，中共的目的很明确，只有一个，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的把所有的宗教控制在党的手中。
中国共产党对于宗教的虚伪态度，在天主教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凡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意大利的首都是罗马，而在罗马有个城中之城，或曰国中之国，叫做梵蒂冈。那是天主教的大本营，教皇就住在那里。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把教皇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天主教主教均由教皇任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中国共产党偏偏不买这个账。“老子就要当你的家”，自己任命几个甚至几十个主教，看你能奈我何？试问，不经教皇任命和批准的主教还能算主教吗？同样的道理，西藏活佛班禅去世了，按照西藏喇嘛教的规定，指定了一名新的活佛，可是中国共产党不承认，就另起炉灶，自行指定另外一个小孩当活佛，而把原先的那一位软禁起来，一直关到现在，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且“株连九族”，连小孩的父母和近亲也一起跟着倒霉！你说荒唐不荒唐？借用中共中央爱说的一句话说，那不是“极大地伤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又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善于作秀，一贯弄虚作假。相当数量的境外人士来到大陆参观访问，看到教堂，寺庙林立，信男信女络绎不绝，很容易就信以为真，因此就以为中共对宗教真的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态度，那实在是上了大当而不自知啊！
残酷的现实是，不论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还是佛教徒，道教徒，包括西藏的喇嘛，清海无上师，基督教地下教会等等，甚至还有许多并非宗教团体、哪怕是仅仅带有宗教色彩的法轮功、中功、香功等等炼功团体，只要不符合中共中央的心意，凡是中共中央认为无法完全控制的团体，凡是在信仰问题上不服从中共中央无理要求的，无一例外地全在打击之列，诸如抄家，逮捕，劳教，判刑，酷刑，处决等等，都是屡见不鲜的。尤其荒唐的是，就连印刷和传播圣经或者佛经，在中国大陆也成了“犯罪行为。”可想而知，中国大陆当局自我标榜的所谓“宗教自由”究竟包含多少水分！而其中尤其以坚持信仰，坚持真善忍原则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受到的迫害最为持久和残酷。最近揭露出来的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大部分也是在法轮功修炼者身上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矢口否认这类罪行的谎言也就日益明显的曝露在世界人民面前，就像前几年中共中央亲手炮制的天安门广场自焚案一样。
我在这里不能不谈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中国共产党在搬出“无神论”来和宗教对抗的同时，却从来没有忘记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又一场的新的造神运动，从上到下地掀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叫个人迷信。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对“伟大领袖”的顶礼膜拜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从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从挥舞红宝书到“一句顶一万句”，从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到跳忠字舞，从早请示晚汇报到“三敬三祝”，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到“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无所不用其极。举国上下，仅仅因为无意之中喊错了口号，写错了标语，撕坏了毛主席像或者摔坏了毛泽东石膏像而挨批斗，被判刑劳改的不计其数。我认识一个难友，名叫徐在财，是农民。在锄地时集体喊口号，错把“打倒刘少奇”的“刘少奇”喊成了“毛泽东”，遭受多次批斗。后来仅仅因为此人出身地主家庭，立即逮捕判刑，这样他也就被投入到劳改队伍中来，当时他年仅十六。所以我们往往引吭高歌样板戏的唱腔：“可怜他，十六岁儿郎也坐班房！”这就是真正的中国，一个鲜为外国人知的中国，你我的祖国！
就这样，在中国大陆，毛泽东从一个肉眼凡胎的草莽英雄变成了凌驾于一切神灵之上的“超神”。被毛泽东本人亲手树立起来的“雷锋同志”，就是毛泽东造神运动的最可靠的信徒，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因此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学习榜样”。
既然有乐意坐轿子的，就必然有抬轿子的。君不见，毛泽东寿终正寝之后，在其尸骨未寒之际，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就迫不及待地作出决定：不把毛泽东的尸体火化，而是耗费巨资，把它变成活尸，陈列在毛泽东纪念堂里，供万民瞻仰？这种事只有极少数共产国家才做得出来。即使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个决定也是极其荒唐和残酷的。我不是医务工作者。我仅仅说说我的“常人见解”。把一具尸体供奉起来，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先说尸体本身，首先得开肠破肚，挖出胸腔，腹腔内的所有内脏；然后还得往全身的每一个细小部位注射防腐液体，对于每一平方毫米的肌肤，包括生殖器，肛门，眼睛，口腔等等都不可疏忽大意。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和四人帮作斗争上面，后来终于决定着手做这件事时已经太晚，毛泽东的尸体上已经出现了尸斑，保存其尸体的难度就更加大，花费的成本也高得多。直到今天，医务人员必须定期检查毛泽东的尸体，不断采取补救措施，防止发霉腐烂，以保持其形象的美好。就在本文即将完稿之际，我偶然读到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参加过毛尸的保存。他回忆道，汽车在大铁门前停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步行进入地道后，吴阶平发现里面十分宽阔，足以容纳四辆汽车并排通过。地道里霉味很重，显然通风不良。又走了100多米，才来到遗体保护室。
遗体保护室原来是解放军301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设备完善。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又进行了改造，使其密封，隔氧和低温。在保护室中央，放着个巨大的金属钛容器，里面盛满了防腐液，毛泽东的遗体就被浸泡在里面。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专家们在此地下室工作了整整一年，执行这代号为“一号工程”的天字第一号任务。首先是解剖毛泽东的遗体，专家们取出了毛泽东的心脏、肺、胃、肾、肠、肝、胰、膀胱、胆囊和脾脏，把这些内脏分罐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躯干的空腔则塞满浸泡过福尔马林的棉花。”
你说，毛泽东哪里知道，他死了以后还要遭受这么大的罪呢？中共中央的这种行为真是名副其实的连死人也不放过啊！大家不会忘记，当时国民经济已经达到濒临破产的局面，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中共中央居然有如此的闲情逸致，花费大量民脂民膏去美化一具死尸，去修建纪念堂，这不是劳民伤财又是什么？这怎不令人想起江青的一句名言：“中国人苦惯了，苦一点算不了什么”？光从这一点看，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胜负双方在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方面的确是不相伯仲啊！
人人皆知，毛刘周朱陈林邓当年曾经集体作出书面保证，带头移风易俗，死后火化。因此，中共中央作出这个违背毛泽东生前愿望和承诺的决定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且，不出所料，紧接着华国锋就大搞其新一轮的个人崇拜来了。俗话说，前有车，后有辙。一代不如一代的江泽民也不甘人后，来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口头上标榜无神论，其实它比任何宗教更宗教，它制造了对领袖的登峰造极的个人迷信才是后患无穷的真正迷信，大大超过了任何宗教。
可是事实上，从毛泽东到江泽民，在所谓反对宗教迷信方面都是典型的两面派。大家还记得，毛泽东的御林军8341番号的来历吧？另外，据说江泽民曾不止一次地拜佛求签，请高人算卦，而且非常重视祖先坟墓的风水，我认识多少中共党员，他们骨子里都是很相信佛教关于鬼魂，神仙和轮回学说的。可是，他们敢向自己的党组织坦白交代吗？为了保持这张党票，就不得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十足的两面三刀。由此可见，他们搞的纯粹是“马列主义对外”，纯粹是双重标准。
接下来，我讲讲中共中央对待科学与“伪科学”的态度。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伪科学”呢？当然是有的。就以易经为例吧，易经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但是真正精通易经的究竟有几人呢？可是，打着易经招牌骗钱的又何止千百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每出现一种新事物，总会有人出来反对。而一些为数甚多的江湖骗子们的鱼目混珠又为反对新事物的人们提供了口实，被他们用来证明某某新事物确实是“伪科学。”
在中国，几位相当走红的名流（如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等）据说在“科学打假”方面都有过不少光荣的业绩。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任何人即使证明了一千个人搞的是骗术，是“伪科学”，这还不等于那第一千零一个人搞的也是“伪科学”。借用列宁的话说，会不会在倒脏水时连孩子也一起倒掉呢？在这方面我想起了苏联的沉痛教训。
一个人的信仰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想，这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周围环境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我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回顾自己的一生，发现我的信仰经历了几个阶段。小时候，我跟着自己唯一的亲人外婆一起生活。她是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她笃信佛教，经常去寺庙朝拜，总是带着我去，还经常把一些尼姑请到家里来。逢年过节总要给妈妈和其他的亡灵供奉祭奠一番。久而久之，在她的影响下，我受到了很大的感染，学会背诵一些简单的佛经，我也相信鬼神的存在。我甚至不敢一个人晚上走路，尤其害怕黑暗的角落，总觉得好像有什么鬼怪会来抓我似的。结果形成了一种思想包袱，变成了习惯势力，成了我的精神枷锁。
1949年上海解放了，不久以后外婆去世了。我也变得懂事了，就接受共产党的无神论的教育。觉得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鬼神。我仿佛挣脱了那具无形的枷锁，第一次感受到思想解放的喜悦。
话虽然这么说，但内心深处的一些疑问总是没有解开。在这里我怀着很虚心地向广大读者求教的态度来讲述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第一，我妈妈去世时我才三岁。应该说是不记得什么事情。但是，就在妈妈被害的那一夜晚，我在早上醒来，竟然告诉家里人说，夜间我看见妈妈了，她倚在我的床前哭泣。这一来家里人就加倍地悲哀。我总觉得，年纪太小的我还不会撒谎，家里人也不至于在这件事上给我编造谎言，而且当时我压根儿并不知道妈妈惨遭杀害。事情怎么发生得那么巧呢?或者，那难道是我的错觉？这个谜我始终没能解开。
第二，我在兰州的大学任教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社会上比较混乱，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相当多。1962年的一天晚上，在我们大学的车库里只有两个人在聊天。说着说着，其中一个人的声音突然明显地变了。他说，他是河南省某县某村的农民，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什么什么人。他是被某某人暗害的。他死得好冤。另一个人见势不好，赶紧到保卫科去报告。于是值班的保卫干事跟他来到车库，那人的“附体“仍在继续。保卫干事又听他复述一遍，内容是相同的。保卫干事做了笔录，答应“他”一定向上级如实反映，帮助他早日申冤。又过了好一会儿，那人才苏醒过来，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保卫干事警告他们说，今晚的事情谁也不准说出去，否则要受纪律处分。但是，时间长了，这件事已经被淡化了。保密已久的旧消息终于传播开来。至于保卫干事是否真的如实向上级反映了，我不知道。我估计是没有。如果他如实向上级反映了，就等于他自己承认鬼魂附体确有其事，那么在主张无神论的中共眼里，他岂不成了宣扬迷信了，那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因此，这件事是不了了之的。是真是假无从查找。但是，那个人确实是精神正常的，以前在他身上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第三，大约在1978或1979年，从报上看到四川省有一个姓唐的十二岁男孩能够用耳朵认字的报导。后来又看到教育部长叶圣陶的批判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说是耳朵认字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些人连想也不想，所谓看字，先决条件是是需要视觉神经。而视觉神经只存在在眼睛里。说耳朵能认字是违反最起码的科学常识的。可是许多科技报刊居然纷纷转载，甚至于传到了国外，实在是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接着又有不少专家学者也加以批判。于是那个小孩就销声匿迹了，说是丧失了耳朵认字的功能，据说，四川省有一位副省长仅仅因为表态支持过耳朵认字的现象，也遭到了解除职务的处分。
这件事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响。认为可能耳朵认字的和认为不可能耳朵认字的都为数不少。我在这方面是个门外汉，但是，包括耳朵认字在内的种种所谓“特异功能”却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决定亲眼去观察一番。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戴宗恕老师在这方面颇有造诣。我就报名参加了他组织的一次活动，去到附近的一所海城小学校。可是，由于事先没有和校方打招呼，人家没有思想准备，认为社会上一批又一批的人前来参观会影响孩子们的学习。所以不大愿意接待。可是这一次我们一共有六七十人，绝大多数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也有像我这样的外来人。戴宗恕老师再三央求校长，校长才勉强同意，说：“就可一个班来吧”！
那是三年级的一个班。令人吃惊的是一下子出来了十一个孩子（！），有男有女。他们说明天有测验，满心的不乐意，态度相当勉强。班主任把戴宗恕老师和我们带到体育室，里面有一张乒乓球案子，上面还有球网哩。进去以后，戴宗恕老师就请孩子们靠墙站着。然后从口袋里取出许多事先折叠好的小纸条，告诉大家说，每张纸条上都有一个字。他走向每个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放在不同的部位。我记得，有两个学生是攥在手里，一个学生是插在鼻孔里，其余都是插在耳朵里。谁先读出来，就举手。结果，所有的学生都回答对了。但是，我们大家自然会想，万一这是事先串通好的，孩子们早就知道答案了呢？好吧，这一回我们自己写。大学生们七手八脚就在十一张纸条上分别写了字。然后分别亲自放到小学生要求的身体部位。
由于秩序比较乱，担心会对测试效果有干扰。我就自告奋勇出来维持秩序。我要求观众们都退到乒乓球桌以外。我就看守在那里。我还取出一张纸，放在乒乓球案子上，告诉大家，能读出字的孩子举手，到我跟前来，说出他认出来的字，并且请他自己写在纸上。然后我把他的字条取下来，当众打开，给大家检验是否正确。这样，大约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孩子们陆续认出了字（这张由孩子们写了字的纸条我一直保存至今）。这时候，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对一位男生说，你平时的特异功能不是挺好的吗？今天怎么还没有认出来呢？那孩子迟疑不决地说：“老师，我不认识这个字。好像是两个字，一个是横写的工字，另一个我不认识。”说到这里，一个大学生大声说道：“对了，那字条是我写的。是铅笔上的HB两个字母。”这就难怪了，三年级的孩子们还没有开始学英文字母，难怪他不认识啦！
孩子们不但能认字，而且都能说出是用什么笔写的字和什么颜色的字。
因为时间有限，这项试验就暂时停止了。接下来，我们这些成年人就像记者采访一样，分别把这些孩子团团围住（可能是为了防止他们“串供”），开始提问题。例如：“你认字时有什么感觉”？答：“像是过电似的，浑身麻酥酥的”。“你是怎么认出字来的？是一笔一画地出现在眼前的吗？”答：“不，是整个字一起出现在脑子里，由浅到深，越来越清晰，最后成形的”。
这些学生还说，认字的本事是后来发现的。而且这种本领是逐渐加强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们有的练了一年，有的已经练了两年三年。而且，认字效果和试验者本人的情绪有密切关系。比方说，在情绪好的时候，在自己愿意表演的时候，效果就好，平均一个小时能认出十到十五个字，而情绪不好时，还有周围环境不好（例如人多，噪音大）时，效果就明显变差。像这一回就是这个样子。参观者多，人多嘴杂，而孩子们明天还有测验，心定不下来。
在测试结束时，戴宗恕老师发给每个孩子一只密封的小玻璃瓶，里面有一张折叠的纸条，还有一根火柴。他要求同学们利用暑假的时间，争取把纸条上的字认出来，同时用“意念”把火柴折断。这说明，特异功能是可以通过锻炼而得到强化的。至于后事如何，我无从知道，因为我没有继续和他们联系。
关于耳朵认字和其他特异功能，在媒体上确实是搞得沸沸扬扬。就说耳朵认字吧，电视台曾播放过这样的表演。还说，相当多的孩子可能有这种功能，只是没有被大人发现，以后岁数大了，这种功能也就退化到无了。在我曾工作过的哈尔滨搪瓷总厂有一家姓安的职工，十八岁的女儿上高中三年级。全家正在看这电视，女儿感到好奇，就写了一张字条，放在她的七岁的小侄的耳朵里，结果那孩子居然也认出了字来，全家人惊讶得目瞪口呆。哈尔滨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
电视台还播放过这样的表演。在哈尔滨附近地区（可能是尚志县），有一位年轻母亲，表演心灵感应。她和六岁的儿子坐在一起，双目对视，结果儿子就能读出他母亲心里想好的数字。
透视人体也是一种特异功能。我有个朋友，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刀具教研组的冯老师。他住在大学职工家属楼。他的楼下邻居家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就具有透视人体的功能。冯老师有一次发生手指骨折，经过医院治疗，有所好转。他想知道，究竟痊愈到什么程度了。就去楼下求助。小女孩正在午睡。妈妈叫醒了她，说是“快醒醒，你冯叔叔让你看看他的手指怎么办了。”睡眼惺忪的女孩，一面揉着眼睛，一面看冯老师的手指，然后马上把看到的内容画在纸上。
冯老师介绍说：一开始，许多人也是不信。后来，这消息传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吴教授耳里，他亲自登门拜访。他是怀着极不信任和揭露谎言的态度来的。一见面，他就对女孩说：“你看我怎么样”？女孩不假思索地说：“你的右膝盖动过手术。”教授大为惊讶。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女孩也不可能预先知道他的健康情况的细节。又经过几次测试，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人都服了。这以后，医院一遇到X光照片看不清楚的疑难问题就派人用轿车来接这位姑娘去用肉眼看，再把看到的内容画下来。说白了，就是用肉眼观察来弥补X光照片的不足。
具有这种特异功能的孩子实在是大有人在。大约是1981年或1982年，中国科学院组织过一次正规的测试。他们在全国选拔了十位少年儿童，有男有女。北京两个，上海两个，四川一个，哈尔滨三个，还有两个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来自广东。对他们进行的测试相当严格，一切按照科学实验的规矩做。结果，他们都成功地认出了字。但是，每次总有人非难，说是密封的玻璃瓶似乎有动过的痕迹。其实，被测试者跟前始终有裁判员监视着，根本不可能拨动玻璃瓶，至于说所有十个来自祖国各地的孩子都能巧妙地挪动玻璃瓶，那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作为一个门外汉，只能猜测：既然他们能够不用眼睛认字，就说明他们有其它的办法认出字来。所以他们也必须“偷看”，只是这种“偷看”决不是我们常人想像的那样，用手去打开瓶子，拆看折叠的字条。而是采取某种别的办法，例如遥控，而这恰恰就是特异功能啊！
后来，他们又应邀到中南海去进行人体透视试验。许多领导人和家属都参加了。结果，他们观察到的内容都一再让大家折服。特别有趣的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万里副总理，一个男人，身上怎么会长这种东西！结果又说对了。大家知道，国家领导人的健康档案属于绝密资料，一班人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可是十个孩子都看出来了！（究竟怎么个特殊法，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想，这件事极易甄别。依然健在的万里老首长完全可以证实，是否曾经有过此事。
但是，更加神奇的还在后面。据说，特异功能可以归纳成二十二大类。上面说的那些特异功能都属于“小儿科”，或曰“初级阶段”。真正具有特异功能的就是张宝胜。他的特异功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此，中国科学院专门组织了对他的测试。其中，黑龙江大学的贺明副教授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连续三个月形影不离地陪同张宝胜，同吃同行同睡一室。回来后，贺明副教授做了一场专题报告，给予我极深的印象。我做了详细的笔记，这里摘要介绍如下。(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