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9日讯】郭泉：民主先声23：当前，无产阶级专政竟然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当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一国胜利后，必须等待或帮助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取得胜利，才能一体进入共产主义。但是由于各国的革命形式不同，革命的阶段也不同，所以，所有国家一体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表是根本无法确定的。
这样，如何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成果就成了无产阶级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1949年，毛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但是，毛的革命成果的取得，不只是在当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一家取得的，而是共产党和在野的多党联合起来打败了执政的国民党。49年后，由于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突出贡献，自然成为新中国第一届组阁的执政党。
8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957年，根据西方国家的竞选理论，连选连任不得超过2届（8年），因此，中国各民主党开始思考“轮流坐庄”和“人民公选”的问题了。毛共立即组织人马“引蛇出洞”，发动反右斗争，一举全歼右派领袖。
毛共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倒退为资本主义的多党竞选政治。随后，毛泽东发起了全面“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运动（简称大跃进），并确定了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一党原则。
毛共在清除掉来自共产党外部的执政权挑战后，为了防止党内出现“走资派”从内部分裂毛共，毛和他的幕僚开展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简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毛共的这一试验彻底葬送了毛和他的追随者。1976年，在文革的第10个年头，毛去世后，走资派立即消灭了毛派革命者的所有力量，并把毛夫人投入大牢。毛夫人最后在大牢里用自己的尼龙袜上吊自杀。
走资派当权后，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权贵资本专政。无产阶级在开始的十年里，非常不满意，但是在89年以后，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满意都只能变成屈服。
无产阶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富一天天被剥夺，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老板欺凌。而不能罢工，因为宪法禁止工人罢工。也无法去要个说法，因为这“破坏社会和谐”。
走资派们许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一起富裕”，如今也成梦想。无产阶级只看到一部分人富裕了，而无产阶级却更贫困了。
无产阶级专政竟然成了权贵资本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所有无产阶级始料不及的。
郭泉：民主先声24：财富向一部分人积聚，导致中国的权贵资本专政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的人共同富裕”，这是当初让一部分人先富的理由，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不应该叫理由，而应该叫借口。
如果说，提出这个命题的人的目的在于大家的“共同富裕”，那我们还是可以说他还是有点良心的。但是如果他，只设计让一部分人先富，而没有制定方案保证这些先富的人带动大家共同富裕，那他的良心就被狗吃了。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原因，即要求剥夺剥削阶级的财富分给穷人。49年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一直到这“先富”理论出台，无产阶级都处在“共同富裕”的状态。当然，用现在的经济量衡量，当时的“共同富裕”可以说是一种“共同贫困”。但是，这种贫困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因为大家所拥有的劳动机会和财富分配都是一样。没有比较就没有贫富。
但是，“先富”理论出台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无产阶级在最初的年份里，以羡慕的眼光来看待身边先富的人，认为他们是有本事的智慧者，无产阶级热切地盼望他们先富之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然后，先富者在先富之后，继续做着使得他们更富裕的事情，而没有任何迹象要和大家共同富裕。于是无产阶级们开始愤怒，开始去寻找先富者的先富根源，结果发现，不是因为他们勤劳，而是他们的关系和邪恶。
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大学生孩子们开始抗议，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讨个说法，结果却讨来了死亡。这一事件，终于让无产阶级知道了等待先富阶级用他们先得到的财富来让无产阶级“共同富裕”是一种痴人说梦。于是，无产阶级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也想让自己富裕起来。但是，残酷的事实告诉了无产阶级，你们已经没有富裕的一切可能性了。因为，所有的机会和资源，都在先富者的手里了。
至2006年12月底，在大陆区域内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这些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他们较集中在八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由于先富阶级具备了最庞大的经济基础，于是，他们自然就形成了他们的上层建筑。
无产阶级由于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于是也就丧失了他们的上层建筑。
由于先富阶级迫切需要捍卫他们业已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他们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快速地改造成了权贵资本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了。
郭泉：民主先声25：你们没有权利卖人民的工厂、学校、医院和土地
小时候最喜欢看的电影是《青春万岁》，记得里面有一群年轻人，在田野里，对着眼前的农田和远处的厂房兴奋地喊着：“田地是我们的，厂房是我们的，学校是我们的，医院是我们的，蓝天是我们的，白云是我们的，中国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当时，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可是现在想到这些优美的台词，不禁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现在还叫社会主义，可是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们的？
1949年，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在牺牲了千百万优秀的儿女之后，终于实现了陈胜吴广以来的中国梦想：“等贵贱、均贫富”。但是，好景不长。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出现了一些新的压迫和新的剥削苗头，毛泽东成功地消灭了这些苗头，毛称他们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共在消灭这些“走资派”的同时，也在全面“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同时，也伤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
毛去世后，“走资派”立即卷土重来。这些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分化出来的统治者，开始奉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这里的一部分”不是别人，正是“走资派”及其家属。这部分人如何先富裕起来呢？
他们开始使用的手段是劳动剥削。其手段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始积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剥削了大量的剩余劳动价值。但是，人民还是能忍受的。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逆来顺受的，也可以说是厚道，也可以说是懦弱。
中国人民一直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新中国不是某党打下的，而是人民打下的天下。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封建皇权思想的熏陶，他们很自然地认为，江山是某党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们有资格伸手向人民要好处。于是，人民给。包括第二代、第三代以及现在的第四代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像拿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去拿，去捞种种特殊的好处，人民也能宽宏地沉默着。
当然，也有人民的子女开始不满意这样的豪夺，然而，从天安门的枪声响起以后，人民的不满意的声音再也没有了，而“先富者”们不满足他们先富的那点财富的声音却越叫越高了。
于是，“先富者”们开始觊觎人民的“命根子”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就实行了一种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式。中国的土地、矿产、学校、医院和其他国有资产都是全体人民的，是不在流通体系当中流通的，是不能买卖的。说白了这些都是全体国民的固定资产和不动产，是他们养老、医疗、福利的源泉。在经过五十多年的积累后，突然之间被“先富”的权贵集团拿出来出售了，其所得却进了“先富者”的腰包。这就是中国“基地屁”不断猛增的原因。于是，企业、医院、学校、土地等等人民财产被卖得越来越多，于是，“基地屁”增长得也就越快，而失业率也就要不断地攀升。
改革开放前所实行的实物交换经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下的国土资源，这种原本在公有制下的“无价物质”一下子就转换到了西方货币制度下的有形价值，“基地屁”能不暴增吗？目前，只有失业率的攀升，才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真实现象。而这种现象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了两大阶级，一端是先富的权贵阶级，另一端是永远不可能“共同富裕”的无产阶级。
郭泉：民主先声26：中国人民应当知道信仰可以让国人善良、正义和奋起
世界上的人，按性别分为男人和女人，按信仰可以分为有神论和无神论。至于神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或不存在，这不是我们这篇文章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认为有神或认为无神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1994年至1999年，我在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刑事审判庭担任书记官，每逢执行死刑，我都要私下与即将执行死刑的罪犯谈心。我问他们：“你怕下地狱吗？”
结果，他们用一种很迟疑的眼光看着我，反问：“郭法官，你讲唯心、搞迷信啊？”
我又问：“你真的不怕下地狱吗？”“我八十岁死和我马上死都一样的。死就死，怕什么呀！”
我再问：“你真的认为没有地狱吗？”
他们迷惑地望着我，喃喃地说：“如果真有地狱，我就不会杀人了。”
每次听到执行死刑的枪声，我都仰望天空，我想，如果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天堂地狱的信仰，他们就一定不敢杀人了。上帝啊，这些人虽然是万恶不赦，但是也应该把更大的惩罚降罪给剥夺人民宗教信仰教育的犯罪集团。因为在宪法里规定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人民无法认识神。
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这个人就会无恶不作，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慎独”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不认为冥冥之中有神监督着他。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信仰，这个党就会无所忌惮，因为他认为他们对人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遭“天怒”、“天谴”。因为，在他们眼里，人民只是他们的奴隶而已，他们却是人民的上帝。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孙中山以这样的遗嘱，注解了自己。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遗嘱，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了。
无论孙中山思想有多复杂，无论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深，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海内外中国人有一位基督教国父，这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
有了信仰，我们才可能因为对神的敬畏而生出爱心，才能捍卫正义，才能在面对邪恶的极权力量的时候，奋起！
孙中山曾说：“建国之基础在于心里，要除旧更新，必须敬畏上帝。”
郭泉：民主先声27：解除报禁、新闻自由，是自由中国的第一步
极权统治者总是最害怕言论自由。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所以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残暴不仁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
极权统治者自己也知道他们作的不是好事，所以只允许他们自己办报纸。以前，他们的报纸里的记者也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可是现在，由于他们想办更多的报纸来愚弄更多的人，于是，他们被迫录用了很多人民子弟进入了他们独家开办的报纸。虽然，报纸是极权统治者的，但是，其中也不乏可以称之为“人民记者”的人民子弟。
但是这些“人民记者”只是人民对他们的尊称，并不表示极权统治者要实现所谓的“人民报纸人民办”。地球人都知道，这是他们愚弄人民的又一罪证而已。
我们来看看“人民记者”在极权集团的报纸里的生活景观吧。
如果这些“人民记者”写的新闻和评论，符合极权统治者的利益，就能顺利发表，这其实也是极权统治者最需要的。反之，极权统治者的报纸，就不予发表。如果，人民记者的新闻和评论侥幸逃脱了审查，即使发表，极权统治者认为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组织他们自己的“权威人士”说：“他们是临时人员，他们写的是虚假新闻，且已经被撤职”，其真实的情况却是这些新闻和评论，不符合极权统治者的利益需要。
可是，人民子弟的新闻工作者心头深深刻划的创伤是永远消灭不了的，人民也会永远记清楚是谁迫害了他们。当然，最重要的是，人民会永远记得是谁不允许人民自己办自己的报纸。
由于人民没有人民的报纸，由于新闻不自由，所以，当农民工被欠薪，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被欠薪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贫困儿童失学，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有书念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穷人看不起病等死，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还付得起医药费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农民土地被强制征收，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种地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人民被抢劫，我们没有为被抢的人呐喊，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被抢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有人因为乙肝，而找不上工作，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上乙肝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小姑娘因为谋生，不得不出卖身体，我们没有为她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出卖身体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学生因为高考、考研压力过大自杀，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不是因为我们还活着而不帮他们呐喊，而是因为，报纸不在我们手里；
这笔账总有一天要清算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