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7日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1949年后出生的中国人，许多都是从小听着这首“东方红”长大的。
但事实上，毛泽东从来就没把人民当回事，甚至连人民的死活都不顾，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人民谋幸福”呢？！
那么，“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一生谋的究竟是什么呢？在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回忆录《我的伯父周恩来》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
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
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
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
看完这段记述，许多读者都会注意到以下两点：一个是周恩来冲口而出的那句话：“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另一个是周的卫士长张树听到周的这句话后的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
那么，毛的“心思”究竟是什么？很显然，那就是权力！再没有比能经常接触毛的人更清楚这点了，所以当毛从昏迷中刚刚苏醒过来时，周才会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周的卫士长张树听到他的这句话后才会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
无独有偶，林彪在他的笔记里也曾写过：“他（指毛）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事实也确乎如此。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及喜怒哀乐始终指向一个中心：权力。夺取最高权力，独霸最高权力，巩固最高权力，耍弄最高权力，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主题。
毛泽东对权力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刚起家时，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扳倒对手，夺取党的最高权力。这个目标实现后，他的目标随之转变为如何取代蒋介石，夺取整个中国的最高权力。等到他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后，他又开始与斯大林、赫鲁晓夫较劲，与美英等西方强国争高低，图谋当上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甚至夺取主宰整个世界的霸权。
一
毛的第一次权力斗争发生在1921年。
作为中共在湖南的领导人，毛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员。但除了亲戚朋友外，他发展的人并不多。那时在湖南参加中共的人，包括刘少奇等都不是毛介绍的，而是在长沙活动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贺希明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入共产党的。贺曾任过长沙知事，颇有声望。他没去中共“一大”，是因为中共在长沙的联络人是毛，而毛非常妒忌贺。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后，毛盘问他贺是怎么介绍他们去苏联的。
毛正式成为湖南中共党的首脑之后，立刻就着手把贺从党的圈子里赶出去。贺当时主持一个相当大的演讲厅，叫船山学社，青瓦朱门，墙边几株古树，气宇轩昂。毛宣布要用这个地方做党的工作，率领一帮人搬了进去，让贺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不得不离开——既离开学社，也离开党。赶走贺之后，在毛的领导下，湖南党没有委员会，只有毛发命令。
这以后，毛角逐党内权力的劲头一发不可收拾，胃口也越来越大。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共”后，斯大林要求中共建立自己的军队，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泽东为了抓住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增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借“秋收暴动”的名义，拐走了当时在长沙附近的三支中共武装，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将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上了井冈山后，毛曾多次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管辖井冈山一带的特别委员会，但均未获批准。朱德与毛会师后，毛再次给上海中央写信。不等中央答复，毛就指定代表，召开“代表大会”，自己当上了书记。
不久，毛要党授权的信，从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6月26日递上了斯大林的办公桌。斯大林看好毛，毛有军队，有根据地，又是老党员，在中国知名度也最高。于是，毛的要求被满足。11月，中央的通知到达，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书记，管辖朱毛红军。“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但不久，在政府军紧追不舍的险境中，毛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了对朱德的权力斗争，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事委员会，剥夺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把 一切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毛的专制独裁，使他在红军中很不得人心。结果，没多久，1929年6月22日，朱毛红军的党代表们在福建龙岩举行大会，辩论朱毛问题，并投票选举。会上，毛被选掉前委书记，由陈毅接任，朱德重获军事指挥权。毛曾威胁说，“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还可以抵挡。”
8月21日，根据莫斯科驻华代表的指示，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给朱毛红军写了封信，决定重新起用毛，接到信后，朱德服从了。毛留下朱德当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部队也继续叫朱毛红军。俄罗斯档案记载，1931年2月，朱德对军事指挥官发脾气时说，他不过是“毛手里的玩物，没有任何权，毛只是耍他。”
1930年初，莫斯科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统一组编红军，彭德怀率领的部队此时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与朱毛红军相等，彭被编为与朱毛平行的一个军。
毛泽东一心要把彭的部队抓过来，但彭军远在几百公里之外，他鞭长莫及。恰好此时上海中央命令毛打南昌，给他创造了兼并彭德怀的机会，因为彭德怀刚于7月25日奇袭打下长沙，离南昌不远。
8月19日，毛给上海中央写信说，彭的形势十分危险，他决定放弃打南昌到长沙去“援助”彭。彭接到消息说毛朝着他来了，派人告诉毛，他不需要援助。但毛是推不掉的，反过来要彭去配合他打介于南昌、长沙之间的永和市。彭只得率部前往。
彭军到达永和的当天，8月23日，毛立即宣布两军年合并，成立第一方面军，毛自己当总头目（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仅仅是副总司令。为了得到批准，毛第二天函告上海中央，两军的合并是为了再打长沙。当时，朱德和彭德怀都反对再打长沙，但毛坚持要打，因为如果不打，他就没有理由要上海中央同意他与彭合并，把彭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毛利用二打长沙，全国报纸会大登特登的机会，把本来只统领一个军的自己，吹成全国红军及根据地的领袖。8月23日围城开始那天，毛通电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指挥全国的红军和地方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在红军岌岌可危之际，停止了第三次围剿，调走了军队。中共于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扩张，在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莫斯科指定毛为这个国中之国的首脑，相当于“总统”，还按苏联规矩给他戴上一顶非中国习惯的头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同时又是“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职务宣布的当晚，一个亲信来看毛，向毛道喜，一进门他就喊，“毛主席！”毛说，“你改口真快，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人的嘴里，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语汇中一个尽人皆知的词：毛主席。
国中之国成立前后，毛身边来了一批由苏联培训的中共高官。毛在他们面前依然摆出独裁作风，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周恩来刚来时，一次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毛照旧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在座的人请他让位，由周主持。
1932年5月，毛伸手要权，提出在红军中设立总政治委员，由他担任。7月25日，周恩来答应了他的要求。
1932年夏，蒋介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以北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红军协力支援这两个红区。毛的任务是率领中央苏区的红军北上进攻若干城镇，以牵制一部分政府军。毛遵命攻击了几个地方，但一遇强敌就停下来。中央要求毛积极出击，“呼应配合”，毛则保持观望，按兵不动。
蒋把红军赶出鄂豫皖和湘鄂西之际，下一个目标轮到中央苏区。莫斯科的战略是迎头反击，但毛再次拒绝执行，坚持要“分散”部队，躲避蒋军。
10月初，一次紧急会议在宁都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苏区的八个领导人都出席了，大家一致指责毛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犯了“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与会者开展了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在上海的中共领导博古等人，给宁都会议发电报，称毛的行为“不可容忍”，再不能让毛指挥红军，甚至建议开除毛的党籍。结果，宁都会议撤掉了毛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接任。到了1934年初，毛又丢了苏区政府“总理”的职位。
长征初期，失宠的毛一直忙着分化中央，争取同谋的活动，特别力争两个他从前并不喜欢的人。一个是绰号“红色教授”的王稼祥，一个是接任他“总理”职位的张闻天。毛跟这两个人早先都干过仗，现在他竭力拉拢他们，因为他俩都对一把手博古心怀不满。于是，以毛为首，这三个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反对李德、博古的“三人集团”。
这个“三人集团”一块儿行军，谋划着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着，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则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三人的位置都安排好了，他们就要求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苏区为什么垮台。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政治局委员跟军事领导人等二十来人，在贵州北部的遵义城开会。会上，毛等三人把中央苏区垮台的责任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
中共党史称这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袖地位，其实会上毛既没有成为党的领袖，也没有被授予军队的领导权。不过，毛在这次会议上也获得了成败攸关的的突破：他终于进入了中共的决策核心“书记处”。遵义会议一结束，毛就左右书记处做出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开过三星期后，毛跟张闻天结伙用阴谋手段让张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的第一号人物。从此，毛当上了张闻天的幕后操纵人。不久，毛又用权谋搞了个“三人团”，由他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使他从此在军事指挥上与周恩来平起平坐。
二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凡是有点爱国心的人，无不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毛此时的所思所想、一切所为仍是为了两个字：权力。
嘴巴上毛把抗战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还动不动就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其实当年真正消极抗日的根本就不是国民党，恰恰是毛自己和他领导下的中共。借着抗战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他一方面在背地里积极扩充中共的势力范围，不断与国民党搞摩擦，为抗战胜利后与蒋介石争夺国家统治权做准备。另一面则玩弄权术，清除异己，逐步建立和巩固了在中共党内的个人独裁。就像《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抗战期间的毛，“打政敌，打蒋介石，不打日本”。
与日本的全面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借口不抗日。中共的将士们也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但毛泽东却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在他看来，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生前，他多次说过，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时，曾为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道歉，毛却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的战略就是把苏联军队拉进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竭力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与日本开战后，毛坚持红军不打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总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不断地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的政策引起了中共将领的不满，他们想打日本。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日的第一枪——平型关战役。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但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要是依了毛，这一仗根本打不起来。林彪1941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复，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认为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于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场合，为了宣传，毛又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以此证明中共比国民党更热衷抗日。
除平型关战役之外，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仗，都是做国民党军队的帮手。这个过程中，毛不断制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
1940年5月，抗战到了紧急关头，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把民族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的彭德怀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破路战役，取名为“百团大战”。7月22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于8月10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8月20日动手。
“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共打的唯一一次大战，使得日军不得不把进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士气，因而赢得了国人的一片好评。但毛的反应却截然相反。他愤怒至极，一方面是八路军因此遭受了日军的沉重打击，更重要的是他觉得“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影响了他与蒋争权的战略计划。为此，它成了彭德怀在以后的岁月里挨整的一大罪名。
在1938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第一次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
毛为打内战开绿灯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1940年1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八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两千五百万人口。是年22日，中共给莫斯科的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3月，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又全歼六千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10月初，新四军在黄桥一举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军队，击毙两名将领。
八年抗战，两千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但毛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扩充实力，与蒋介石争权的良机。结果，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中，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被极大地削弱，毛领导的中共则乘机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战结束时是三比一。
抗战期间，毛不但在党外处心积虑地与蒋介石争权，而且通过一系列权谋，在党内如愿以偿地确立了自己作为老大的地位与名分。
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1937年11月，斯大林用飞机把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的意见一致。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的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人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由他继续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作政治报告的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已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份还没有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权威。
此时，毛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涛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个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斯大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进监狱，甚至送上刑场。别看他长了张娃娃脸，但这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1937年12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
南京是12月13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18日，王明赶去那里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作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里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后来耿耿于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作“留守处”。
在1938年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再次支持王明，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自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怀疑毛是“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此时，毛的前途危机四伏。
毛这时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王稼祥在王明回国后当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6月，张国涛投靠国民党，被开除出中共后，毛电召王稼祥返国，目的是带回一句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表态的话。王离苏之前去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起党内不团结，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随后，毛利用这句话，消除了来自王明的威胁，巩固了他的地位。
王稼祥8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电召王明等人回延安开中央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上一次中央全会还是长征以前开的。四年来，不知有多少“共产国际重要指示”，毛从来没有召开全会传达过。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临时首都武汉遭到日军进攻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却要开大会，把中共领导从武汉，军事将领从战地统统召回,齐聚远离抗日战场的延安。王明质疑这种做法，建议要开会到武汉去开。毛强硬地宣布，“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 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说，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只好在9月15日来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毛跟着就把在“七大”上以头号人物作政治报告的身份，从王明那里夺了过来。王明没有抵抗。中央全会29日在延安召开，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等于向中共高层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们的领袖。
打倒王明的进程开始了。由于共产国际明令要团结，毛不敢当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击。毛故伎重演，把会议拖长，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离开，然后让他缺席受“审”。当时蒋介石把战时首都移到重庆，定好10月8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王明届时将去参加。毛等的就是这一天。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中央全会，开了将近两个月，不仅武汉陷落，广州被占，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也受到了大举围攻。电报紧急飞来：“此间情况甚紧，望彭德怀会毕速归。”但毛扣住彭和其他军事将领不放。
10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对手都等不及了，先后离去：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他们前脚走，毛后脚就攻击他们，特别指责王明“听蒋介石的话”，甚至把长征前苏区肃反的帐也算在王明头上，尽管那时他根本就不在苏区。
国民参政会结束后，毛将王明召回延安，给了他个统战部部长的职务。这好像是个重要职位，其实实权掌握在毛的人的手上，王明行同软禁。
1941年到1945年期间，毛又别有用心地发动了“延安整风”，目的之一就是叫整个中共领导层对他匍匐称臣，使他永远不再需要莫斯科的认可。
1941年秋，毛召开一系列政治局会议，要所有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引起过他不快的人，都卑恭屈膝地谴责自己，唱他的颂歌。大多数人，如张闻天、博古，都乖乖地照办。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只有一个人拒绝从命，他就是王明。
王明一直在毛的股掌中过着小媳妇的日子。10月，他有幸看见季米特洛夫给毛的电报，里面问了十五个严厉的问题，包括：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打击日本，以阻止日本与德国夹攻苏联？手上有了莫斯科对毛不满的证据，王明胆子壮了，抓住这个机会打算东山再起。政治局会议上，他拒绝表态说毛一贯正确，反而批评毛的抗日政策，说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毛，而是他。他要求跟毛泽东在党的大会上辩论，说他决心与毛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毛本来计划在政治局所有人都表态臣服后，召开已延迟多年的“七大”，名正言顺地当党的领袖。毛做事实上的中共领袖已经七年，但一直还没有正式头衔。经王明这么一闹，毛的如意算盘便散了架。如果倔强的王明在“七大”上挑起论争，辩论抗战政策，输的准是毛。毛不敢在这时开“七大”。
王明在1941年10月向毛挑战之后，突然病倒了，住进了医院。王明说是毛泽东给他下毒。这有待查证。确有证据证明毛给王明下毒的，是王明准备出院时。那时王明仍不屈服，在医院还作诗表示要“不低头，”“争气节”，说毛“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甚至直点其名：“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这样一个敢于反抗的王明，出院后准会给毛带来无穷的麻烦。毛决心除掉他，派人给王明下了毒，只是并没毒死王明。
这时，毛感到危机在即，采取紧急措施。3月20日，他秘密召开排除王明在外的政治局会议，把自己正式任命为政治局兼书记处主席。决议给毛绝对权力，说中央的任何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王明被赶出书记处。毛就这样第一次当上了中共主席。然而，他当得鬼鬼崇崇，没有向全党宣布，也对莫斯科保密。这件大事在毛的一生中都是国家机密，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多次干预下，毛、王双方各自让步，但归根到底是毛得胜。莫斯科要毛放王明去苏联，但毛硬是把他扣在延安，要怎么整治他就怎么整治他。“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把王明塑造成头号坏蛋，干部们成天谴责王明，但他们大多连王明的面都没有见过。毛怕雄辩的王明在大庭广众下开口，总是不许他出场。在一个声讨王明的大会上，王明的夫人跑上台去说那些指责都是诬陷，提出用担架把王明抬来，让他澄清事实。在座的当然没有人动。于是她哭着扑到毛的膝盖上，要毛主持公道。毛坐在那里，任她痛哭流涕，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
1943年，毛在给王明下毒时，还整治了周恩来。毛不满足于周听话、忠实，还要再大大恐吓周一番，使他不敢有丝毫贰心。在整风中，毛把周领导的地下党打成特务集团，周面临当特务头子的危险。毛召他从重庆回延安时，他踟躇着不敢回去。毛6月15日发给他暗带威胁的电报：“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周七月份一到延安，毛劈头给他一顿指责，还甩出一句：“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汗。”周胆战心惊，马上在“欢迎”大会上连篇累牍地歌颂毛。11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一连骂了自己五天，说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是王明的“帮凶”，说自己从前当领导是“篡党篡政篡军”，还称自己“猥琐”，有“奴性”。他在党内到处演讲，大讲他本人和其他领导如何给党带来灾难，毛又如何从他们手里挽救了党。自此，周恩来被毛完全驯服。
1945年初，轮到彭德怀挨整了。毛召开“华北座谈会”，旨在破坏彭的威信与声望。会上毛钦定的人物一个个朝彭身上泼污水。至此，毛已经挨个儿整治了中共领导人中所有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强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屈服了。
正是靠整风，毛泽东第一次树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而且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毛本人亲自导演的，最重要的步骤都发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1943年。
这一年，毛亲手控制的《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登着大字标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年，毛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正上方镶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头像。这一年，中央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枚毛像章，为后来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这一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卖给家家户户。这一年，著名的毛颂歌“东方红”要人人传唱。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问世，它首次出现在王稼祥的文章里。捉刀人其实是毛。王的妻子朱仲丽记得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毛到她的家来了，先说了些关于打麻将的俏皮话，然后叫他丈夫写篇文章纪念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毛明确地说，“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王稼祥心领神会，废寝忘食地写了这篇文章，中心是：“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写好后交给毛审阅，毛打电话答复：“写的很好，准备叫《解放日报》发表。”发表后成了人人必须“学习”的文件。
那时的延安，在每天的会上，一个简单公式被反复捶打进人们的脑子：只有跟着毛，才能无往而不胜。长征中最大的败仗土城之战，明明是毛指挥的，现在成了“违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结果。毛反对的平型关战役成了“贯彻毛‘诱敌深入’等作战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个人崇拜树立起来了，名正言顺当中共领袖的时机成熟了。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离上届“六大”整整十七年。毛把“七大”往后一推再推，以便滴水不漏地控制大会。
所有“七大”代表都经过反复筛选。整风前有五百来名代表，半数被打成特务，自杀的、精神失常的难以记数。几百个新代表被选入，各个都保证听毛的话。
“七大”会堂最醒目之处，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条大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毛被选为所有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自中共诞生以来，他第一次公开地有了党的领袖的头衔。二十四年的努力如今总算开花结果，如愿以偿，毛的激动可想而知。感情激动时他容易顾影自怜，他又开始唠叨过去的“受歧视”，“坐冷板凳”，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毛泽东成了中共的斯大林。
当上了老大后的毛，不容党内任何人对他的权威进行挑战。此后几十年里，敢于挑战毛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相继被他整死。
三
同国民党的内战刚胜利在望，毛便跃跃欲试，要在斯大林的全球势力范围内插一脚。他找来了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派她周游世界，替自己宣传。临行前，毛给了她一套文件，嘱咐她“转交给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给美国、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看看”。斯特朗遵命写了篇文章〈毛泽东思想〉，外加一本书，题为《中国的黎明》，颂扬毛“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说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有些欧洲政府战后的模式”。这些话明摆着在夺斯大林的风光。
1949年11月，毛建国后第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会议“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大谈“毛泽东的道路”，一次也没提斯大林或者苏联的榜样。刘说，“中国人民走过的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应该走的路”，“这些地区的革命人民不可能不走这条路，谁要想回避它谁就将犯错误。”毛还违反了他曾对苏联许下过的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的诺言。11月23日，刘少奇向大会宣布将成立一个“联络局”，总部设在北京。毛的意图是用这个机构作为指挥别国的工具。
毛深知，要争夺共产主义阵营与整个世界的霸权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因此，中共政权刚一建立，他就千方百计向苏联索要援助——帮中共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全面的军事工业系统。斯大林在世时卖给毛五十个工业项目，加上赫鲁晓夫后来又卖给中国的九十一个大型项目，使得毛得以在1953年6月 15日推出了称作“总路线”的中国工业化蓝图。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项目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毛的工业化实际上是“军事工业化”。
毛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至多再长一点时间内，实现这个目标。他反复交代的是要“快”，“提前完成”，“超额完成”，说速度是“灵魂”。为什么这么急？毛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他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中国就变成军事大国，使他在全世界“说话有人听”。
1955年，毛终于成功地使赫鲁晓夫同意把核技术提供给中国。这年的4月，苏联正式签约帮助中国搞两个发展原子弹的必需之物：一座重水反应炉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国成为核大国就此起步。一组组中国科学家立即赴苏受训。12月，在苏联科学家协助下，1956年至1967年中国12年发展核工业的大纲订出，毛的喜悦就不用说了。他对秘书说，他很高兴，1949 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巅，气概冲天地说要“把地球管起来！”
斯大林死后，毛为了坐上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把交椅，不断地与赫鲁晓夫争权。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当着大家的面轻蔑、侮辱赫鲁晓夫。后者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是个“自大狂”，“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1960年，赫鲁晓夫还对来罗马尼亚参加五十一国共产党会议的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他还对其他苏联领导人说，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样，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
1968年11月，毛对澳大利亚毛主义党的领袖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特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
毛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他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他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如愿以偿。
正是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毛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1966年10月27日，中国在本土进行了一次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没有任何一个核国家敢这样做，因为稍有偏差就等于自己往自己人民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这枚核导弹在中国西北部穿行八百公里，飞行轨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镇。这种类型的导弹在不携带核弹头的冷试验中，曾屡出差错。三天前，毛指示做这次试验时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他不在乎原子弹掉在自己人民头上。幸好发射成功。这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1967年6月17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野心勃勃的毛对核试验人员说“我们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在这样一种趾高气扬的心态下，毛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推向高峰。他授意中共官方自吹自擂地宣布，“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还不惜血本把小红书推销到一百多个国家去，声称“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 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喜得这红宝书，就像久旱逢甘露，雾航见灯塔。”中国对外人员侵巢而出，逼着人家颂扬毛。
在毛的眼里，接见外国政要意味着他在世界舞台上继续放光。因此，毛喜欢接见外国政要，见他们一直见到临终。身体糟到透不过气来，就在旁边小桌上的报纸或书底下，放一跟输氧管，静静地往他喷氧气。
1974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的领袖。
四
毛泽东的一生，不但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权力，而且他的喜怒爱恨也无不与个人权力的得失紧紧相关。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受到党内的严厉批评，被夺去了军权，此后一段时间，情绪十分抑郁。当时鄂都的红军指挥官龚楚在回忆录里曾对此做了十分生动的描述。
1934年9月上旬的一天，龚楚正在研究地图。
“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跑到大门前，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脸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到，‘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
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到，‘我现在来鄂都督导苏维埃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间住。’——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诚恳地说，‘我们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因此，我在晚上有空时，便到他家中去。
从旁观察，毛泽东居处，除了我常到外，没有什么人来往。中共的高级干部更没有一个人来过。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他的抑郁和凄凉之感，是可以想知的。
九月间，我收到了十块银元的营养费，买了一只大母鸡，两斤猪蹄，先派人送到毛泽东处，作为晚上消夜时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时才去，贺子珍将炖好的母鸡和猪蹄端上，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后，便滔滔不绝地长谈起来。
当谈到我过去受处分的事，他说当时并不赞同给予我以处分，但周恩来过于刻薄，才闹成那件不愉快的事。”
龚楚还说，毛对其他领导人也“表露着深深的不满”。酒后伤感，他喟然长叹道：“‘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说时竟凄然泪下。这时他有点轻轻咳嗽，脸部更加瘦削而枯黄，伴着一盏荧荧的豆油灯，神情显得非常颓丧。”
此时正处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即将开始之际。但无论是红色政权的失利，还是即将到来的与才生下不久的儿子的生离死别，都不足以使毛落泪，只有失掉个人权力才有这样的力量。
毛一生都记恨宁都会议上那些反对他的人，特别不放过周恩来。尽管当时周为毛缓颊说好话，但他毕竟同意撤了毛的职，而且取代毛当了红军总政委。毛上台后，周做了一百多次检讨。四十年后，身为总理的周，刚别确诊膀胱癌，又正在跟美国、日本谈判，却不得不一次次严厉指责自己，罪状之一就是宁都会议。
1958年8月13日，毛心血来潮，破天荒进了家餐馆：天津的“正阳春”。他不仅在餐馆门口下车，还在楼上餐厅里打开纱窗，探出头去。“毛主席！毛主席！”人们开始惊呼，很快，数万人挤在楼前的街上欢呼雀跃，喊着“毛主席万岁”。秘书担心毛的安全，建议他离开，用身材相彷的警卫战士把人群吸引走。毛拒绝了。他来餐馆就是为了被人看的。他知道他不会有任何危险：来前没人知道，餐楼离人群很远。环绕餐馆的人也肯定是事先安排的，就像毛参观别处时一样。毛几次在楼上窗前亮相挥手，人群更是不可遏止的激狂。毛事后对中共高层不无得意地说：“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毛俨然已是上帝。
嗜权如命的人最害怕失去权力。
李志绥大夫回忆说，毛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性失眠。与一般人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丧失自身权力的危机感。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共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当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威胁时，毛就会长期失眠，在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
从一九五八年初起，毛又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当年，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曾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在成都金牛坝为毛兴建了一座结构上完全一样的游泳池。但毛在成都时，从来不在这里游泳，却不断要手下人去游，而且要他们告诉他，在这里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试游过的人都安然无恙，毛却仍对这座游泳池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
到文革爆发时，毛的怀疑恐惧终于发展成了明显的迫害妄想症。
毛的被迫害妄想症使他无法久居一地。发动“文革”的前后，毛甚至怀疑自己的住处被人安装了窃声装置，对它也失去了安全感，动不动就要变换住所。1966年7月，毛回到北京后不久，一组搬到了北京市外玉山一号楼。没住几天，毛说这里有毒，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里盖有数栋别墅，树林葱葱，有一个大池塘。文化革命小组的办公室设在钓鱼台内。汪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其他小组人员早已迁入。毛住到附近的十号楼，江青往在十一号楼。又没有住多久，毛仍觉不安全。于是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这里住得比较久，到接近年底的时候，搬到中南海室内游泳池。
在追逐权力的道路上，毛可谓过五关斩六将，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但造化弄人，终其一生，他也没能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权力欲，成为梦寐以求的世界领袖。因此，临终前的毛，经常沉浸在一种伤感的心境中。
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是庾信的《枯树赋》。在这首赋中，作者为一度茂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1975年5月29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而毛在1976年7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此时，几乎所有毛的党内对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人的死都与他有关。然而，这些人的死对他来讲又都有点“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的大示威。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有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射过边境就不错了。巨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质量差得一塌糊涂。毛1975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福特总统访华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毛因未能实现做世界领袖的雄心而伤感。他的伤感不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为追逐他的梦，为巩固他的权力，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七千万人的死亡，对此他没有表示过任何遗憾。他心头只有他自己。
毛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征服中国的辉煌——像看宣传电影中共军队进北京——和现在的失意，都能叫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毛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因此，他对被赶下台的政要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同情。
毛只见过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皇帝短短一面，没什么交情。可是，这个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1975年死在监狱里时，他却着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对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同情。
甚至对自己一生的老对手——蒋介石——的死，毛也寄托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伤怀。
为了防止蒋卷土重来，毛屠杀了数以百万的中国人。1975年4月5日，八十九岁的蒋介石死在台湾。毛私下竟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复播放便形成了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
目尽青天怀今古，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这两句的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种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来消愁。为蒋送葬后几天，毛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成“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成了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1976年9月8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工作了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的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毛要什么，原来他是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的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自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
1976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的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