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7日讯】问：你大部分的客户都是年长的中国移民。你自己是香港移民的女儿，毕业于法萨尔大学(Vassar College) 和圣约翰大学法学院 (St. John’s University Law School)，同时又精通普通话和粤语。你仍然会觉得与你的客户存在年龄上的隔阂吗？
答：如果我是在电话里和他们接触，他们会认为我是50岁。我其实是30岁，但看上去像是24岁。
问：你为什么会选择耆老法作为你的职业方向？
答：当我还在法学院的时候，我的祖父中风进了医院，随后在康复中心进行康复治疗。他当时用的是社会保险计划，拥有一份房子产业。
在康复中心的时候，他被告知：因为他拥有一幢房子，所以必须在100天之后离开。他是自己独立处理这个问题的，没有人告诉他去联系老年人法律顾问，也没有得到过有关“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信息，或者是如何申请家庭护理(home care)方面的建议。
问：这是典型的中国老年人的做事方式吗？
答：中国老年人是非常努力勤奋的，而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都是尽力去自己解决问题。向律师寻求帮助是他们最后的一个选择，这就像只有当他们身体感觉非常不舒服了才去看医生是一样的。
问：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一个对律师有恐惧症的客户群体。那你是如何来突破这个问题的呢？
答：通常我接到的电话都不是直接由老年人打来的，而是来自50几岁或60几岁的家庭成员，他们都是在尽力劝说自己的父母来这里寻求帮助。这些人就可以帮助我填补和老年人之间的年龄差距，因为父母通常都是尊重子女意见的。
问：你是如何从这些人身上最后转向和他们父母沟通的呢？
答：我从建立信任开始做起，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给我提供信息，而且必须是很大的信任。我会问他们“你有几个孩子？”“你的健康情况怎么样？”我会告诉他们我在中国城认识一些很好的医生，我还会问他们房子的情况。我对他们表现出我的关心。
问：那么这样的话，这些来自中国的勤奋努力的老人是否就会突然打开防备，将他们所有的困难都告诉一位出生在纽约的年轻女子了呢？
答：他们会试探我，会说“那你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并不容易。10个老人中有8个会说“啊，你太年轻了”。如果给他们两个选择，一个是对耆老法没有经验的40岁的律师，一个是对耆老法非常精通的30岁的律师，他们会选择年纪更大的那个律师，而且他们更会去听男性的意见。但是，如果你给他们陈述出法律，非常专业的帮他们代理，并尊重他们，他们也会信任你，这就变成个人关系了。
问：当变成了个人关系后，你们是否就可以谈论任何事情了呢？
答：还是有一些禁忌的。谈论死亡和伤残是不行的，否则会倒霉的。
问：关于死亡和伤残，这不是耆老法里必须谈到的吗？你是如何避免的？
答：我去谈论如何保障钱和资产。我会问他们：“你想保障你的银行账户吗？”当我谈到将孩子列为资产的托管人时，他们会很紧张，因为把掌控权交出是不容易。和他们谈论费用也比较有效，将进行监管程序所需要的$10,000和委托律师的$200-$400的费用对比。有的时候，我会警告他们，因为我必须让他们意识到后果，他们必须了解到他们需要受到保护。
问：公众对这些老人的关注和帮助程度如何？
答：我在康复中心以及老年中心做演讲，也上过电台谈论过几次。在康复中心都进行的挺好，我得到的反馈是“我希望能早点认识你”。而我则希望自己能更早点帮助到他们就好了。
— 译自2005年2月《纽约法律月刊(New York Law Journal)》
杨佩玲律师简历﹕杨佩玲(Pauline Yeung-Ha)律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学院，纽约新州两地执业，为GRIMALDI & YEUNG LLP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是纽约州少有的耆老法专业律师，专精耆老法与残疾人保障法，重点受理与政府福利相关的领域的案例。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