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1日讯】2008年的新年已经悄悄走到我们身边。又将不声不响地离开我们而去。这就是逝者如斯的时序，这就是催人易老的年华。其实今年这个新年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戊子年新年”才对。而2008年是西元（公元）纪年，它只有“元旦”即1月1日，没有“新年”。于是乎有人爱说“新年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更有人认为“元旦”是从西方“照搬照抄”来的“外国货”，这些看法其实都不正确。
中华民族传统的历法最早起于夏朝，所以又叫“夏历”，就是民间一般称作的农历。它将一年的岁首定为正月初一，又称元旦或元日。但到了殷商时代却将十二月初一定为一年的第一天；周朝更将一年的第一天定为十一月初一；秦始皇更把一年的第一天定为十月初一。直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才恢复夏代的历法，将一年的正月初一定为一年的第一天，以后历代沿袭至今未改。所以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正月》一书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朔日，就是初一的意思，所以那时的“元旦”就是我们现在的正月初一新年。到了上世纪的１９１１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次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废除夏历，以公元纪年，以１９１２年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为元旦。但民间仍按习惯在民国元年的２月１８日过旧历壬子年的新年正月初一。于是一年中便出现了新、旧历的两个第一天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国２年即（１９１３年）当时担任总统的袁世凯宣布将公元纪年即公历的１月１日称为元旦，将夏历的正月初一定为新年，并例行放假。从此夏历的岁首（即正月初一）便称为“新年”了。所以“新年”一词算起来还不到１００年的历史。
其实中国一般的民众最看重的并不是公历１月１日的那个元旦，而是旧历正月初一的新年，你去问一百个中国人，恐怕九十九个都认为旧历的腊月三十与正月初一才是过年。所以在我的往事记忆中，几乎记不得任何一年过元旦的情景，留下的都是过新年的印象。然而令我印象最深或者说最怀念的还是那“万恶的旧社会”时过年的时光。那时的新年，每家每户都充满了年味，而且是充满了人情味，文化味的年味。却没有任何政治味，工具味，乃至变了味的“年味”。
现在一些五十岁以下的人，一提起所谓的“解放前、旧社会”便以为是“民不聊生”是“水深火热”，是什么杨百劳，喜儿，扎根红头绳就过年了。可以说那全是御用文人的瞎编乱扯。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见证人最有发言权。那个时侯过年，我亲眼所见，不说百分之百，起码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而且都备有丰盛的菜饭，年糕，汤元之类的食物。大人、小孩都要穿新衣，新鞋。稍微富裕点的人家，屋里都要张灯结彩，椅披椅垫之类搞得一派喜气洋洋。而且那时民风古朴淳厚，贫者不存非分之想，富者乐善好施。一到了腊月，街上就有民间自愿乐于捐助的富人出钱资助的慈善机构，向有困难的人发放米、布、钱，你愿去领取的人就去领。既不需要“居委会”，“派出所”开任何证明，也不会问你是什么成分，是城市还是农村人，是常住户口还是暂住户口？官方根本不介入这件事，更不会拿这来说事，宣传，以宣扬什么“温暖”、“关怀”之类的说教。而且我亲眼所见，去领慈善救济的人并不多，从来就没有人排成长龙，更不会像现在超市卖点便宜的东西竟会发生拥挤踩踏伤人的悲剧。这充分证明那时贫困的人并不多，甚至有点困难的人还不愿去领，怕“丢人”，失了个人的尊严。而且做了这些好事的富人，从来不张扬，不吹嘘他给谁“送了温暖”，叫记者来拍个照，报导一下。谁要这么作，众人的口水都要淹死他。当年我父亲也是捐助者之一，他教育我的理念就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里所谓的“有心”，就是借做好事来表演、抬高自己。所以做了好事，不要去张扬，更不要去图别人回报，而头上三尺自有神明知。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迷信”的味道，实则是一种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的规范在起作用。所以反过来也没有人去冒领多拿。我看今天为发点“低保”，往往闹得不可开交，什么想法开后门的，该得而得不到又哭又闹的，告状的，无奇不有。要是今天谁敢像当年那样敞开门不要任何证明，任何手续都可来领米，领钱，我看你有１００座仓库也不够。所以“旧社会”既不是什么“水深水热”，而那时的道德水准和良好的民俗，民风更不是今天我们这个“伟大的新社会”能望其项背的。
至于那时的农民，只要没有战乱和大天灾，无论什么贫下中农，哪家不是只要冬至节一过就开始杀大肥猪过年，有的家的腊肉到第二年栽秧时都还未吃完。土改时，工作队动员一个老贫农去斗争地主，这老贫农找不到话说，上台去就指着地主骂道“你这个狠心的地主，我给你栽秧子，你端出一碗腊肉，一块块比巴掌还大，比指头还厚，哪个吃得下去嘛？你存心害人！”，弄得工作队的人哭笑不得。“三年自然灾害”时，这个故事成了我们劳改营中囚犯“精神大餐”的最好“脚本”，大家听完后都感叹“今天能有这样的地主来害我们一下就好了”！
那时过年的文化生活完全是民众自发、自愿的，诸如什么敬祖祈福，演社戏、舞狮、舞龙灯、灯谜会，从无官方的政冶宣传与说教介入其中。这些活动当然没有今天从中央到地方的“春晚”那么富丽堂皇，但也不会耗费巨大的民脂民膏，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不过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家家门前的春联。也就是从腊月三十开始，家家门口都贴上一副用红纸和毛笔字写成的对联。中间门坊上再加一横批，门上贴上大“福”字，或门神，有的还挂上灯笼。几乎家家如此。而那春联的内容真堪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畅所欲言”后，却不必担心“阳谋”找上门来打你成“右派”！
春联的内容以喜庆吉祥之语居多，最常见的如：“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又如“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福自来”则既有祝福也有劝导期望。但我那时却从未见过对官方献媚吹捧的春联。哪怕是国民党的官员，也不会在门口去贴一副对联：当官不忘国民党，幸福全靠蒋主席。──那会成天大的笑话。而发牢骚却是有，如：“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如此明显“不满现实”的话，也不会有谁来找他的麻烦。
那时每年的大年初一，我常和父亲，还有我姑姑去街上闲逛，专门去看那“春联像大海洋”一般的盛景，也不时对写得别有新意的联语加以评价议论，是那时过年一种特殊的文化品味与享受。记得在一家小店门前，主人既在卖茶又在卖点烟酒类的杂货。门前的一付春联是：“为人忙，为己忙，忙里偷闲喝杯茶去；谋衣苦，谋食苦，苦中寻乐倒杯酒来”。我父亲对此联很赞赏，认为既道尽了世情，也表现出了主人的潇洒与幽默。又如有副春联写道：东风大胆敢梳柳，春雨细心更润花。拟人化的手法，把大自然的春天写得多美啊！我们有一年在一家并不起眼的小商店门口看到主人在春联上写的是“财如晓日腾云起，利似春潮带雨来”。我姑姑笑着说“这主人吹牛的功夫恐怕天下第一”。当时我们确实还不知道中国人的“牛”可以吹到“亩产万斤”，“十五年超英赶美”这样的份上，何况人家吹的那“一牛”并无什么害处，不像那“亩产万斤”是要吹死人的。
也有因春联出丑、惹祸的。先说这出丑的，过去有个贪官全靠“上面”有裙带关系，于是官运亨通得意，其人虽贪，偏要标榜自已“廉洁”，“亲民”在年三十于门口贴一副春联，上联：爱民若子；下联：执法如山。民众见了气不打一处来。有人半夜去到贪官门前，在联后补上几个字，于是便成了上联：爱民若子──金子，银子乎？下联：执法如山──冰山，靠山也！第二天正月初一，大家一看都笑弯了腰。今天那些爱作“亲民秀”表演的贪官，不知能否从中吸取点教训么？
至于因春联惹祸的事，说起来就有点沉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骂国民党是“蒋匪”，国民党则回骂曰“共匪”。中共说蒋介石“亲美”，国民党说毛“亲苏”，互相对骂无止无休。川南某县有一老学究拟一春联讽之云：“蒋匪”，“共匪”究竟哪个是匪？“苏亲”，“美亲”不知谁家才亲？外加横批：天才知道。他显然不知这“伟大的新社会”不比“万恶的旧社会”怎能容你乱说乱动？所以结果便是“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泽东语），此公便成了“反革命”。另一个是七十年代一个“知青”在乡下过新年，穷得揭不开锅，却引得他文思涌进，拟成一副十分别致的春联贴在门上。上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下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是：此中人语。这当然是《桃花源记》中的“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之意。确实当时的“外人”皆不解其意。但后来他却在一次闲谈中，向一位他认为不是“外人”的知青同学吐露了真情。他说，上联是“缺一”谐音“缺衣”；下联是“少十”谐音“少食”，连起来就是“缺衣少食”。谁知他这位同学，想争取政治表现好，早点回城，便去告了密。正在文革中，那还得了？结果与那位老学究一样的下场。
春联竟引出如此的悲剧，行文至此，只好掷笔长叹！也更加怀念童年时新年与亲人一道去看春联的快乐。所以我把这些写下来，算是留作一点纪念吧！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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