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8日讯】 平心看颠覆
提起“颠覆”，令人立刻联想到那些出人意料、令人震撼的事件，像哥白尼的日心说颠覆了对托勒密的地心说，迈克‧杰克逊的演唱颠覆了古典的音乐舞蹈，近年来流行全球的露股沟低裆裤颠覆了传统的服装审美，像德国四年一度的大选是选民对政府的颠覆……
“颠覆”，不过是用来指称变化，那些重大的、急遽的、出人意料、令人震惊、影响深远的变化，变化所及则无所不至，文化的、科学的、社会的、政治的……。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变化都是常态，即使是颠覆性的变化。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和平的社会，颠覆可以是令人兴奋的，却不必是令人不安的。民主制度之下，颠覆政府不是犯罪，而是公民受到宪法保护的不可予夺的权利。美国人投票颠覆了布什的政府，德国人大选颠覆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社会依旧安定和谐。颠覆政府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至于如何看待这样或者那样的颠覆，见仁见智，那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
颠覆不必是破坏性的。破坏性的是对颠覆的扼杀，以政治权力、以国家暴力的扼杀。像在今天共产党极权制度下的中国，对一切敢于对抗国家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国民，概以“颠覆国家”罪逮捕、判刑和关押，以为动用国家暴力就可以镇压一切“颠覆”，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党国计划外的变化。如果胡锦涛们还具有常识的智力面对二十年来现实的中国与世界的话，就不会昧于明白的历史与现实：颠覆随时随处都会发生、都在发生，扼杀“颠覆”无异于螳臂挡车，扼杀“颠覆”者到头来必被“颠覆”。像二十年前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昂耐克、死无葬身之地的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像国内压不住的维权与反抗。法兰克福书展前奏讨论会上中国官方代表一意孤行，到头来被颠覆的是自己。
法兰克福书展的传统
到德国很多年了，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经历了也有二十几度了，但都未曾到法兰克福亲历书展。每年书展期间，像《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评论报》这样的大报每天都会增刊厚厚一叠文学版，推出畅销的新书、介绍文坛的老将与新人。对于像我这样对于德国文坛只偶有浏览的读者，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曾经相识又喜爱的作者与作品，了解到文坛的掌故，是十分令人愉悦的事请。与书展联在一起的还有德国图书交易联合会一年一度的和平奖，这是德国非常著名的大奖。颁奖仪式定在书展闭幕的那个周日，会有著名的政要出席，电视台全程实况转播。在和平奖六十年的历史上，人们认识了许多十分杰出的获奖者，非常精彩的获奖致辞与贺辞。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有一九八五年耶路撒冷市长T‧考莱克（Teddy Kollek）获奖，一九八九年日后的捷克总统哈维尔获奖，一九九一年有前匈牙利著名异议知识份子康拉德获奖。德国前总统魏茨埃克在八四年和九三年两次发表贺辞，他优雅的德语与不落俗套而洋溢着人文气息和充满批评精神的演讲，令人久久难忘。在1984年到1994年间他连任两届德国总统，1985年5月8日二战德国投降40周年纪念日上，这位新任的总统把这一天称为德国人“从仇视人类的纳粹暴政下被解放出来的”的日子。此举堪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相比，对于此后十五年后依然保守的德国主流社会不啻是一个“颠覆”，在其后很长时间内还被讥为“漂亮的空话”。
这是我所经历的法兰克福书展的传统，崇尚人文精神和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来自于书展所由创立的基本价值：自由、人权、和平。在我有幸亲历这个传统之前，书展和平奖1958年授予雅思贝尔斯，著名德国犹太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与会致贺辞的是另外一个世界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77年授予著名波兰流亡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他的《马克思主义主潮—产生、发展和衰落》已成为世界上研究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它的第一卷的中译本近年在中国问世。1979年授予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二战结束后，他率先（1945年）访问德国，为被解放的纳粹集中营囚犯演出，并最早（1947年）和与纳粹有染的著名德国指挥家福特万格勒同台演出。此举当时遭到许多指责，但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与二战后援助民主德国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或许有异曲同工之妙。1981年授予旅居德国的苏联流亡作家科佩列夫（Lew Kopelew）；……
全新的挑战
如今尘埃落定，回过头来看，必须承认，2009年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充满了颠覆性和戏剧性，但是一个空前成功的书展。
空前是因为，自从1976年设立主宾国以来，以一个共产党极权国家为主宾国，本届书展是开天辟地第一次。2005年书展的主宾国是韩国，但是北韩拒绝出席，当时书展主持人博斯刚刚走马上任。书展还不曾有和共产党极权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冷战时期，和铁幕后的共产党国家没有交道；冷战结束，与之相交的东欧各国已经是民主国家了。不仅是对博斯，对西方公众社会与一般民众而言，中国毋宁是一幅炫目的改革开放社会的宣传画，共产党的形象被斑斓的色彩与耀眼的光泽隐去了。
书展当时之所以能够邀请民间独立的个人出席“世界与中国”讨论会，因为言论自由对他们不言而喻，因为他们天真地相信，中国可以接受他们的价值，和这个国家可以按常理打交道。在其前的一切协作中，中国不是一直慷慨而大度吗？
当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书展的举办者撞见了合作者“软实力”后面超级专制大国的真“强拳”，撞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坚硬内核：不准异议人士出席，虽然仅仅是两个与政府声音不同的个人。顿时，书展方无还手之意，立即让步，软硬兼施阻止两位异议人士赴会，只求保住中国的参展。什么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书展六十年安身立命之本、书展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时间统统化为乌有。为了生意、为了利益已经到手的和被许诺的利益，不惜任何代价？！……这是令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在这里自由生活的人们真正不安的。
（待续）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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