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4日讯】听过大陆“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说的一个段子：有一个缉毒警察缉毒成瘾，周围人在他眼中看上去都像是毒贩。有一日，此人坐上飞机，见满仓的人似乎都鬼鬼祟祟，特别是有个老妇抱着一个罐子，神色可疑，便一步冲上前去，强行打开老妇手中之物，居然是白粉状的物体，警察大喜，便伸出手指熟练地沾上少许放嘴里“判案”，妇人一脸哀伤地央求这位缉毒警察：求求你，不要吃我丈夫的骨灰。
由这位警察的“缉毒成癖”我联想到中共的“被颠覆成瘾”，这里面都有个“妄想症”的东西在作怪。中共刚刚庆生88岁，垂垂老矣、百病缠身，位列首位的就是这种“被颠覆妄想症”。近日，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北京作家刘晓波在被当局“监视居住”六个月之后，再次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这也意味着针对刘晓波案件的司法程序正式启动。根据中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者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分析家认为，这是中共“以言治罪”的又一个案例。从徐文立、魏京生到郭泉、刘晓波，30年来中共非但老毛病一点没改，反而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中共一党得“病”，却强迫刘晓波们吃药，看来“被颠覆妄想症”已经进入中晚期。据此，我稍稍来盘点一下这种妄想症的基本概况，供患者和被患者滋扰者们对症下药。
症状描述：“被颠覆妄想症”是一种慢性进行且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妄想为主的疾病。盛行率极低，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发病不到2%，多发生在亚洲地区，比如北韩、伊朗和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等国家，一般在其政权执政的中期或晚期发病。妄想症患者的妄想是“非怪异性”的，也就是说内容经常牵涉到日常生活可发生的情境内容，例如总感到被算计、下毒、摧毁、诽谤、欺骗或陷害等。病人常带幻觉的症状，比如把观点不同的言论视作诋毁的宣言，把平和的抗争当作革命的起义，把自发的聚合看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暴乱，把个体的活动当作是团体的阴谋等。
发病特征：总认为有个别人或个别团伙念念不忘要夺取其用多少万人头换来的政权，常常感到周围每个人都在对自己虎视眈眈，他们的每个表情都心怀鬼胎，每个动作都不怀好意。因此，每天都感到痛苦不堪。病人频繁抓住一些极为苍白和脆弱的事实充当对方蓄意颠覆自己的证据，这种情绪逐渐蔓延到他执政的整个阶段，迫使他作出荒谬的举动，如镇压、拘捕、甚至产生杀人的冲动。被颠覆妄想者坚信自己天天受到寻常百姓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算计、讹诈和诽谤。病人往往会变得极度警惕、谨慎：吃饭怕下毒、走路怕陷阱、睡觉怕小偷、开车怕车祸、嫖娼怕阳痿。他们小心谨慎、处处设防：大则钳制思想、封锁言路，小则尾随跟踪、栽赃陷害。小小的轻侮可能就被病人放大，变成妄想的核心，继而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任意报复。比如刘晓波案和以往中国发生的所有类似事件一样，都是患者发病的主要表现方式。
病因形成：有证据表明和遗传因素有重要关联，过去中共的先祖法国的巴黎公社和苏联的苏维埃政权也曾经犯过此类病症。但目前主要多在精神因素，如历史包袱过重、执政合法性存疑、维权抗暴日甚、民众压力频仍等作用下易开始发病。一些突发事件，也会导致发病，比如专制政府垮台、独裁者被审判和大规模民众和平请愿以及敏感纪念日等。
治疗办法：
1. 外科手术：需要换血、换肤、植皮、抽脂。晚期患者需要“重新做人”，这才能根治。像中共这样的政权的状况就更加严重一些，用刘晓波的话说，已经跌落到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因此，光靠一般药物已经难以收效，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
2. “药”物治疗：认同普世价值是其中首选“药”，服药的方式比如迅速开放党禁和报禁，逐步推进宪政民主，尽快实行基层选举等。如果病人不配合治疗，可考虑使用持续的请愿和和平抗争等手段。如果病人情绪波动较大，包括出现精神病后的狂躁和抑郁，那可能产生自我暴毙后果。
3. 心理社交治疗：主要透过给予病人支援来改变某些行为，但这种手法只是辅助性的，有的时候使用不当还会加重刺激，有害无益。比如加拿大政府就曾经和中共进行过“人权对话”，劳民伤财了十几年，一点作用也没有，最后不了了之。
结论：不以“人”为本的政权，最怕被“人”推翻，中共的“被颠覆妄想症”最后必然导致整个政权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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