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有经验者的说法，男女之间的婚姻以相同的种族、宗教、年龄，以及一般的背景，比之于任何其他的结合，常是易于成功。既然我们的婚姻缺少这些“相容因素”的每一种，我确知，若是事先我们求教于专家，他们善意的忠告必是“不可一试”。
幸运地，我们所咨询的只是我们的心灵与意志。
宗教信仰迥异所呈现的问题，我早已预见。克奈尔‧安娜诞生后，犯罪的情绪开始蠢动，自雪狄雅‧露青丝出世后，它渐为炽烈。
为我丈夫拥有的爱心不断地弥补，在教堂门外教养两个孩子，令我感受痛楚与罪行。虽然如此，我越过下去越为这事烦心，以至几月来，我总想自己和将军商讨。但是不知怎的，我做不到。
挨到克奈尔‧安娜5岁，雪狄雅‧露青丝4岁时，我只有求神父的忠告。他极富同情心，但也很坚定。我只有一条途径，可以去掉我意志与心灵的烦恼与罪行的重压，我一定要使两个孩子受罗马天主教徒的洗礼。
我久久犹豫不决。我从未在将军背后做任何事。我依旧畏缩，不愿坦率和他讨论这件事。假定他拒绝，那么事情就明朗化，我们中间可能有严重的不谐，以致造成永不痊愈的心灵创伤，那是我所不能忍受的。
我不复记起，与神父谈话后的几周里，我的片断思想过程。我知我受尽困扰、惊惶，以及折磨。我不能安眠。我仿佛绊在混乱中的一头动物，我感受一种孤苦伶订的绝望之情，以致祈祷也不能减免。
我记不起怎样达成了明智决定。我想容或是在知觉残存的一种精神麻痹状态里，我只有发自本能地做出来，不管怎样，有一天我又去路易斯安那城的小教堂，拜访神父，并且做了必要的事先安排。
我将永不忘记，孩子们受洗礼的礼拜日上午，是晴朗可人的春天，孩子们穿着白衣服显得极为漂亮。事后，他们明白刚经历过不寻常并且重要的事情，热切渴望告诉她们的父亲。
我们一到家，她们就向他奔去。将军正坐在书房里看他的晨报。
“现在不要吵爹爹。”我说话时毫无决心。
两个孩子顺从地想往她们的游戏室走，可是将军对着她们笑。
“来吧。”他说。她们兴高采烈地回转身。
“哎呀！多么漂亮的白衣裳！新的，是不是？你们都很兴奋。告诉爹爹你们今天干什么去的？”
于是她们就对他讲。我转过身，茫然地望向花园里将军为我栽种的花卉。我默然地祈求他的宽耍不久，孩子们跑向她们自己的房间，书房里一切寂静。我听见将军的打火机在宁谧中“啪”地作响，可是我没有转身。
我竟然风马牛不相及地想起那些各种花式的打火机，有我送给他的金制品，后来我才知道，他只偏爱那种价格便宜但是不怕风吹的打火机。
“小东西。”他说道，他语调中透出来的慈祥令我泪如泉涌。
我慢慢地掉转身，透过模糊不清的泪水看着他。然后，我快步地走向他，他握起我的手，吻着。
“好啦。好啦，亲爱的，为什么流眼泪？”
我摇着头：“我应该告诉你。”
“告诉我你要孩子们受天主教的洗礼——看着我。”
不知怎样，我竟与他的目光相接。它们是深棕色而且和蔼的，粗糙深皱的脸孔是温和的。
“小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家里有不寻常的事——我是经常注意到整个十四航空大队所发生的事的。”
我向他注目而视：“你知道？”
“我猜出来的。几天前我看到衣裳，我留心到孩子们是多么地激动。我看出你是多么地烦恼－－我把它们都连在一起。”
“你不会看不起我？”
“看不起你？为什么，我爱你，记得不？我只希望你早告诉我。”
“我应该的。可是我怕。怕你会说不，那么就太可怕了。”
“我会说好的。”
“为什么？”
“因为若是对你如此重要，那么对我也是好的。”
我说不出话来，泪水汩汩地流下来，那些都是对于我的丈夫以及他的宽恕，以及他深爱的安慰与骄傲的眼泪。但，也混淆着歉悔的眼泪，为了没有事先告诉他而做的事，为了低估他对于我的爱。
在接踵而来的日子里，将军全然接受我的决定的态度，令我轻易地就把这些事完成，我们心里安置遗弃事物的地方，那里通常是深藏着我们不需要和不欢迎的东西。他永没有再提这件事，他对于孩子们宗教训练所表示的赞许态度，尤使我喜悦并再度获得保证。我再感到骄傲，为了他曾以多种方式向我表现的不减的爱念。
1956年阴雨连绵不停的春季期间，将军的慢性支气管炎日趋恶化。他剧烈咳嗽，可是他似乎推动自己赶上每天自拟的沉重工作表。春天以来我不断地催迫他，过了台北这一段令人衰弱的冬天气候后，赶紧动身到梦洛，休养一阵。
结果我们在6月中旬带着孩子们动身，将军整个放途中咳嗽不止。在梦洛度过几周后，他似乎好得多，但并不像我愿望的那样强壮。
他的精神，还有他对生活的热心却没有稍减，所以他坚持我们完成去加拿大的汽车旅行计划。
我竭力主张再多休息，可是被他批驳。
“孩子们会欣赏的，”他说，“而且那边的空气可能对我有益。”
我们从路易斯安那州一路开车，直到加拿大风光绮丽的路伊司湖。这种漫长的旅程足令将军疲倦，所以在过了一周悠游安闲的日子，在我们回程对，我显明地看出，将军已是极度疲惫。
通常都是将军自任全部驾驶工作，如果我对他每小时时速66英里有所抱怨时，他会戏言我“老起来了”。可是这次回程中，我们轮流驾驶，而将军温顺地听任我操纵驾驶盘，不时在我脑中响起可怕的钟声。
每晚他都比过去咳得厉害，同时他开始诉苦，头痛剧烈。
俟我们抵达梦洛时，我太为他的支气管炎担心了。
我们离开加拿大，他吹毛求疵地批评一些道路：“将来他们把路修好些，我要和你再来一趟。”
但是我们永未再来一趟。
我们差不多刚抵家门，将军即搭机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陆军总医院，做每年例行的体格总检查。
他动身时，我向他说：“我很为你的咳嗽与头痛担心，记住给我来电话，立即告诉我医生的诊断。”
他微笑：“不要替我担心，小东西。你知道，我是一匹多么强壮的老战马！”
“给我来电话！”
几天后，晚上9点已过，电话铃声作响。很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但是不知怎的，当我拿起听筒时，我觉得那不会是个普通电话。
“陈纳德夫人吗？”是女人的声音，一个电话小姐的自然音调。
“是的。”
“华盛顿给你打来的电话。请等一下。”
我紧张地握着听筒。接着有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陈纳德夫人，我是海顿将军，华德里陆军医院院长。”
“陈纳德将军是——是……？”
“他很好，他等一下就同你讲话……”
慰藉，剧痛夹杂着一种无形的缠绵的惊慌流遍我的全身。将军很好。可是海顿将军不停地往下讲时，我的心脏仿佛收缩起来。他们已在将军左肺的上半截发现一个小肿瘤。他们要尽可能地赶快把它切除，以备检查用。他们希望我在常问我什么时候能赶到华盛顿。
“我明天可以到，”我说，“明天上午。”我的胃感到冰冷，我的脑子都僵麻了。癌症——当然，有生癌的可能。没有人提到这个字，但是在隐讳不言中，它存在这里，然后将军的声音传过来。
“安娜？”
“亲爱的，你好吗？”
他大笑出声：“当然，我很好。我觉得很舒服，好得多。”
“我明天就能陪你啦。”
“你能到这里来？真是太好啦，小东西。”
“好好注意你自己。”
“我会的。两个孩子好吗？”
“她们都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啊？”
他咯咯地笑起来。
“安娜，亲爱的，我会注意自己。你想我在医院里，是做什么来的？”
“我懂，亲爱的。我只是不安。我明天就看见你了。”
“不要着急。现在让我向我的两个女孩说声晚安。”
克奈尔‧安娜及雪狄雅‧露青丝都守在我身旁。“向爸爸说晚安。”
一个孩子说“晚安”，同时另一个喊着“喂，爸爸。”然后她们两人一齐抢着讲话。我想像出他在电话的另一端，一定莞尔而笑。“爸爸，我们爱你。我们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来？”
最后，她们挂上听筒时，我听见，从多少英里外的电话线里，他咳嗽的声音传来。这天的日期是1956年8月25日。
次日，动手术时，我守在医院。他们用轮椅把他推向手术室时，我俯身吻他，他的笑容令人增强信心。
“不要着急，”他说，”我会好起来。”
“你当然会，亲爱的。”
白色的门在他身后闭上时，我缩回脸上的笑容。我感到一种深邃、渐渐扩大的惧怕。我走回他的房间，我想找点事做，就伸手铺平他的床单和枕头。于是，我不期然地看见，他亲笔写着“安娜”的一个信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