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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7日訊】絕大多數王朝傾覆的喪鐘都是由王朝末年的”暴民運動”所敲響，社會財富向權力集團的高度集中成為王朝催生暴民運動的溫床。在極權體制下，權力者不必為民眾承擔任何責任（剛性責任）而僅向上級負責直至向權力中心負責，人的自利最大化的本能使權力者從受治者身上榨取財富的興趣長盛不哀。權力者有從受治者獲取財富的權利，卻不必為受治者承擔任何責任，正如有些官員的口頭禪：”我只問你收錢，至于你的好歹死活，那是你自己的問題，我不管，我也管不了”；整個社會的利益流向是內指于”官”；權力指向是外指于”民”，權力者充分享受權力所帶來的利益，卻不必承擔對財富供給者的責任。受治者作為財富的供給者僅有向權力者提供財富滿足其欲望的義務，卻沒有表達和實現自身利益訴求的權利。極權主體這种無限的不負責任的權利必然導致權力集團對民間財富的無限汲取。”無限汲取”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１、汲取無度
權力集團擁有兩個”錢袋”：一個小而有形，是謂”國庫”；一個大而無形，即整個極權社會所擁有的全部財富。”小錢袋”里的錢往往花在明處，但權力集團從這個”小錢袋”里掏出的錢可能僅占其全部花銷的一小部分，只能算是”零花錢”，”大錢袋”則是權力集團的”自動提款机”，權力集團用之不盡則取之無竭，想提多少就提多少，想什么時候提就什么時候提。如果說花小錢袋里的錢還可能受到某种形式上的約束，那么花”大錢袋”里的錢則可能無所顧忌如同一個人花自己撿來的錢一樣。權力者從大錢袋里往外掏錢時，既無節制也無標准，或者說沒有固定的標准，權力者自己定下的標准在實行中很快就會被突破，標准往往朝令夕改，甚至同一標准都可能因人而异因時而异因地而异，標准的制定通常依權力者需要的滿足程度而定，而較少或者從不考慮民眾的承受能力，標准始終是一個水漲船高的標准，這個”水”并非社會的財富數量，而是權力者的欲望強度。變動不居的標准實際上等于沒有標准，沒有了取利標准，權力者就不是”取所能取”，而是”取所欲取”，人的自利最大化的本能使人欲壑難填，這成為權力集團對民間財富汲取無度的第一推動力。
“汲取無度”必然導致權力集團對整個社會財富的掠奪性汲取，也就是對社會財富的創造主體或供給主體所進行的傷害性的毀滅性的不可再生性的”巧取豪奪”，換言之，就是”殺雞取卵”、”涸澤而漁”。
“掠奪性的汲取”使權力集團展開了對社會財富空前的洗劫，洗劫的方式很多，例如：以國家權力對大量的經濟組織實施直接控制；以資本市場搜括民間財富；缺乏剛性約束的金融信貸；對存在較大利潤空間的行業實施壟斷或設置進入壁壘；給予民間工商組織歧視性的非國民待遇；權力市場化為權力集團成員所帶來的個人隱性收等等。社會財富通過這些或隱或顯的汲取管道轉移到權力集團手中。
２、全面占有
“全面占有”有兩個含義：權力集團對”物”的占有；權力集團對”人”的占有。就象一些党政官員所說的那樣：”不光你手里的錢是我的，而且你的人也是我的”，上下級之間不再是平等的工作關系，而是主奴關系，權力對人極端的人際控制程度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權力集團因為對社會財富的汲取無度占有人的身外之”物”，又通過人身控制和人性壓制占有人的”生命載體”和身內之”物”。
權力集團對財富的全面占有意味著歸于民眾名下的任何財富都是民眾所暫時擁有，其財富的歸屬處于高度的不确定狀態，無論民眾名下的財富數量的多寡，民眾始終只是財富的臨時主人，而真正的主人是打著國家旗號的權力集團。如果控制了一個人的財產，也就控制了一個人的意志。個體生命如果無物可持，個體人格和精神將處于懸置狀態。權力通過對財富的直接控制達到對人的精神的間接控制，民眾喪失了對財富的最終控制權后，意味著民眾的身體、人格、精神都將處于這种極端權力的宰制之下。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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