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 前不久，北京大學副教授焦國標在網上發表題爲《討伐中宣部》的文章，在海內外引發了一陣震蕩。該文所引發的回響足已表明中國社會正在形成很大的壓力要求中宣部進行改革，或者說，中宣部現在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
從更深一層來看，人們也可以說，黨的機構的改革已經必須提上議事日程了。
黨的機構改革主要指的是黨的一些主要職能機構的改革，包括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等。
衆所周知，中國的機構改革從70年代末期到現在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但機構改革主要是集中在國務院機構改革方面，即官僚制度的合理化和理性化方面。
經過了那麽多年的改革，特別是朱鎔基1998年那次較爲激進的改革，國務院機構改革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進展。可以說，一個合理的基本官僚制度已經確立。
黨的機構改革始終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裏有幾個主要的因素。首先是黨的機構改革比國務院機構改革要困難得多。因爲黨一直是中國政治的主體，牽涉的利益更多、更複雜。其次，黨的機構實際上是中國其他方方面面改革的最後一道防線。中國高層一直強調要保證黨對改革的領導作用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機構不能滿足黨本身需要
人們一直把中國的國家體制說成是“黨國”體制，這不僅是說，這個國家是黨建立的，而且也意味著黨的機構具有很強的行政功能。
從實際權力運作的角度來看，黨的機構才是“一級”政府，而國務院充其量也只是“二級”政府。黨是決策機構，而國務院是執行機構。所以，當國務院等其他方面的改革出現問題的時候，黨的機構可以成爲一種穩定器。
這種做法並非沒有一點合理性。和蘇聯東歐其他前共産主義國家相比，中國儘管已經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成功地從計劃經濟轉型到了市場經濟，但並沒有出現社會政治失序的情況。
一個基本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是經濟體制轉型的重要制度條件。但正是因爲長期以來一直沒有改革，黨的機構的弊端也越來越嚴重。
主要表現在三個大的方面。第一是不能滿足黨本身的需要。儘管黨的領導人一直在強調與時俱進，但黨的這些機構顯然沒有這樣做或者做得很不夠。這就影響到執政黨的執政效率。
第二是不能和國務院機構很好地協調。當國務院各個機構基本上能夠適應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需要的時候，黨的機構在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計劃經濟的階段。
從前說“黨政不分”最重要的方面指的是黨和國務院的重合關係，它們之間是“一張皮”的關係。儘管有很多弊端，但兩者之間至少是可以協調的。但現在則不一樣了。黨的機構改革遠遠趕不上國務院機構改革，它們之間已經出現了“兩張皮”的情況。
如果長期這樣下去，黨政機構之間、黨的官員和政府官員之間的衝突就會變得不可避免，更不用說國務院改革的深化了。
變得和社會不相關
第三，更爲重要的是滿足不了社會的要求。因爲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這些機構最終也必須面向社會，向整個社會提供滿意的服務。否則的話，黨的機構就會變得和社會不相關，社會就會質疑它們存在的合法性。
在今天的中國，整個社會已經根據市場經濟的規則在運轉。社會成員當然也要求黨的機構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大趨勢，轉變傳統方式。但是黨的各個機構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
領導高層對黨的機構改革的重要性不是沒有認識。機構內部也進行過一些零零星星的改革。胡錦濤、溫家寶新領導層形成以來，一些迹象表明他們想扭轉黨內改革一向被動的局面。尤其表現在中宣部。
高層已經提出“三個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群衆、貼近生活）的改革思路。這樣做，無非就是爲了接近社會發展的脈搏，不要讓中宣部過於脫離現實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的需求。
但問題是，這只是一個新的理想。理想的實現還是要依賴制度途徑。沒有對中宣部進行類似於國務院那樣的激進的機構改革，要實現這個理想談何容易。
黨的機構改革還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義，它和中國未來政治發展息息相關。黨如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政治的命運。無論海內外，人們對黨的改革也一直給與了極大的關注。
黨內民主一直是人們熱衷討論的話題，也是胡溫新領導層的一個議題。但黨內民主只是黨內改革的一部分，並非全部。黨的機構改革也應當是黨內改革的重要內容。
黨內要民主，黨的機器也要有效運作。沒有黨的機構改革，黨這部政治機器就很難有效運作，反過來就會影響黨內民主。
很顯然，黨的機構改革迫在眉睫。它既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政府機構改革深化的需要，更是黨內民主的需要。在所有這些方面，都已經爲黨的機構的改革形成了相當的壓力和動力機制。
無容置疑，如何進行黨的機構改革是新領導層面臨的一個重大的政治挑戰。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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