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0日訊】政治改革：“中國模式”的難題
一、經濟改革的成功來自于經濟自由的擴展
二、中國改革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源於政治改革的遲滯
三、政治改革在中國是如何進入“休眠”狀態的？
四、中國的難題：政改突破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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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改革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源於政治改革的遲滯
在蘇聯東歐發生巨變並陷入暫時性困境之後，出現了一輪對中國改革模式的 “成功經驗”自戀自誇、自吹自擂、孤芳自賞、自我表揚的熱潮。比較典型的經驗總結大概有兩項，其一是所謂“漸進改革優於激進改革”，其二是所謂“經濟體制改革先於政治體制改革”，這兩項“經驗”被當作中國之所以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獲得經濟高速成長，而前蘇聯和東歐之所以社會劇烈動蕩、經濟急劇下滑的主要原因。將這兩項所謂“改革經驗”貫徹到中國的改革實踐中，便助長了“能不改的絕對不改、能慢改的絕不快改、能小改的絕不大改”的保守心態，尤其是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往往強調必須以市場體制成熟、物質條件具備、國民素質提高、社會高度穩定作爲真正啓動政治改革的前提條件。於是，政治體制改革陷入一個怪圈迴圈：只有在市場經濟成熟、國民素質提高、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上才能有條不紊地展開政治改革的進程，回避或消解政治改革給執政地位帶來的風險；而如果沒有適當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制度的轉型，上述市場經濟成熟、國民素質提高、社會和諧穩定的預設前提又根本不可能實現。那麽，這無異於說，對於既得利益階層而言，只有政治體制根本不改革，才是最穩定、最安全、最正確的選擇。
然而，所謂“漸進”與“激進”，其實並沒有明確的分界，所謂“政治體制”與宏觀的國家經濟制度，也具有緊密的內在關係。那麽，“漸進必然優於激進”、“經改必須先於政改”的說法，乃是似是而非的有害之論。比如，將東歐公開化、法治化的私有化過程稱爲“激進改革”，而將中國偷梁換柱、偷天換日的靜悄悄的私有化稱爲“漸進改革”，將前蘇聯國家公開化的民族矛盾、政治分歧歸罪於政治變革，反而將政治高壓掩蓋起來的社會衝突視之爲“穩定”，這樣的描述無異於障眼法和自欺欺人的騙術。
將中國政治改革的拖延和遲滯當作“成功經驗”，是錯誤的和荒謬的。當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度過暫時性的政經危機，重新獲得穩定、安全和發展之後，我們再來反觀中國的改革歷史，直面中國目前面臨的各種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難題，兩相比較，我們不難看到，正是政治改革的遲緩造成了中國現行體制內外強大的張力，使現行體制的合法性受到嚴峻的考驗，並且加劇了社會分化、利益衝突、階層對立的形勢，許多重大的矛盾和突出的問題不僅長期得不到解決，而且還在繼續惡化。
當前中國面臨的重大矛盾和突出問題，歸結起來，都或多或少與政治改革不到位有直接、間接的關係。一方面，傳統體制下的平均主義“優越性”已不復存在，但舊模式的固有毛病還遠未根絕；另一方面，我們離成熟的市場體制還相距甚遠，但原始、野蠻、權錢勾結的“壞的市場經濟”卻爲禍日深。列舉一些對當前中國造成最多困擾的老、大、難問題，從中可以看到它們的共同特性：這些問題的嚴重程度與解決的難度，與民主化不足，與不能提供公平、平等的制度環境有著莫大的關係。中國的腐敗人數之多、腐敗行爲之廣、腐敗程度之深、腐敗規模之巨，幾乎是全世界最嚴重的。這一深入中國政經制度之骨髓的痼疾，遠不是常規的反腐倡廉措施如黨紀政紀、撤職槍斃所能解決，更遠遠不能用“美國也有腐敗”和“取得階段性成果”來自慰了事。
其實，無需任何高深的分析，中國所有最嚴重、最緊迫的問題，所有久拖不決無法破解的難題，全都指向同一個地方：都多多少少可以歸因於政治體制改革的遲滯。25年來，凡是中國解決得比較快比較好的問題，幾乎都是不涉及現行政治體制變革的問題；凡是必須通過改變現行政治體制才能夠獲得解決的問題，最終都因爲政治改革的缺席而成爲老大難問題。中國已經無可回避、無從選擇，再不真心實意地解決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市場“開放”仍可擴大規模，但“改革”就確實難以爲繼。
經過20多年的經濟增長，執政當局對於處理經濟事務的信心比較大，更養成了以經濟手段應對其他一切事務的習慣。不錯，20多年的經濟成長堪稱“中國奇迹”，撇開水分和泡沫不說，中國經濟仍然有諸多可圈可點之處。但是，經濟的高速發展並沒有解決也不可能解決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以爲這樣的發展可以用來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民主建設問題、人權和法治問題，以爲發展出來的“中產階級”必然在政治舞臺上閃亮登場，以爲經濟改革必然會爲政治改革創造條件並自動導引出政治改革，以爲因賺錢而提高了的“國民素質”和改變了的“國情”就能適應將來的新型政治體制，大約不過是癡人說夢罷了。在制度的改造面前，經濟發展這個“硬道理”還“硬”得起來嗎？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