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2006年7月20日，四川省仁壽縣高家鎮衛生院院長程柏林到四川省人大常委會機關上訪，人大信訪辦隨後通知仁壽有關部門負責人前來座談，結果卻出現了驚人一幕：仁壽縣一公安派出所指導員沖過四川省人大數道警衛崗亭，在人大官員的眼皮底下強行將程柏林抓走，並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今天不存在不當。我有抓人手續，我們就是來抓人的。你們省人大不就是個法律監督機關嗎？你管不了我。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見識到只有合法的土匪才敢說你管不了我，任何土匪在這些合法的土匪面前，只能是小巫了。
又過了2天，即2006年7月22日，深圳福田區百花四路有一場募捐活動，因主辦方批文事宜與城管部門人員發生爭執，募捐點的書桌被城管人員砸爛，城管既沒出示執法證，也沒佩戴袖章。當圍觀者中有人指出城管人員不該粗暴執法，這樣執法無異于土匪行徑時，一城管人員竟大聲回應：我就是土匪！。
大聲證實自己就是土匪，無異于做了一個宣傳廣告，我是土匪我怕誰。
我就是土匪，真是打開天窗說亮話了，君不見，眼下處處是土匪，真正的土匪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合法的土匪，貌似公正和公義的土匪，防不勝防的有註冊牌照的土匪，他們把整個國家都當自己的家天下，把整個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都當自己的奴隸進行無情地蹂躪。
2006年7月1日，52歲的山西運城市鹽湖區北相鎮西張賀村賣瓜農婦李愛芳自殺，起因是她丈夫張百望到臨猗縣城賣瓜，中午返家途中，三輪車被臨猗縣交通局卓裏稽費所扣住，要求交465元的養路費。張百望身上的錢不夠交費，打電話讓李愛芳送來。電話中李愛芳一直抱怨瓜賣不了，車怎麼又被扣了，當日下午，李愛芳上吊自殺。事發後，臨猗縣交通局出於道義照顧了張百望4600元。
李愛芳之死，不光在運城引起巨大反響，在全國都有強烈反響，甚至比被溫家寶幫助過的重慶討薪農婦熊德明還要悲慘，熊氏還知道好死不如賴活著，可李氏連賴活著的可能都沒有了。
都說農民苦，以為共產黨打下天下會比歷代王朝及國民黨政府好些，可事實上更加不如，農民連與國家領導人同樣平等的戶籍制度都不能享有，政治制度上又是二等公民，選人大代表四個農村人才抵上一個城裏人，農民沒有利益代言人，也沒有政治代言人，所以農民幹什麼不苦啊。
不過，比起具體的，就是運城農民遭遇的西瓜難賣的陰影，很明顯更加濃重地籠罩在普天下農民的心頭：興，農民苦；亡，農民苦。農民起義不成，農民苦；農民起義成功，同樣是農民苦。7月19日，我在浙江省嵊泗海島上碰到農民問題專家孫大午，他說河北他家鄉農民種的西瓜兩毛錢一斤，可到了嵊泗要一塊二一斤，這說明農民並沒有得到多少實惠，相反倒是流通領域實惠更多。因為他說創造財富的反而是窮人，而消費財富的正是富人，包括官員，一切既得利益者。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工業都要反哺農業，中央及地方政府對農業要有大量補貼，可中國遠遠做不到。比如7月23日的報導證實，山西運城瓜農遭遇了近年來西瓜價格的冰點!一農用三輪車西瓜賣價在20-30元之間，平均每斤2-3分錢。面對嚴峻的西瓜價格走勢，所以導致西瓜難，賣種瓜農婦自殺，她自殺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自殺的農婦李愛芳為誰而死？不僅僅是因為瓜賤，而是她家運瓜的三輪車被合法的土匪交通局打手扣住被處罰465元，不交錢車不讓開走，所以她無奈，又因為貧窮，最後一死了之。後來，運城交警、城管、環衛等部門紛紛表態自己不是土匪，並拿出4600元慰問，難道一條命就這麼一點錢就可以補償、賠償？
前幾年，浙江省海寧市有一個叫呂海翔的青年農民，不知道什麼原因被當地員警從一個娛樂場所帶走，後來據說呂從車上跳進路過的一條河裏，直到屍體從水中浮出。呂海翔的水性很好，據說可以橫渡錢塘江。呂死後，當地警方當即拿出五萬元給呂的家屬，類似慰問。不久，當地村民認為公安有過錯，懷疑員警把人打死又扔到河裏製造自殺假像，有村民就在農村的牆上寫著海寧公安局是披著合法外衣的黑社會，卻被公安拘留。公安的迫害，以及公安私自主張爭搶呂海翔的屍體準備強行火化，更引起了當地農民的抗議，遂發生農民聚集在高速公路上導致高速公路中斷。
任何一種權力，都有一個法定邊界，越過這個邊界就是違法，就是對人民犯罪，就導致其成為合法的土匪，合法的黑社會，百姓生活將更加是豬狗不如，實現正義簡直就是對牛彈琴。這就是現實之悲劇，有是不良體制之惡與喪心病狂所導致。
制度不好，好人也會變成壞人；制度合理，壞人也就做不得壞人，只能當被監督的好人。不光百姓是壞制度的受害人，既得利益者本身也是受害人，比如7月中旬發生在山西侯馬市的刑警打交警事件，無疑極其惡劣，本該揚善懲惡、正義凜然的刑警卻蛻變為穿著警服胡作非為的暴徒。狗咬狗，員警打員警，自然無法實現正義。難怪當地老百姓還以為這群光天化日持槍聚眾衝擊交警隊和毆打交警的人，是什麼黑社會的土匪。事實證明，合法的黑社會土匪，遠比真正的土匪危害社會更大。
所以這裏歸納說，最壞的制度殺人，就相當於土匪殺人。殺人的方式已經遠遠超出作家們和電視藝術家們的想像，可以說要多悲慘就有多悲慘。2006年6月26日，山西翼城縣農民李海明，因苦惱籌不出女兒玲玲（化名）的大學學費，吊死在自家土窯的門框上面。媒體報導此事後，當地政府承諾負責玲玲的四年學費。中國扶貧基金會新長城專案部的負責人，幾天前也前往翼城縣找到玲玲，將2000元生活費交到她的手中。
喪心病狂的制度殺了人，制度設計者卻不反思，而且還為自己辯護，這更加證明了制度是產生土匪是源頭。7月25日下午，教育部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資助高校貧困生工作的有關情況。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在會上表示，當前的教育報導中有這樣或者那樣的雜音，比如有報導說有一個農民的孩子考上大學，因為交不起學費，自殺了，經過調查，自殺根本和高考上大學無關。可事實並非如此，很多自殺與高考逼迫有關。尤其對於6月26日山西農民因為孩子讀書沒錢自殺，他王旭明還敢不敢對大家說，這貧困農民的自殺和女兒高考無關？
苛政猛于虎，其實就是制度殺人，具體說就是學費殺人，戶口殺人，住房殺人，罰款殺人，等等，可恨的他們殺人居然可以什麼事情都沒有，也不用償命。有人統計，單單是教育制度的惡劣導致的悲劇就有很多，自從幾年前高校學費大幅上漲之後，學費殺人的悲劇就不斷地在發生，僅在著名搜索網路百度查一下學費殺人，一下就能搜到5萬多條相關資訊，可見社會對這一現象的關注程度。
學費殺人的悲劇，其實還並不是最可怕的事，最可怕的是教育部門不敢正視，不去反思，甚至試圖去掩蓋或美化這樣的現實。教育部前副部長張保慶在退休後曾多次公開表示（似乎有了良心），現在的大學學費已超過百姓承受力。他甚至說，我和我夫人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大學。更有一份調查資料顯示，供養一位元本科生讀四年書，需要一個農民13年的純收入。
政府不是沒有錢，納稅人的錢讓政府隨意支配，可政府都支配什麼關鍵的地方去了呢？2006年7月27日《中國青年報》公佈，僅北京市審計報告就披露7大問題，有高達1.74億元公共財政資金被挪用，大多是蓋樓買車，其中有北京4所高校投在證券市場的2000多萬元，有1800萬元逾期未能收回。這就是多麼可怕的現實需要當局決策者面對啊，可他們居然樂於為自己辯護，不是更加證明自己是土匪嗎？
再舉一個悲慘的例子來見證這個最壞制度的喪心病狂：北京市昌平區南口某廠工人劉某，兒子出生後落戶口的事一直辦不了，原因是他的戶口屬於單位集體戶口，要單獨落戶卻必須有住房，但夫妻月收入總共不足千元的他又根本無力買房。在幾經周折沒有結果之後，他在極度抑鬱當中竟將出生僅43天的兒子活活摔死，自己也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起訴。這位父親在公安機關供述說：如果孩子上不了戶口，以後就是黑戶，會受到歧視，與其這樣還不如讓孩子早點解脫。
這個北京幼兒一出生就遭此噩難，難道不是戶口殺人？是制度殺人，只是不知道這樣的殺人方式要到何時才是一個終結？被戶口所殺，其實大有人在，如2004年曾經發生過一起，北京豐台區王佐鄉8歲女孩茉莉（化名）是位棄嬰，雖然被好心的趙大媽收養，卻因為無父無母而無處申報戶口。辦一個戶口要很多的錢，家裏沒有錢，爸媽都很發愁，媽媽老在半夜哭，我真的不想再拖累他們了，我想死。小茉莉為此三次選擇了自殺。中國的統計局或許對此不會說謊，但他們卻不知道該如何統計因為制度不合理導致的自殺和他殺，一年又有多少？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又有多少？多少個家庭家破人亡，才能催生真正自下而上、以人為本的新政？
2006年7月27日，當我看到外交部長李肇星26日在吉隆玻稱中國遇難人員的鮮血不能白流時，心裏卻是這樣想，難道就是那些為國家罹難的人才是人嗎？為不合理的制度而犧牲的人難道就不是人了嗎？我不反對李部長的真誠表白，但我認為，任何生命都是尊貴的，平等的，值得尊重的，其鮮血也都不會白流，包括賣瓜農婦李愛芳、貧困爸爸李海明、海寧橫渡錢塘江的呂海翔、北京劉某之子戶口烈士等人的鮮血不能白流，政府要為他們補償，要尊重他們，平等對待他們，他們才是真正的烈士，甚至政府應該為他們為國家捐軀下半旗志哀……
只有喪心病狂的殺人制度早日被改良，早日被替換，我們憲法上所言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才不是一句空話，才能真正見證到生命的平等、尊嚴和尊貴，才能見證到共和國所標榜的共和兩字，共和國公民才真正稱之為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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