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5日讯】⊙自由时报记者陈丽珠╱专题报导
台湾证券交易所民营、党营、公营三不像，难以摆脱“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宿命，又是年薪达数百万元的高阶主管，小单位、大肥缺，各方都想分杯羹，例如悬缺近半年的副总人选，至今仍摆不平，又逢总统大选将届，恐怕必须延宕至选后，才会征询合适人选。
证交所民国50年以公司制度成立后，51年正式开业营运，虽名为公司制，却始终非真正的民营公司，不仅听命于财政部、证期会，也是党政安插人选的处所。
以往营运状况欠佳之际，或许非人人觊觎的工作，执政党也不会当作酬庸有功人士的去处。
76年之后的证交所，则因薪资、红利频频随着股市热络调升，以致成为外界称羡的好地方。期间，内部员工编制虽因交易改采半电脑化及半人工的结算方式，亟需随市场行情扬升而扩编员额，也是安森朋好友的绝佳时点，当时对外名为招考，却也隐含不少因关系良好而占有一职的机会。
由于编制扩大及各路人马涌进，证交所员工人数由75年以前的150几人，随台股一路向上飙升，赵孝风担任总经理时代，不仅带来十多名合作金库的中阶主管，包括现任公关室主任张春夫、OTC总经理简信男，都属于“合库帮”，也因业务所需，大幅对外招考新进员工，光看电脑部门的编制由20多名扩大至180余人，即可想见当时证交所的盛况，总员工人数并在80年底到达608人的最高峰。
而今，证交所的营运跟随台股每况愈下，待遇虽不输一般民营机构，但退休、转任他职人数增多，88年底，员工人数下滑至517人，89年度招考30名新进员工后，至今尚未有招考的计划，处于人事冻结状态，目前员工人数约519人，预期未来内部组织重组推动后，员工人数可能会持续下滑。
尽管证交所的薪资及红利已失去昔日的光彩，但高阶主管的待遇仍然相当丰厚，以至于国民党执政时代，高阶主管的安排已有酬庸的影子，几乎都是与当权者互动密切的一时之选；直至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接手仍摆脱不了此一模式，前任董事长林钟雄由玉山银行接掌证交所的安排，即可窥见一斑。
由于证交所民营、党营、公营三不像的特质，人事随着政权更迭替换的宿命，前任副总许仁寿转任投保中心及中华邮政之后，副总职缺至今无法摆平。
副总是年薪数百万元的高阶主管职缺，各路人马无不使出浑身解数积极争取，财政部有口袋名单、证交所高层也有中意人选。以当权者的立场思考，或许并非如何在两者中间取得平衡点的问题，而是府院高层有意安排何人有资格享受高年薪，因此终究逃离不了外解视为“赏赐”的问题。
证交所除面临副总悬缺，又有SARS疫情蔓延，不得不成立第二办公处所，主管及员工陆续被分派在仰德大楼的旧址及博爱路的现址办公，仅有的两名副总詹彩虹及苏松钦，亦分别在不同地点办公，前者留守在博爱路、后者则迁至仰德，因两人督导的部室增多，每天除开不完的会议外，也需面对堆积如山的公文。例如以往证交所的发言制度是采取轮值制，而今仅剩留守的詹彩虹担任每日媒体发言工作，负担着实不轻。
碍于人事上的政治压力无法化解，不仅证交所副总的日常工作加重，位于14楼的证交所高阶主管办公室，因人力调度、分开办公，使得昔日熙熙攘攘的画面也不复存在，加上门禁管制甚严，办公室显得异常冷清。
至于中阶主管对副总人选的看法，则相当有趣，无论府院高层或财政部如何将证交所高阶主管的安排政治化，对于中阶主管及员工而言，董事长、总经理、副总都只是“过客”而已，充分显示党政把持证交所高阶主管职务安排的现况；中级主管及员工只好以平常心看待高阶主管的来来去去，“毕竟高阶主管在位时间常随政局变化，何需过度严肃看待。”一名员工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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