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12)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十四、下岗工人 （上）
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只讲产量产值，不需要自己操心亏损还是盈利，亏损的企业靠上级的拨款仍旧维持着生存，因此国有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被掩盖起来。一九七六年时，全国就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陷于亏损状态，投资利润率、资金产值率不断下降。八十年代国有企业试行承包制改革和厂长经理负责制，不但没有改善国有企业的处境，反而因为监督缺位造成国有企业资产的进一步流失。以前的国有企业，工人小偷，领导大偷；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演变了厂长经理的大口鲸吞，把国有企业掏成空壳后一拍屁股走人，自己发财或者异地做官去了。恰逢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搞竞争。在短缺经济时代，即使是残次产品也是不够用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竞争。到了物资丰富年代，昔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回头了。由于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一股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的风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失业大潮中，我在郑州的两个表姐、两个表姐夫、表嫂，在武汉的堂兄、堂嫂均成为数千万失业大军的一员。我的父母虽没有领到“下岗证”，但也跟下岗人员一样，一连几年拿不到一分钱工资。
我最早听说下岗的概念是在一九九○年我辍学的那半年。不过那时不叫下岗，而叫“放假”。当时铁Z局有很多青年工人没有活干，纷纷“放假”回家。那时正是一九八九年事件刚过，新领导人特别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因此下令银行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就是没有活干也要贷款发工资。后来我在银行的时候见到过不少“安定团结贷款”造成的呆账坏账，企业早就不存在了，账却还挂在银行。到了一九九二年，开始实行内容是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破三铁”改革，结果矛盾激化，出现不少被裁员回家的工人跳楼自杀和行凶报复的事情，于是渐渐地就不提“破三铁”了。
“破三铁”不提了，可国有企业的困境却愈演愈烈。银行的“安定团结工资”救救急可以，但长期靠银行贷款养活着几千万张嘴坐吃山空，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些亏损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发工资，转眼就山穷水尽了。说到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我作为一名工人子弟，自然不会赞同某些养尊处优的经济学家和官僚们所说的那样是所谓“改革的阵痛”。在我看来，这是长痛，为以前的统治者试图一步登天地搞社会实验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作为从小在铁路工人社区长大的工人后代，我自然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厚的情感，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一直着意地关注。多年来，我比较注意研究和思考国有企业现象。恰好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触及很多国有企业，与企业的干部职工接触。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一些在西方国家企业根本就没有的劣势，这是导致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严重的根本原因。这些劣势表现在：
一是没有竞争，企业没有正常的淘汰机制，企业没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正常的企业如同人一样，具有生老病死的过程。西方国家的老企业破产、新企业兴办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国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强调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企业能生不能死，一个企业无论多么孱弱，多么不合时宜，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存在下去。许多早就应当破产倒闭的企业，却不退出市场，继续徒然地耗费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例如青海省的一个汽车厂，是在搞“小而全”时代上马的，全厂几千号工人，一年靠手工敲敲打打只能造几千辆汽车。这种手工作坊式的企业，哪里能跟现代化的汽车生产线竞争呢？可是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竟然没有一部《破产法》，直到一九八八年，沈阳防爆器材厂才成为第一个破产退出市场的企业。到了改革开放后竞争兴起，这些一无优势、二无积累的企业，自然成为第一批淘汰对象。
二是没有集约经营意识，只有粗放经营传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片面追求产量产值、不管质量效益；企业一味扩大生产规模，不注意搞技术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企业技术陈旧设备落后，产品“傻、大、黑、粗”，质量低劣，能源和原材料耗费却相当惊人。从二○○○年到二○○四年间，我曾经多次到几个濒于破产的老纺织厂调研，发现这些厂均有同一个特点：多是六、七十年代兴建，自兴建之日起，就有许多机器是从上海淘汰下来的、三四十年代生产的旧纺织设备，早就过了报废年限，故障多、残次品多。然而在盲目追求产量的计划经济年代里，这样的企业数量很多。只要完成生产指标就行了，产品质量再差也可以进产值。企业的生产利润全都作为利税收上去，企业自身没有积累，也无力进行技术和设备革新。到了市场经济年代，面对新建集约型企业生产的高质量、低价位产品的竞争，这类企业怎么能招架得住呢？
三是国有企业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关系。无论是甲企业还是乙企业、无论是丙银行还是丁银行，都是国家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一件衣服上的这个都还是那个兜。企业没有信用意识，三角债拖欠严重，九十年代初全国投入上千个亿清理三角债也没弄出个头绪来。一九九九年底我到一个大建筑企业去，看到企业当年应收账款竟有五个多亿，多是一欠四五年的陈年老账，甚至还有十几年前的欠账。那个企业穷困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么形象地说：企业已经拖欠了九个多月的工资，临近新年企业千辛万苦筹集了二百万元发放过节费，四万名职工人均五十块；据说附近有些娱乐城里的做台小姐就是该企业一些女职工，妻子坐台被人家客人搂搂抱抱，丈夫却还得接送。银行也没有风险防范意识，企业要钱就给。前面提到的“安定团结贷款”，就是一种明知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要给的钱。银行的资产是靠吸收老百姓的储蓄负债得来的，是要还的；银行大量贷款收不回来，只好拚命拉存款寅吃卯粮地维持头寸。企业的资产也是国家的，地皮也是国家的，银行就是打官司也难以收回来，慢慢地就流失掉了。即便是打了官司，也不过从这个兜里掏到那个兜里，还要缴纳一笔数额不小的诉讼费、代理费、执行费、过户费、拍卖费。但是早晚有一天这些钱还要有个说法，那时还需要全体老百姓再付出一次代价。这种没有信用意识，是体制性的诚信缺失，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原本就严重的缺乏诚信问题。
四是法制、法规不健全，行政干预严重。中国的国有企业多有上级主管部门，企业法人由主管部门指派，外行领导着内行，甚至企业经营行为都由上级主管部门指手画脚。培养一个既懂市场、又懂经营管理，既不谋私利、又肯于真抓实干的企业家本来就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之下，企业法人说换就换。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社会精英多集中在权力部门而不是经济部门，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最好的结果就是获得提拔去当官，而不是办企业，这是人才的巨大浪费。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未必是一个称职的官员。而在西方国家，除了要求企业照章纳税和正当经营以外，政府并不怎么管企业的经营，人家的企业反而生存的更好。这就是一个悖论：西方国家的对企业放任自流，政府只管创造外部环境，制订法律法规；而在中国，政府对企业抓得很死，什么都要管，却又管不好；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独独忽视了为企业创造外部环境，造成企业行为失当、假冒伪劣盛行。二○○○ 年，我与某县一位管工业的副县长谈话时，那位县长就曾经得意地说：“县里的那些企业，都是我们手里掐着玩的。”我还见过一个濒于破产的服装厂，这个厂原本在建立之初生意红火，是当地的明星企业。然而上级主管部门撤换了原来的厂长，非要搞承包制改革，让私人承包了这个企业。私人拿着国有企业的资产一点也不心疼，大搞短期行为，短短几年就让企业从原来的生意兴隆变成濒于破产。承包期满，承包人吃肥了，自己发财去了，留下五百多名走投无路的工人。
五是中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包袱重。在一些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陆陆续续地向福利国家过渡，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无所不包的高水平福利体系。一个人从上幼儿园起就享受补贴；上中小学则是免费受教育，有的国家还提供免费的午餐；上公立大学免费或低价，只有私立大学才是全自费的；失业则提供失业保障金，对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看病则有全民免费医疗或者是医疗保险；老了则有社会发放的养老金或养老保险。企业除了在经营正常时为了这些福利的实现缴纳各种税收外，基本没有什么额外负担。而中国不一样，虽然福利水平很低，但无奈人太多，负担也不轻，全都由单位背着，企业效益好时没有居安思危，而是大手大脚地花钱，利税全部上缴；效益一旦不好，也要维持着福利开支，更加举步维艰。我父亲年轻时单位有公费医疗，但那时身体健康，除了感冒发烧拉肚子外没什么大毛病；等到老了得了重病，单位却因为不景气报销不了医药费，前前后后治病花掉了二十四万，绝大部分都是我母亲糊灯笼卖挣的钱和子女掏的钱。而那些没有钱的工人得病，只有回家等死一条路了。就连企业的退休人员也要企业负担，有些企业历史悠久的，退休的比干活的还多。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好起来？
六是企业内部缺乏正确的激励淘汰机制。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就能进不能出，无论多么不称职的人都照样拿工资；企业内部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养舒坦了一批懒人笨人，伤害了一批能人勤者；到了改革后人们渐渐获得了择业自由后，很多能人纷纷离开国有企业另谋高就，而相对能力较弱的却沉淀下来，企业的人员素质越来越差。其实大家可以认真回忆一下，七八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有几家不是每天上班时间在大门口、车间里聚集一帮无所事事的人吹牛聊天或者忙私活的？我接触过一个总是发生请愿事件的建筑机械厂，这个厂的职工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老职工子弟接班入厂。由于文化层次低、责任心差，经常发生一些事故和人为损坏设备的情形，也经常出现做私活占用公家东西现象，甚至部分职工监守自盗，偷拿一些半成品、物料、模具、图纸、工器具卖给厂外私人经销部。一九九六年夏季一场暴雨后，该厂的部分围墙倒塌，厂里让职工砌墙，由于出价低竟然没人愿意干活，不得已请来一个农村建筑队。一九九七年底新来了个厂长，要加强劳动纪律，对几个外出揽活的职工做出了处分，结果这帮人围殴并砍伤了新任厂长，导致该厂无人敢出面当厂长。可没饭吃不行，一九九八年以后这个厂职工先后多次上街闹事要生活费。银行的信贷员上门讨贷款，也被认为是“黄世仁逼债”，多次遭到谩骂、侮辱，弄得信贷员都不敢去了。我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昧着良心，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写成一副“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样子，再为今日他们的悲惨处境喊两句口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说些同情工人阶级贫苦的话，写一些讽刺和抨击“富人”的文章，“半是榜文、半是挽歌”，就可以占据廉价的道德优势。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写文章凭的是良心，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怀着政治目的，按照早就定好的框框进行材料取舍，刻意夸大或者掩盖某些事实。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一切都成长于它的昨天，国有企业的苦果早在国有企业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经种下了。多数人天生具有惰性，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去开拓奋进，而国有企业内恰恰缺乏这种压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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