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批准的」是個什麼判斷標準
文／高智晟
從七月十二日始，針對盡早結束陝西省榆林市及靖邊縣三級地方政府非法、野蠻關押國內外著名維權律師「朱久虎」及其他「十一名涉油經營者」的局面，我及許志勇博士、滕彪博士、李和平律師一同抵陝北靖邊縣。
抵達當日的下午，我們一行四人赴靖邊縣公安局看守所。儘管坊間對陝北官吏如虎狼的說法早有耳聞，但「傳聞」與「親見」還是有著不小的差距。雖然傳聞已使人感到驚悚，但無論如何亦不比觸目之驚心動魄。
穿著頗為考究的我們，被人民警察、人民武警官兵驅趕若雞犬。即便我們在離開了看守所數百米後，那群仍沉浸在「行惡後的亢奮」中的人民武警仍意猶未盡——驟然間，跑步聲、喝斥聲在我們身後大作！一群四肢異常發達的人民武警戰士，在中隊長的帶領下，野蠻地將我們阻攔，以展淫威。
在圍牆內二樓的幾名戰士，受到中隊長跋扈的鼓舞，興奮地大聲喝斥：「抓起來、抓起來，一個都不讓跑掉，抓進來收拾他們。」
我等一群秀才，著著實實遇上一回虎狼大兵的戲碼。我們被逼在烈日下以舌頭當武器反擊之，雖幾近聲嘶力竭，仍耗近半個小時方得以脫身。脫身後的我向眾者感慨道：「西裝革履者尚且被這般（對待），諸位可以想像，這裡的普通人，在這群『衣冠者』長年存在的環境中生存，安全狀況是何等的惡劣！」
七月十三日上午，我們與靖邊縣公安局艾和平副局長交涉近兩小時，經其向上匯報後，同日下午，榆林市政法委和市、縣公安局有關頭目與我們進行了三個小時的對話，據此開啟了此後近二十天的持續溝通、對話過程。
期間，市、縣兩級政府負責人出現理性思考的聲音一度占據了上風，對先行釋放朱久虎律師的意義達成了相當一致的認識，給我們的明確信號是，釋放朱久虎律師已成定局，需要討論的只是時間問題。
七月二十一日，榆林市公安局主要負責人約見我，言及將在十三天內放人，讓我回京等候通知。
七月二十八日，市公安局通知我：「你明天就過來吧。」
二十九日，我再赴榆林市。但屆滿他們確定的十三天時限，朱久虎律師仍沒被釋放。保守、無知及非文明的力量再次規律地占據了上風。對無罪公民的非法關押，成了他們最終的選擇。
在我近二十天與市、縣兩級政府部門不同角色的接觸，初始被接觸的官吏統一持有的觀點是：收回私營油井是合法的行為；抓捕律師及維權代表也是合法的行為，而承認上述認識是對話的前提。
我告訴他們，除非你們認為，利用權力所做的安排為天然合法，否則，合法之說純係無知者的無賴說辭。
其一，私營投資者就是從你們的手裡獲得了合法的涉油經營資格。
其二，政府並不當然享有通過自己制定文件授權、自己強行接管私營企業財產的權力，包括中央政府亦然。取得財產所有權，分「法律取得」及「約定取得」，這是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同時，「取之有道」又是我們維持幾千年的道德底線，現政府的作法既違反了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也悖越了公認的道德底線。
其三，未經法律基本程序，更無法律基本判斷，政府夥同公安、檢察、法院、武警部隊，以暴力、捆綁、毆打、非法拘禁的野蠻手段，強行搶奪私營投資成果，這本身就是針對文明社會的犯罪，何談合法。
其四，三級政府對外詐稱是「回收油井」，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將油井價值之外的、私營投資者經營十數年價值七八十個億（含基本設施、設備在內）的財產非法劫奪為己有，是什麼法律賦予了政府如此荒蠻的權力！
其五，政府回收私企財產是「法律行為」還是黑社會組織的「暴力行為」？這兩種行為存在著本質的區別。我必須提醒政府，與任何行政相對人之間發生的關係，只能是法律關係，而不是「之外的其他」，除非這個政府公開承認自己是非法的政府。
既屬法律行為，循法律程序行事，應為一個合法政府最一般的常識。
有涉行政相對人的大規模、巨額財產的予奪問題，政府憑什麼將行政調查程序、行政送達程序、行政告知程序、行政聽證程序、行政覆議程序、行政裁決程序、行政價估程序、行政訴訟程序價值通通置於腦後，你的合法之說豈止是個笑話。
其六，價值一百多億元的資產，政府的補償僅幾個億，僅此，合法說豈不荒誕！
其七，將幾千投資人十數年的投資經管成果以暴力方式據為己有，由開始的公、檢、法統統拒絕受理受害者的檢舉、控告，發展到現今的「誰告狀，就抓捕關押誰，誰請律師，就抓捕誰」，竟惡劣至連受害人聘請的律師也一併抓捕。這樣的惡劣之舉，是赤裸裸地踐踏人類規則的暴行，是公然對全國人民追求法治目標的挑釁，是對中央政府倡導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公然破壞。合法說，從何談起？！
其八，你們斥巨資賄買「文明的公敵」中宣部，以打壓國內媒體客觀的報導，三級政府組成龐大的賄買團體，五次赴京，游走於中央政府各個部門之間，公然威脅仗義執言的郭海燕教授及在京的專家學者，公然拒絕律師會見被羈押之委託人的要求，此等現代人類法治史上空前反動的惡舉豈有合法性可談。
有意思的是，後來，與一些地方官吏接觸的過程中，這些官吏對回收油井的「正當性說法」發生了一些變化，即由原來的「合法行為」說，清一色改成了這是「由中央政府批准的行為」。
在當今時代，界定是非曲折的標準是法律，而非權力，這已屬文明社會的通例。
一則，中國的中央政府並無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權力，雖然它一直以來就這麼做，但這種做法的荒蠻及非法性，已是婦孺皆知的。一個文明社會，對是非曲折的判斷，顯然不能有法律之外的其他標準。
其二，這「中央政府批准的」算是什麼判斷標準。「中央批准的」就是正確、合法的？這也著實令人難以信服，除非地方官吏頭目的頭腦中仍滿腦淫浸「永遠偉光正」的思想。
再者，「中央批准的」也不盡永遠正確。比如說，中央批准過「大躍進」；中央批准過人類史上空前地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中央批准過「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央批准過十幾次殘酷的路線鬥爭；中央批准過「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央也批准過「六四屠城」；中央也批准過「以運動式鎮壓信仰法輪功同胞」等事例。
並不見得中央的批准就代表了合法、正確。恰恰相反！在既有法律規則判斷標準的前提下，中央對諸多法律事件的權力批准，不僅公然違反《憲法》、法律及法治原則，另一方面，這也沉重昭吿了這個中央政府根本不把中國的《憲法》及法律當回事。這是我們面對的已存在半個多世紀的事實。
陝西省三級政府選擇了對朱久虎律師等無罪公民的繼續非法關押，表明了堅持邪惡、反動、野蠻及與文明社會為敵，成了利益集團不二的選擇。冗長的談判過程及最終的結局，讓我們再次近距離看到，與這個集團在施惡時所表現出的高效及巨大能量形成極大反差的是，他們在選擇文明、合法及道德價值方面的低能。
二○○五年八月八日於北京◇ @
選自《神與我們並肩作戰》／博大出版http://broadpressinc.com/
責任編輯：李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