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包要我为他的文集写序，真的诚惶诚恐。无论从治学资历的角度讲，还是从对中国的思想启蒙的贡献的角度讲，我都应该尊他为先生。学生为先生作序，实在是一种狂妄或僭越。
这本文集中收录了大量写于八十年代的旧作，从中更能体会出老包后来走上与现存体制彻底决裂的不归路的必然性。无论是对明清思潮的反省、还是对“五四”运动的启蒙精神的坚守，无论是与新儒家的论战、还是对自由民主宪政的执著，其主题直指中国绵绵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儒学制度化，制度伦理化和暴力化；辫子没有了，精神却长存……这一切把我带回了那个激情喷涌的岁月。
在我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老包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回顾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分的。尽管丛书涉及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引进西方的现代观念；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古老传统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后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
我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对新旧传统的激进否定，无疑从《走向未来》丛书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所以，称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和第一任主编为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如果说，老包在八十年代的文字，还主要是借直接批判传统来间接批判49年后的一党专制乃至个人独裁的共产主义制度；那么，六四以后的文字则是直接指向现存一党专制，并通过对中共的夺权史和执政史的基本史实的清理和分析，揭示中共骨子里的专制主义和犬儒化的功利主义。
“中国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滞阻不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对世界文明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针。所谓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说就是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再明白不过了，老包所坚守的信念，非但没有因“六四”悲剧以及他个人所受到的不公正而改变，反而更加坚定和明晰。正是这种清醒而执著的信念，使老包能够对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狂潮保持难得的警惕。
有种说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我一直闹不清楚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自信？自大？还是自狂？不论它属于哪一种，都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已经二十年了，又经历铭心刻骨的“六四”血案，我重新翻开家里珍藏的《走向未来》丛书，看着当年读书时划下的笔迹，再看看那庞大的编委会名单，几乎所有人的当下处境都优越于老包，其中的许多人仍然在小康时代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呼风唤雨。该随主旋律和世俗潮流而变的人早就又成为新的弄潮儿了。而惟独老包，这个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响当当的名字，在八九运动中成为知识界的重要象征之一的名字，却于九十年代消失了，他变成了被这个制度所不容的异类，在他曾经熟悉的文化界变成了真正的边缘人——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在大陆公开发表文字的权利、经常受到专政机关的非法骚扰……但是这些在其他人看来的“悲惨”处境，对老包本人来说未必就有多么不幸，因为他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种委曲求全或夹着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他所得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独立、尊严和良知的持守。在这个腐烂得几乎没有任何做人的底线的享乐时代，我为老包庆幸，其处境使他成为极少数拒绝同流合污者之一。
一个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无耻而残忍的制度，身处一个健忘而麻木的民族，想做一个诚实的人、有尊严的人，进而以高贵的人性自我期许，那么，除了叛逆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总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不为自由、尊严和高贵的健全人性付代价，就要为奴役、乞求和委琐的病态人性付代价。老包选择了前者，那么他所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想以头撞墙就不能抱怨头破血流！
2000年9月14日于北京家中
（北春、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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