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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3日讯】 十九世纪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KarlvonClausewitz)，在其传世巨著《战争论》(OnWar)中，曾说过家传户晓的一句﹕“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已。”两百年后的今天，历史告诉我们，这句说话其实也可以掉转来理解﹕政治家也往往会成为军人的扯线木偶。
最近由奇云高士拿主演的新片《惊天十三日》(ThirteenDays)在香港上映，故事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古巴导弹危机。相信本港不少中生代对此事都有一定印象，因为人类实在从未如此走近核战的边缘。
当时苏联打算在新近成立革命政权的古巴境内部署导弹，因而触及美国最敏感的神经，因为以后只需五分钟，载有核弹头的导弹便可击中美国境内大部分目标。于是，或和或战，美国总统甘迺迪遇上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片中最有趣的地方，是它并不是一味的大美国主义，正邪对立，忠奸分明﹔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危机中，甘迺迪花在应付政府里好战派之心力，竟不比他与苏联周旋的为少。讽刺的是，当他稍后知道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正陷入类似的困境时，竟然起了惺惺相惜之感。
鹰派逼甘迺迪开战
片中美国政府里的鹰派，特别是军方，挖空心思，引领国家步向战争边缘。他们不单当面讥讽甘迺迪懦弱，行使激将，更在这美苏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或曲解总统命令，或索性瞒总统，透过诸如擅自进行核爆、导弹试射、把战争戒备状态升级等等，企图向苏联发放种种错误信息，诱使对方先发制人，启动战争。他们甚至设下陷阱，误导总统派遣间谍机对古巴导弹基地进行低空侦察，企图诱使对方开火击落美机，把甘迺迪逼进战争的死角。当中种种的尔虞我诈，实教人大开眼界。
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惊天十三日》一片的剧情确是值得我们再三细味。
缺乏外交经验的现任美国总统布殊，现在一样是给好战派环伺﹕曾任海湾战争联军统帅之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已算是温和派﹔老布殊年代的国防部长、现任副总统切尼，却是众所周知的对华强硬派﹔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是典形的冷战分子，七十年代曾任福特的国防部长，在其即将提交给总统的报告中，更提出美国应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往亚洲，假想敌由俄罗斯转为中国。于是便有把对准中国的核弹数目增加一倍、在关岛部署B│2轰炸机、在西太平洋部署更多的三叉戟式潜艇，并把航空母舰从两艘增加至四艘等建议。
布殊被鹰派包围
为什么这些鹰派总是如此渴望战争呢﹖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惊天十三日》一片还提出美军一直希望一雪“猪湾事件”中其军事行动失败的耻辱，但政治学者却会提供更深层结构上的原因。台湾政治评论家南方朔在最近一期《亚洲周刊》中，撰文介绍美国学者DavidR.Simon《菁英偏差行为》(EliteDeviance)一书时，便引述书中内容指出，美国已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军－产－科－劳－学－管－政”利益混合体，它有二百五十万军事兵员及雇员、超过一百家大型军工产业、数十所大学，而百分之七点八的美国管理阶层亦为这体制服务。这庞大的体制必须不断寻找新敌人来合理化自己的存在，沙漠风暴行动已证明它有能力塑造出像伊拉克萨达姆这样的敌人。
南方朔进一步指出，在廿一世纪的今天，这个庞大的体制需要一个新的敌人，北韩及伊拉克实在太小了，如果以它们为理由，将使发展新的核武、太空武器、航空母舰，以至区域导弹防御系统等，都会尽成笑话。因此，它们需要中国。
解放军欲东山再起
另一边厢，祖国的情亦不见好得几多。毛泽东年代，解放军曾被吹捧到天高，到了邓小平年代，为了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军的待遇一落千丈，甚至有裁军一百万之举。但邓小平是中共四大野战军系统中二野的政委，地位崇高，因此可以“压得住场”，但到了毫无军功的江泽民上台，情却不可同日而语，军方无时无刻不想东山再起。在诸如九六年台海危机、九九年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去年台湾大选，以至最近的间谍机事件，军方如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等，都对外发表较北京更为强硬的信息，情使人不得不担忧。
《惊天十三日》的最后一幕﹕当决定或和或战的漫长一夜最终过去，和煦的阳光从窗帘中渗进屋内时，主角奇云高士拿不禁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日常看似平凡的东西原来是那么的弥足珍贵，都是那一句﹕幸福并不是必然的。但愿北京和华盛顿也能从历史中汲取到教训。
－－原载《明报》作者为﹕城市大学社会科学学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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