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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6日讯】 我不知道谁是高考语文试卷的命题者，也不知道有关方面是根据怎样的标准来选择命题者的。您们大概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学者名流吧。或者是某某大学的教授博导，或者是某某研究院的研究员，您们的学识和才华当然比我高得多。但是，我还是斗胆向您们进言：出题时换一种思路吧，别再以学生为敌!
每年高考语文试卷的题目，有大量关于语法的试题。许多语法规则，学术界还没有定论，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高考语文试题中。连语法专家也争论不休的语法规则，却通过考题来强迫高中学生接受，这是一种学术霸权的体现。1997年高考语文试卷的第3道题，是一道标点题，即使是专门研究标点的行家里手也难以下笔。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专攻语言学的几名博士生对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无法统一。一位中学特级语文教师叹息说：“考题出到这样的份上，我们只有举起双手投降了!”连老师都投降了，学生呢？可怜的学生们在考场上把头皮挠破，也回答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可是，出题的专家们可曾考虑到学生们的具体情况？您们只是刚愎自用，想当然地就炮制出令自己洋洋得意也令考生们叫苦连天的考题来。在出题的时候，您们是把学生当作假像敌来看待的。您们是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参与一件害人的工作，恰恰相反，您们还为自己的努力而感到自豪，您们似乎在从事着一件造福千秋万代的好事。那麽，就活该学生倒楣了——谁叫学生在等级秩序中处于最低的一级呢？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命题者的一个最大的毛病是死不认错。当然啦，您们全是一流的学者，怎么能够认错呢？平时研究的都是些深不可测的问题，出几道给高中生做的高考题，那还不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怎么会出错呢？
1992年高考语文试卷有一道语句衔接题：“小明爬到床底下，偷偷躲了起来，但后来还是让妈妈给找到了，从床下拉了出来，送到幼稚园里去了。”当年的试卷评价报告承认这道题选句不够典型。然而，没有人公开承认失误——谁出了这道题，难道不是白菜萝卜一样一清二楚吗？更让人不可置信的是，此后每年的《考试说明》都把此题作为典范试题。全国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都要认认真真地阅读《考试说明》，阅读这道“典范试题”。错误的知识深深地印到他们的心中。我猜想，撰写《考试说明》的专家中，肯定有此题的命题者。他自己出的题，当然堪称“典范”了。自己的名望、地位是高于一切的，哪里顾得上考虑学生的利益——学生不过是您们的俘虏而已，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于是，错误被当作真理一年一年地传播着。即使是深味真相的中学语文老师们，也敢怒而不敢言——他们被完全排斥在高考试题之外，他们能够做什么呢？虽然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在中学语文教学第一线，但是命题者们中间是没有他们的身影的，也不考虑他们有对命题什么意见。如此命题的方式和制度，有没有值得改进之处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至今依然没有看到任何改变。
漏洞百出的高考语文试题，流毒深远。1995年高考语文试卷第13题，是一道文言文阅读题。要求比较“知汝之先君，忠勤之士也”、“母何自勤如是邪”、“以身徇国，继之以死”、“乃是天子报尔先人之徇命也”四句中的“勤”和“徇”字的用法。专家们制定的“标准答案”是：两个“勤”字的意义相同，两个“徇”字的意义也相同。其实，不但两个“勤”字的意义不同，而且两个“徇”字的意义也不同。前一个“勤”字是形容词，勤的物件是国家大事；后一个“勤”字是使动词，勤的物件是家庭琐事。前一个“徇”字是指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人并未死去；而后一个“徇”字则是献出了生命，人已经死去。稍微有一些古汉语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差别来，而专家们却偏偏睁着眼睛说瞎话。据说在当年的试卷评价会上，命题者承认这道题“不太严密”，但反映在评价报告上却只字不提。
试卷评价报告上，年年都是“好”字满天飞舞。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愤怒地指出：“高考题几乎每年都有不少题是错题。有错误本来是难免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命题者承认错误、向考生道歉。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知道做错了事情要承认，难道我们德高望重的命题者们要用死不认错的方法来维护其尊严吗？”这种恶劣的做法，连起码的做人的道德也不遵守了。您们的学识与您们的人格居然成了反比。考生们被您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毫无挣扎的余地，只好认命。1996年高考的作文题要求写艺术评论，有一个省对试卷作了统计分析，有五分之四的学生写偏了题!而评价报告上对此题却给予高度赞赏，仅仅是因为它难倒了五分之四的考生吗？难道让越多的考生答不出来的题就是好题吗？1997年高考语文题，满分150分，不少省市的平均分只有70分。有的15—20分的大题纯属“无效分”，因为几乎没有考生答对!然而，在当年的报告中，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报告纯粹就成了出题者们把酒言欢、歌功颂德的场所。报告写到了这一步，报告的意义还存不存在呢？
题目的稀奇古怪和答案的自相矛盾，揭示出了命题者们这样的一种心态：他们不是想通过命题使中学语文教学再上一个台阶，不是想使学生们对语文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而是把中学教师和学生当作“假想敌”来看待，谁能够难倒考生，就是谁的本事大。在这种心态下出的这类试题，对中学语文教学起了极坏的作用：以它们为指导思想进行的语文教学，是可怕的教学。学生们还能够对这样的语文课感兴趣吗？然而，中学语文教师们又不得不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进行教学，因为高考是“指挥棒”啊!人们衡量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水平的高低，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教的学生的高考语文成绩的高低。而要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教师就得沈迷到历年的高考语文试题中去，精心研究，反复揣摩。至于题目本身的对错以及学生是否有学习的兴趣，中学语文教师已经没有精力去考虑了。于是，“买匵还珠”的故事又上演了。
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在《语文报》上撰文说，如果让自己参加高考，肯定是考不上大学的。特别是做语文试卷，得不了多少分。程老是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泰山北斗，连程老也这样感叹，想必不是无的放矢吧。著名作家余秋雨在文章中说，自己面对高考作文题，花两三个小时也不能够成篇。而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叹息，如果让他来当语文教师，那麽，经过他辅导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三位先生的话显然不是危言耸听，而都是肺腑之言。
那麽，尊敬的高考语文试卷的命题者们，您们有何感想呢？
监狱化生存
据报道，河北省唐山市第一职业中专投资30万元在37个教学班、楼道、校门口都安装了监视器。每天都有一个校领导在观测室值班，可以把镜头切换到任何一个教室，检查有关情况。该校王长春校长表示，安装监视系统主要是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哪位教师课讲得好，可以直接录下来在校内推广，这既是对教学的促进也是对教师的鼓励，尤其是对青年教师。同时，对教师是否按时到教室、是否站立授课等也进行检查。而对纪律情况较差的自习课，值班领导通过监控系统可以直接进行课堂管理。第一职业中专现有专业教师91人，学生1700多人，教师不足。学校领导说这套监控系统是对教学的有力补充，保证了常规教学的顺利进行。实施半年以后，有关负责人说，监控系统使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杜绝了校园里的违规违纪现象。
监控系统进入校园，受到从领导、教师和大多数学生的欢迎。唐山市教委给予高度评价，外地来参观的领导也给予好评，认为这是一种“先进的教育方法，具有推广的价值”。财会班有一个男生没有上微机课，悄悄溜回教室，又怕被学校发现，于是蹬着桌子把装在教室后墙上的监控镜头扭向窗外。他没有想到自己照样被摄进了镜头。学校领导对此进行了严肃处理，更加认为监控系统无孔不入，是他们搞好教学的好帮手。一批学习优秀的学生也充分肯定监控系统的作用。18岁的财会班二年级女生冯雪妍这样说：“监控系统投入使用以后，可以说规范了同学的言行。我没有心理压力，只是多了一种更强的自觉约束力，也有个别爱打闹的男同学挺反对的，认为约束了自觉的‘自由’。我们班51个人绝大多数是拥护的。特别是考试，以前有同学作弊得了高分还趾高气扬，现在就没有这种现象了，我们觉得特别公平。这种环境有利于学习，毕竟想好好学习的同学多，对监控系统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它能保护你。”
把学校当作监狱来办，在中国也算一个发明。唐山第一职业中专的校长王长春应该到国家专利局去申请专利。不过，就理论而言，法国思想家福柯早就提出来了。福柯在分析巴黎军官学校的管理制度时，发现每个学生的房间都有一个监视孔，由军官随时进行监视。学员不知道军官何时在监视，监视有可能是无时不在的。这样，监视就内化到学员的心中。在讨论所谓“圆形监狱”时，福柯说：“囚犯无法知道看守人是否在中间的堡内，所以他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举止行为，好像监视是不间断的。……一旦囚犯永远不能肯定自己何时受到监视的话，他自己也就成了自己的看守者。”福柯还没有涉及现代科技、尤其是摄影技术进入监视机制之后的后果。当摄影技术为监视服务时，对囚犯的监视终于达到了监视者所梦寐以求的效果：监视变成了一种永恒的存在。唐山第一职业中专的领导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所有的好老师、坏老师和好学生、坏学生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该奖该罚一清二楚。他们成了莎朗·斯通主演的影片《偷窥》中的那个偷窥者，以偷窥为最大的快乐。监视者对监视制度的维护所理所当然的，最让我不寒而栗的是被监视者对监视的欢呼。像以上那个叫冯雪妍的所谓“优秀学生”，居然对监控系统“有了一种亲切感”。他们不仅没有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反而为侵权行为叫好。他们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拥有不受监视的权力。主动对自己权力的放弃，导致的结果是可怕的。一个不懂得捍卫自己权利的人，必然不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必然具有侵犯他人权利的可能。
我不能过分地责怪这些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们本人是无辜的，他们是奴化教育的受害者。把监狱的管理引入到学校来，是对教育本身的一种巨大的侮辱，这比起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来不仅没有丝毫的进步，反而大大地退步了。孔子提倡的是教学相长，师生关系亲如鱼水。在《论语》的《侍坐篇》里，孔子跟学生们相处得多么融洽啊!在孔子这位老师的眼中，每一个学生都是可亲可近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机器。这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教育。然而，在20世纪的文明社会里，我们的教育者却把学生当作敌人、当作坏人来看待，防范成了教学的基本前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警察与小偷的关系，教育还能成其为教育吗？最让人痛心的不是学校领导的警察化和学校本身的监狱化，最让人痛心的是学生的奴隶化。鲁迅先生曾经说，最不可救药的是“奴在心者”。那些“拥护”监视制度的优秀学生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奴在心者”。自甘囚犯的身份而不自知，阿Q的命运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将延续到明天。少女不知监视苦，对镜犹唱颂恩歌。在被监视的处境下没有心理压力，正说明他们从小就丧失了权利的意识；把侵权当作“保护”来欣赏，正说明他们已经被受虐的文化培养成了受虐狂。
报道中还有一个律师的精彩之论。唐山凤凰律师事务所的郑曼律师说：“法律上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我认为这种监控系统并不侵犯学生个人隐私。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课堂、楼道并非秘密场所，学校的观察室也不属于秘密窃听、偷录，也不是针对某个人，对学生整体是有利的，不存在心理压抑问题，应属于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这样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的人也算律师吗？我怀疑郑曼“律师”有没有读过宪法，宪法中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文写得清清楚楚。他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令稍微懂一点法律和逻辑的人啼笑皆非。第一：难道说目的良好就不违反法律吗？难道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就可以不择手段吗？那麽，每一个罪犯都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是出于良好的愿望犯罪的，所以我没有罪。第二，针对个人和针对整体难道是判断是否合法的依据？针对个人的侵权行为不允许，难道针对整体的侵权行为反倒允许了？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希特勒也理直气壮了：我的屠杀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而是针对所有犹太人的，所以我的屠杀合情合理。第三，郑律师不是心理医生，凭什么根据作出“不存在心理压抑问题”的判断？如此思维混乱、知识匮乏的人，也能够充任律师，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律师的水准来。
福柯在批判权力的时候深刻地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权力作为一种对自由的限制，是以可以被社会成员所接受的一般形式实施的。权力打着代表正义的旗号，将我们由主体变为客体。唐山第一职业中专引进监控系统的实质正是如此。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唐山师专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张亚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从教育理论来讲，安装监控系统是不合适的。师生关系首先应是平等的，相互理解，相信学生，才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教育管理的未来趋势应是自治管理。张亚均的视角仅仅从教育理论切入，还远远没有进入申明现代文明社会公民权利的层面，然而，他这极其微弱的声音又能被几个人听到呢？越来越多的学校正以唐山第一职业中专为样板，安装越来越多的监控系统。这越来越多的监控系统，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的心灵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转自《世纪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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