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寻找失散骨肉般的急切，人权律师崔永道投入半生深入乡野收集古代土器，为了收购土器，他焕发出无穷的工作热情。
韩国立中央博物馆里有一个展位就是“崔永道厅”，展示着人权律师崔永道收集的一千六百多件土器，其中包括二零零八年秋天治疗胃癌期间，忍着疼痛下乡所收集的鸭子模型土器。
“现在我虽然放手不做收集的事情了，但是如果出现古时的土器，那么我还是禁不住去拿回来的，看到就爱不释手啊。经过了真伪鉴定后，不久前也捐出去了。当然了，土器价钱是赊账的，以后得长时间还债了。”
人生目标：成立土器博物馆
一九七三年三月韩国第五共和国时期，崔永道为坚持司法部的独立与独裁政权抗争，因而被检察机关视为眼中钉，结果在第一次司法风波中被解雇了，让出了原来的法官职位。此后他开始从事律师职业，历任大韩律师协会人权委员长、民主社会律师集会会长、韩国人权财团理事，参与连带共同代表，致力于人权运动与市民运动，并开始走遍古美术商场，业余收集土器品和朝鲜木工艺品。
一九八三年一月，他设立了自己人生的目标——成立土器博物馆。当时土器不同于西洋画或陶瓷，几乎没有人去收集土器，而在那段漫长的漠视中，土器日见往美国、法国、日本等地逐渐流失了。
“设立土器博物馆当时成了我的人生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勤奋工作，我感到很欣慰。通过工作挣钱，然后再用这个钱来买土器，为了买土器又高高兴兴去工作，结果工作和土器收集互相起到了促进作用。”
村姑般纯朴与大丈夫之气
收集的土器有的值一万块钱，有的达到数千万到数亿元，种类非常多。按出土地区的不同、年代的不同连碎片都有价值，所以不仅仅是完成品还是碎片都是崔永道收集的目标。有人看他只对买土器感兴趣，背地里议论著，收集的土器也挣不了钱，黑乎乎的土里土气的土器收集来收集去干什么呢？
“其实土器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如果陶瓷比喻成有气质的城市美人，那么土器就像乡下姑娘一样有纯朴之美。他没有经过人工细致的打造，而且质朴，故有自然之美。而且，土器具有在陶瓷中观察不到的像关羽那样的堂堂的大丈夫之气。所以，你只要陷入土器之美，那么你从此再也不会对陶瓷感兴趣了。”
他开始收集土器以后，就立即戒掉了进出高档酒家和去打高尔夫球的喜好。因为，去打一次高尔夫球所需的钱就能够买两、三件土器。
“假如发现了好的土器，但又没有钱去购买，那它总是盘旋在我的眼前，使我连觉都睡不着、饭也吃不下，坐立不安嘛。我一定拿到手才会放心。所以，只要商人相信我，那么我就先赊账然后慢慢还债。我对土器的喜欢已经达到了如此的地步。”
每一件土器都宝贝如亲生女儿
当他收集的土器超过四百件时，他一百八十多平方米大的楼房已被土器装满了。为了安置越来越多的土器，他只能换更大的房子。最后，越来越多的土器连阳台都占满了，连伸进双脚也困难。到了这一步，韩国的古美术市场已见不到土器，几乎都被他收藏了。尽管家中土器堆积如山，这些土器对他来说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不管是价值几亿或者是一万元，对他来说是一样的珍贵，一样的爱护。每个土器都有他收集的故事和回忆。
然而，想建一所博物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建设和维持，加上管理费就需要上百亿元。最后他发现凭借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建立土器博物馆的，因此他开始向政府和大企业提案筹建博物馆，可是反应冷漠。这使崔永道更加着急，他急于“嫁”出去这些宝贝“女儿”们。
就在这时，国立中央博物馆接受了崔永道的捐赠。可是他反而犹豫起来了，因为“亲家”太高了，他怕这些宝贝“女儿”被瞧不起。不过收集的初衷就没有把这些土器当成自己的私人财产，总有一天离手是必然的。于是他决定要高高兴兴地捐赠给国立中央博物馆。
“其实，决定捐赠给国立中央博物馆后，离分手还有四个星期的时间。于是，我就把收集的土器一一拿出来仔细赏玩，抚摸着这些土器我不禁流下了惜别的眼泪。‘和你们分手的时候到了！’我的心隐隐生痛。但是我还是决定高高兴兴地和这些土器分手，我就利用了几天的时间连放在最边上的土器都拿出来与它们一一行了道别。”
搬运的那天开始，每天一车总共三辆卡车才搬完了所有的土器。虽然心爱的土器捐出去了，但是他如卸重负一样，心情也就轻快了。
一段时间没有去看他心爱的土器了，“我怕舍不得它们……”崔永道的笑中含藏真挚情感与理性之光，“我担心执著过去，所以我不经常去看它们。偶尔博物馆有活动时我就去一趟，顺便看看这些宝贝土器。”
“我的一半生涯，是因为这些土器才感觉到每天都过得幸福。发现好土器的时候那种喜悦、没买到的时候那种着急感、好不容易弄到钱终于买到手那种澎湃的心情、抱在怀里回到家时的那种温暖感、欣赏新来的土器无法入睡而第二天感到疲倦等等，对我来说都是最幸福的时刻呀！”
古典乐迷与人权使命
韩战把一切变成废墟的年代，音乐也成了稀罕事物。由于崔永道经常出入音乐欣赏室，很自然的对古典音乐入门了。五十年来欣赏古典音乐，所收集到的专辑已有一千八百张了。他将五十年欣赏古典音乐的阅历，名曲、名专辑收集的过程，使他感动流泪的名曲、名专辑之感想与评价，国内外公演观赏心得，对作曲家和演奏家的思考等等如实记录，出版了一部书《天籁之音》（二零零七年）。这本书可说是韩战之后，古典音乐在废墟的文化土壤上由迂回曲折转向成长的里程碑。
二零零三年，他所创作的《世界文化遗产纪行——吴哥、西藏、敦煌》，在同类书籍中受到了最多的好评。梦回几度的吴哥，喜爱到发烧的西藏，茫茫沙海中盛开的佛教文化之花——敦煌，无数个夜晚他为涉猎相关的英文、日文、中文书籍而通宵达旦。
“我爱死敦煌了，可称之为经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一千余年而形成的世界上最大的画廊。在茫茫沙海中佛教文化之花绚烂的开放，令人惊叹啊。西藏的美也是令人窒息的，在当时，报纸电台有关西藏的报导会令我废寝忘食的。”
他现在正准备着欧洲美术馆纪行，同时又梦想着没有终点全新旅行。“如果健康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想看看至今未曾去过的丝绸之路的西半部分，和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及中国的云冈石窟。”
虽如此，“人权”依然是崔永道生命中永远的命题。去一次就爱到发烧的西藏，每年都有流血冲突发生着，而他尊敬的达赖喇嘛至今无法访韩。
“达赖喇嘛无法访韩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在看中共的脸色，中共对西藏和新疆分离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实在太血腥了。不肯让那片土地分离出去，至少应保障真正的民族自治啊。表面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而反民主、反人权的状态，中共政府应尽早归正。就算再强权的体制，政治压迫也应有个限度。就像球一样，越压迫，反弹也就越厉害。不是吗？”
如同热爱文化艺术一般，崔永道为人权运动和市民运动投入同样的热忱，对于倾力捍卫的“人权”，他的标准一点也不高：“人权就是人活得有个人样儿。”无论前路如何艰钜，他坚信人权得到伸张的那一天就要到来。──转自164期《新纪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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