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e logo: www.epochtimes.com

姜维平:《文汇报》记者与中共高官

——香港《文汇报》内幕之三

文汇报副社长刘永碧(左)姜维平,1997年摄(姜维平提供)

人气: 18
【字号】    
   标签: tags: ,

【大纪元9月3日讯】我自报家门,应聘进入香港《文汇报》之时,正赶上一个绝好的难得机会,刘永碧的先生刘芳安,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当宣传部副部长,她调入《文汇报》任副总编,负责对外联络,主要是内地办站业务,她急需我这样没有任何人事背景的雇员,为她分管的工作锦上添花,而且,她原和先生均在新华社比利时分社当驻外记者,我也在新华社辽宁分社短期工作过,故她相信我的能力,但实际上,《文汇报》内地办站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该媒体和《大公报》等可以在内地出版发行的特权,不遗余力地拉广告,筹集对外宣传的活动经费。最初,我并不知道他们这个目的。我的理解是,《文汇报》很有经济实力,只不过对我还不太了解,不太放心,才让我个人先垫付费用,把办事处建立起来的,我大概预先支付了 5 万元左右。主要是使用大连税务局属下的唐山街宾馆一个房间的租金,和电话费,交通费,以及办理营业手续,购买办公用品费,等等,后来大约在 1994 年底,《文汇报》委派发行部的刘史鸣,编辑部的何亮亮先后把钱归还了我。 { 那时,何亮亮还没去凤凰卫视任评论员,他在《文汇报》任主笔,我听说他是著名散文家何为的儿子,很是敬佩 }

1994 年 11 月,刘永碧和陈桂雄一同来到大连考察,见到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并赶到我的家里,探望了我的太太和孩子,才彻底地放心了。回去不久,就由总社投资了 60 多万元,购买了奥迪房车,复印机,打字机,传真机,手机等设备,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奢华,我聘请了专职司机,又学会了驾驶,单单奥迪 100 型轿车,就支付了 30 多万元,这是当时大连所有外地驻连记者站里最好的座驾,并且还挂着黑色牌照,即外商驻连企业的标志,我充满了自信,打算在新闻报导方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于是,我通常连周末也不休息,拚命地工作,我记得最初半年,几乎每天《文汇报》的“中国新闻”版都有我撰写或编发的稿件,那时,外商对大连很感兴趣,大连内地企业纷纷对外招商,故各种新闻发布会或洽谈会很多,我忙得不亦乐乎,但《文汇报》并不满意,后来,我听广告部的经理杨某敏说,刘永碧从大连回到报社后,立即主持召开了社委会,决定先大举投资,但一年内要给我施加压力,尽快通过拉广告,收回投资,这使我颇为不快,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做,但那时国内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把宣传报导和广告联系在一起,记者和业务员融为一体,这样做虽不令人奇怪,但并非我的情愿。就我个人来讲,我的特长是做记者,而不是做生意,如果为了赚钱,我就在深圳下海了,没有必要再到《文汇报》求职。

然而,报馆不这样想,在 1995 年初,《文汇报》的主要领导给刘永碧施加了压力,对刚成立的仅有两人的东北办,下达了营业额 100 万元的广告指标,我深感难过,一方面要采写新闻报导,一方面还要承担广告任务,事无钜细,都要认真面对,我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患上了萎缩性胃炎,但刘永碧对我并不满意,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通过“沙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

有一天,她亲自打电话指示我,为了节省费用,要把北京办事处搬家淘汰的几件沙发给我们,并让我联系车辆去拉。从大连到北京路途特别遥远,单是租车费就比新沙发还贵,所以,我向她讲明了理由。我建议在大连买一套新的皮沙发,它不过 800 元,但如去北京却要支付车费 1500 元,还需浪费时间,何况拉回的还是旧家俱,但刘永碧情绪很激动地批评我浪费,说我不听话,我这才感觉她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女强人,她决定要办的事,我们下级必须执行,我只好同意,并花费精力找人去北京,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学教师叫陈某,他与我熟悉,其儿子有一辆货车,他要价较低,愿意跑一趟,我只是担心路上安全的事情,正在商讨,总社外联部主任陈某雄又来电话说,刘永碧下令必须立即出发,我立刻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还不错,陈某和儿子跑了两天两夜,总算没出车祸,把沙发拉回来了,我支付了他们的交通费,但由于我的办公室在大连天河公寓的 18 楼,沙发到了楼下,还需要找人扛,我又花了 100 元,这钱只能由我自己掏腰包。因为没有发票。

我面对款式陈旧的一套棕色组合沙发,想了很久,叹息再三,我们如此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刘永碧为何要这样做呢?直到 2000 年 12 月 4 日之后,我进了监狱,在没有书和报纸,单独关押的日子里,我无聊地苦思冥想,才悟出道理:可能我被聘进《文汇报》的事,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争议,这些单位包括大连市委,辽宁省委和中央外宣部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等等,特别是办事处购买了奥迪房车,某些人眼红,对我能否为报社赚钱,筹集外宣资金的问题,产生了怀疑。刘副社长迫于压力,回应议论,故意用“沙发事件”教训我,她也是给大家一个姿态看吧!

提前巴结薄熙来

现在,香港人经常说,《文汇报》消息灵通,因为它是共产党的海外宣传阵地,我并不这样认为,他有时是灵通的,有时适得其反,中共既然对他严密操控,就一定要愚弄它,中共高层的内斗和政策变化决定了它的阴阳脸,它的嘴大,但刮风还是下雨,全在于上面发话,而老总们升降起伏的命运,就掌握在中南海的领导人手里,所以,出现了“提前巴结薄熙来”的闹剧。

大约在 90 年代后期,有一短相当长的时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风传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要换人,这个即将上任的社长是大连市长薄熙来。最初,报社领导问我此事的准确度,我没有第一手消息,不敢乱下结论,但我与大连金石高尔夫俱乐部的老板任某良来往密切,他曾对我讲,薄熙来最想当的官职是外交部长,他还告诉我,自己在美国洛山矶已买了房产,还入股了美国某报,而他原为薄熙来支持起家的大连民企老板之一,据称其与谷开来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两人有生意上的交易,故我相信薄熙来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兴趣,不会比外交部长大!但中南海的风云变幻,谁能把握呢?我向领导坦率地谈了我的想法,并深知他们的焦虑:如能在薄熙来履新之前,以示效忠,就是一笔最佳的感情投资!自然等薄熙来当上社长之后,作为部下,他们将受益无穷。

事有玄机,刚好大连代表团要去香港访问,我们刊登了许多报导,也搞到了大笔招商广告,报社领导非常满意,就叫我去香港述职,也获悉了滑稽可笑的一幕:薄熙来下榻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里,他的太太谷开来随行,也成了他最信任的秘书,为他守住通往薄熙来房间的入口,以防它人暗害或打扰。

那天上午 10 点之前,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为准,《文汇报》领导层的所有干部,来到了薄熙来的住地,其中有社长张云枫,总编辑刘再明,副社长张清云,刘永碧,王伯遥等,而刘永碧的先生是新华社宣传部副部长刘芳安,张清云的太太是新华社宣传部副长周珊珊,张社长是老地下党员,刘再明原任南方日报总编辑,总之,这些命运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媒体人士,恭恭敬敬地等候在酒店的大堂里,虽然此前已电话约定了准确见面时间,但薄熙来的人品决定了他接人待物,迎送往来的行为方式,对高过自身地位的上级,卑躬屈膝,对低于自身地位的人,则趾高气扬,他把这些在《文汇报》内部以及香港新闻界闻名遐迩的文人视同草芥,故有意延误接见他们的时间,以示尊贵。

据消息人士透露,薄熙来让他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既使应秘书之召,他们走上了楼梯,走进了薄熙来下榻的豪华套房,依然受到了侧房守卫,薄的太太谷开来的百般讯问:你们事先约好了吗?那声调,语气,身体语言和表情动作,都令张社长等人十分尴尬,终身难忘!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难缠的女人,她既不想放弃财富,又不愿舍弃名声,她把薄熙来的权势和高位像油一样榨干,多年来为自身捞取经济利益,她把伪善和贪婪紧密地连在一起,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而这些自命不凡的媒体人士,在她心目里的位置是多么渺小与卑微,可想而知。所以,一位参加了会见的领导对我说,你看他太太那个样吧!。。。。。。实际上,这次拜访是一个缩影和象征,《文汇报》即使在海外,也和国内媒体一样,他的社委会领导对上级点头哈腰,亦步亦趋,战战兢兢,而掉过头来,他们对待部下呢,又是另一幅嘴脸,当然这些报社老总里,还是有一些品质不错的人,我不敢一概而论。

我只是强调,张社长等人曲意奉承薄熙来而已。据称,薄熙来不冷不热地接见了他们,也知道了这些报人的用意,他故作高深,引经据典,海阔天空地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对《文汇报》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并对驻东北办的工作充分肯定,这使我在报社领导的心目中,得分不少,但是,反面消息正在我的脑海里酝酿,他们都不会料到,几篇揭露薄熙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丑闻的稿件即将出炉!

事后,一位参与者开玩笑地对我说,早知他当不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拜访他了!要知道,我们也很忙啊!是啊,为了生活,这些党报的老总也是对他虚情假意,正如薄熙来一样,这一点正是后集权时代,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它预示着一个社会转型的开始和专制时代的结束。


文汇报副社长刘永碧(左)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中)姜维平(右)1998年摄刘永碧,右,姜维平,1997年摄

谁把闻世震书记骗了

关某是沈阳一个颇有活动能力的年轻人,他时年二十几岁,以招揽报纸广告获得佣金为生,在我认识他之前,他自称曾在《沈阳日报》广告部当过业务员,他主动给报社领导写信自荐,并承诺给《文汇报》一笔广告大单,于是,刘永碧和陈桂雄一同来到了沈阳,我则从大连乘火车赶到省城,也很快读到了这个人写的信件,他说,他和闻世震的秘书窦某很有交情,已经在他的帮助下,以《文汇报》的名义,给省委书记发了公函,闻世震作了重要批复,即他欢迎《文汇报》共出十个版面,宣传和报导辽宁省的国企改革,关某吹嘘道:假如一个版给五万元广告费,就是五十万啊!。。。。。。就是这个诱惑人的画饼,把刘永碧砸晕了!

我当时是新任的驻地办事处主任,对他这种诈骗行为十分警惕和愤怒,我首先是震惊,作为辽宁省委书记,怎么会在一纸没有公章的信函上批示?而他的秘书窦某,为何积极配合关某的犯罪行为?我对刘永碧说,闻世震是一个粗心豪放的北方人,他的心灵很纯净,他不会怀疑这信是假的,也急于求得《文汇报》的支持,故出了大笑话!我们必须揭露他,以正视听,但刘社长的回答令我目瞪口呆,她说,虽是假的,但对报社有力,我们来见闻书记,反正也需要这个公函,他批示同意做《辽宁专版》,而外宣经费是下面人操办的,如你接着搞下去,拿这个批件压服他的下级,一下子就赚它五十万元不好吗?!陈桂雄也说,你太书生气了,你刚来《文汇报》,你只知道写新闻不行,还要拉广告啊!他是假的,但有效益。他帮你拉广告,难道不是好事吗?刘永碧见我依然想不通,就不耐烦了!她说,我们来采访闻书记之前,社委会已经讨论过,这信就是真的!你必须服从!。。。。。。于是,我们拜访了闻书记,刘永碧主动提出了系列专版的事,闻书记高兴地说,辽宁的国企改革急需香港《文汇报》宣传,因为我们的改革,困难主要有两点: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两个方面如果让海外各界知道了,就会投资建厂,就能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我作了详细的采访记录,后来发表了人物专访,这一点刘永碧等报社领导并不太看重,她求之不得的是广告费,但又不便直说,那时,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正生她的气呢,就装聋卖傻。我心想,一个省委书记,怎么会同意搞有偿新闻呢?

随后闻书记请我们吃了丰盛的饭菜,但在酒桌上,刘社长只是委婉地再次提到了“辽宁专版”的事,大智若愚的闻世震故意不表态,而事后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官员张某库也不具体落实,因此,我很开心,刘社长等人却很扫兴。我说,这种招摇撞骗的人,社会上很多,切不可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忘大义,要拉广告可以,应当和专访新闻分开,并和人家直言花钱的事,否则,就老老实实地写报导,等报纸讲真话多了,买的人多,影响大了,求登广告的人自然也就来了!何必骗人骗己呢?但是,刘副社长把我的肺腑之言当作书生之见。他们还提议我考虑关某自荐加盟《文汇报》东北办的事,我没有表态。等社长走后,我对关某说,你是个王八蛋!你骗术再高,只能骗一回!既使闻书记批了 100 万元,我也不敢要你这样不诚实的人!。。。。。。自此,他从我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

省长高严调戏女社长

还有一次,我在沈阳迎候刘永碧,她先是在北京整顿了《文汇报》驻地办事处,后要与我一同去长春拜访省委书记何竹康和省长高严,但她不敢坐飞机。我说,我命不值钱,我不怕死!于是我提前飞抵了长春,并有机会与吉林省委的某几个官员聚餐,东北人酷爱喝酒,还以酒量大小考察客人的诚意,我继承了父辈海量的革命传统,故酒桌上表现不俗,那些整天沉醉于酒色之中的官员,对我解除了戒备,他们告诉我,省委书记何竹康还为人处事比较老实,而省长高严则吃喝嫖赌,贪污受贿,无恶不作,并讲了许多令人喷饭的小故事,这几个官员认为,东北就这个社会风气,吃喝玩乐没问题,但切不可调戏良家妇女,言下之意,省长高严做得太过分了!。。。。。。

次日,我们的刘副社长到了,他乘坐火车太慢了,但比较安全,我开玩笑说,先来了一天,不长,但有机会知道了许多关于高官的内幕,但我没讲高严的绯闻,因为刘永碧是我的上级,也是我尊敬的老大姐,我只说吉林官场如战场,有许多尔虞我诈的故事,她很能理解,她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党政主要领导之间都有矛盾,我认为中共这种制度设计,就是为了叫他们闹分裂,这样互相告状,互相监督才好。但当我们见到何竹康和高严时,意外地感到他们配合得很默契,似乎团结的不错。

在此之前,大约在 1994 年底,我曾与《文汇报》主笔何亮亮,摄影记者冯翰文一同采访过何书记,故这件会面算是再次重逢,不过省长高严则是初次相识。我记得是在一家豪华餐厅里,刘副总编和他们轻松交谈,何书记身材瘦小,但思维敏捷,行为拘谨;高严中等身材,大腹便便,言行粗俗,有一双色迷迷的大眼睛,他注视着刘社长的表情,令人很不舒服。

饭菜摆满了圆桌,何竹康介绍了当地出产的一种鹿鞭酒,它呈现古铜色,质量非常好,我知道,吉林产鹿,而鹿鞭是滋补佳品,用这个地方特产款待客人,是表示真诚,他给每人倒了一杯酒,省长高严也不例外,他还笑呵呵地说,老高是海量,《文汇报》的领导来了,应当多喝几杯啊!

这时,刘永碧抬眼去看她,并说,你们多喝吧,我不能喝酒!高严竟说,何书记啊!这种酒是壮阳的,我老婆也不在长春,我过单身生活,你让我喝了怎么办啊!。。。。。。说完,自我解嘲地,放肆地哈哈大笑,我这才仔细端量他那张红紫的脸和带血丝的眼睛,他一边这样讲话,一边用眼角扫视刘社长。显然,昨日人们所议并非空穴来风,他是在暗示和调逗女记者,好在,我们的刘副社长已年过五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但走南闯北,洁身自好,她从来不做向官员投怀送抱,换取钱财的事,她是一个非常保守而矜持的女人,高严见她木然冷漠的神情,不料碰上了软钉子,也不再发起进攻。何竹康以吉林省经济上的资源优势为吸引,转换了话题,为他们解了围,但高严还是不时插话,逗趣,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但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讲的低俗笑话虽然不雅,但把大家都逗笑了,使饭局的气氛变得很轻松。。。。。。后来, 2006 年初我获释后才听说,高严在 2002 年 7 月任国家电力部党委书记时,伙同情妇杨某带了一大笔巨款,瞒过了中南海,跑到澳大利亚去了,从此滞留不归,也有人说,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寓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一切富有戏剧性的传奇,似乎很突然,但我认为,早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从他对刘副社长的轻佻态度,窥视了他的灵魂。他是一党执政的制度下,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而堕落的一个色鬼,这样的一尊行尸走肉,为了个人的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把人民的血汗钱,毫不犹豫地私吞而亡命天涯,一点也不奇怪。而荒唐的是,他有更大的中共官员李鹏作靠山,有资本主义的假民主制度收留他,而肩负舆论监督职能的《文汇报》,对此视而不见,却和国内媒体一样集体割喉与失声,连争强好胜的刘副社长,也对高严不敬的言词忍气吞声,难道不令人扼腕叹息吗?!

2010 年 8 月 7 日于多伦多

文章来源: 香港《开放》杂志 2010 年 9 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评论
2010-09-03 10:06 AM
Copyright© 2000 - 2016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