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民和社会，民生主义比共产主义好，中华民国比共产党中国好，中华民国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希望。这是我20年前生起的希望。20多年过去，在对民国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更加坚信，大陆民主化绕不过中华民国——它的宪法、它的施政，它百年以来的社会政治实践。
故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 知识分子的精神与风骨典型
先生是学物理的，见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先生，他梦寐以求。访台最令人兴奋难忘的是有幸见到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听他讲话、与他交谈，得他赠书。关于大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只讲了一句话，语气平缓、沉重：“社会没有战乱、几十年太平，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说不过去。”由此，我才开始破出“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眉山”，“内战蜂起，民不聊生”那些一直被灌输的窠臼，寻找四九年前民国的实况。了解到共产党一进城便拆掉了北京古老的城墙，才知道南京梧桐遮蔽的林荫道乃赖30年代民国的城市规划之功。当了解到抗战期间坐落云南乡间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不落世界前沿之后，回首“文革”骤起，政府号令大中小学停课，断送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学业，亲身体会到吴大猷先生这句话的分量。
从国外的教学科研退下来，吴大猷先生只身来到台湾，作国科会主任、任中研院院长，为推动台湾的科学研究教育事业奉献晚年。他还不知疲倦地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政策，为天下兴亡尽知识分子匹夫之责。这些时论结集六卷出版，第一集题名《博士方块》。在他身上，我们见到了一代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风骨。
前国际奥委会委员徐亨 为国为他奔走 在国际奥委会争得一席之地
不仅是在知识分子身上。访台期间，在接待我们的团结自强协会，结识了不少曾在政府做事的前辈人物。其中有国际奥委会委员徐亨先生，先生是足球迷，久仰当年的足球门将徐亨先生的鼎鼎大名。徐亨先生是民国的同龄人，那时已年界八秩，身材魁伟、步履健朗。和我先生两人见面谈起足球和体育，欲罢不能。在台北的期间，我们就住在徐亨先生的富都酒店。晚餐之后，他跟我们娓娓道来如何以民间的身份，个人的关系，奔走于国际体育界，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为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争得一席之地。大陆华东水灾之后，作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主席，他亲自送救灾物资到大陆。
故台湾省教育厅长潘振球先生 擘举教育大业 “九年国教”一年间上路
还有一位潘振球先生，曾任台湾省教育厅长八年。任职期间，国民政府1967年宣布实行九年国民教育，1968年实施，筹备时间只有一年。从六年义务教育改为九年，一下子就要增设140多所国中，从资金筹划到城市规划的因应与用地的划拨，从师资的准备到校长的遴选培训，还要避免地方派系介入教育……，千头万绪。潘振球先生领导厅内外同仁全台奔波，夜以继日，1968年9月9日全国国民中学联合举行开学典礼，“九年国教”如期施行。我们到台湾的时候，已是“九年国教”实施20年之后。
两岸之比
1968年，毛泽东不让城市青少年上学，把他们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山西晋北农村落户六年，做过民办教师，也在县城中学教过书。两相对照，仅是台湾城乡一般中小学的设施——我们没有被安排去参观名校“北一女”和“建中”——仅是学校操场的塑胶跑道，已使我感慨万分。
潘振球先生2010年以93岁高龄辞世，友人以“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追忆，其实这可以用来表达我对在台所见这些前辈的感受。当我们谈到大陆的贫困、谈到我们这些“插队知青”的遭遇、谈到“六四”被弹压的学生，谈到大陆的民主化，这些前辈闻之动容，深责自己对国家人民未尽到责任，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国民政府里做官的远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都是尸位素餐、不闻民间疾苦的官僚。
事实胜于雄辩，百闻不如一见。显然，对于人民和社会，民生主义比共产主义好，中华民国比共产党中国好，中华民国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希望。这是我20年前生起的希望。
应该有更多的大陆人有机会看到民国，了解民国。我们当即和安排参观访问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商量扩大开放大陆学生访台。
于是在我们访台的次年——1990年，有了留德大陆学生台湾的土地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研习营，1991年留德大陆学生台湾九年国民教育研习营，这一年还同时开启了第一届“台湾之旅研习营”，邀请大陆海外留学生暑期访台，又开一扇两岸中国学生学者交流的大门，这也是我们访台期间与“中国青年团结会”商量策划的，到2010年“台湾之旅”已经办到第18届。
20多年过去，在对民国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更加坚信，大陆民主化绕不过中华民国——它的宪法、它的施政，它百年以来的社会政治实践。
（转载自《新纪元》２５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