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19日讯】每逢“六四”周年，往往会想起一些“并不如烟”的往事。1989年发生“天安门大屠杀”后，有一次我见到在本地的“中资”机构当总经理的一位学长；他是中爪哇梭罗华侨公学读书时的老同学，从印尼、中国、香港直到悉尼，断断续续都不时保持联系。我们是无所不谈的老熟人，他跟我谈起军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杀戮无辜学生市民时，身为“国家干部”当然要打“官腔”，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第一次从他口里听到“杀他两万人，可以稳定二十年”，大吃一惊；我想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便问他这句话是谁说的？我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知道他是在按级别内部传达听来的。他当然支吾其词绝不能告诉，因为这是组织纪律。更为耐人寻味的是他接着竟说：“苏哈托杀了60万人，不是照样当他的总统吗！？”当时，苏哈托已经从1966年推翻苏加诺夺取政权，独裁执政23年。经过多年后，才陆续揭露真相资料，“杀人稳定轮”确是邓小平说的，也是他的“思想”；至于羡慕苏哈托“杀人独裁论”，是否也是其说？尚有待日后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学者专家考证了。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Soeharto，1921–2008）和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1904–1997），表面上看起来是“性质”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两个国家领导人：苏哈托是极端反共的民族主义穆斯林，而邓小平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神论者。但是，实际上他们在专制和杀人方面的思想本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有践踏人权，杀戮无辜平民，犯下“群体灭绝”滔天罪行的可怕而可耻的记录。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苏哈托屠杀的对象是印尼共产党成员及其同情者，牵连到“热爱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亲共”的华裔，以及已经归化印尼根本不认同中国，更不知道“共产党”是神马东西的“支那人”（Orang Cina）受害。据不完全统计，苏哈托在1965–1966年夺取政权期间，在印尼各地屠杀了60多万人（一说近100万人），主要是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munis Indonesia，简称PKI）及其“人民青年团”（Pemuda Rakyat），“全印尼总工会”（简称SOBSI），“印尼妇女运动”（简称GERWANI）等外围组织的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把印尼共的有生力量几乎赶尽杀绝，消灭殆尽。其中无辜遭到打砸抢、奸烧杀而惨死的“中国血统”华人约有20万人；这是印尼华人社区应该吸取的“血的教训”。令人遗憾的是现今驻印尼使领馆和那些“爱国”、“亲共”华人社团领导人，“好了伤疤忘了痛”，又在“勾勾搭搭，故伎重演”，以至往往引起主流社会的极大反感，甚至投书本地报章公开抨击，负面影响相当“不好”，难免令人担忧。
邓小平搞掉华国锋，亲自主政以后的主要罪恶，以1989年而论，则是“天安门大屠杀”，至今已经过去23年了，“矬子”也已经“万寿无疆”15年了，官方还要严实摀住盖子，禁止人民过问谈论“六四”的真相，连伤亡人数和名单都尚无正式公布。最可笑的是“邓共”时期那些牵扯到“天安门大屠杀”的领导人，其实心里都明白这是一场罪孽深重、影响千古的历史大案，关系到自己和子孙后代将来的声誉是“流芳”还是“遗臭”的问题，所以不顾“中宣部”的禁令，在不同场合，利用各种方式，分别透露当年“邓共”高层策划军事暴力流血镇压学生市民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些情况。如先后已经送到境外出版发行的《李鹏六四日记》，被认为是“北京屠夫”的李鹏，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把一切责任推给邓小平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而《陈希同亲述 — 众口烁金难铄真》，则反驳李鹏的指责，否认他“谎报军情”误导邓某，他也不是镇压现场的第一指挥，企图撇清自己等。
现在看来，所有当时在邓某家里开会的中共八个“元老”和李鹏、陈希同等有份参与策划的领导干部，都有相应的不同程度政治法律责任；当然主要拍板调动军队的是“核心”邓小平，他的罪恶和责任最大。有朝一日，一旦在中国按《宪法》建立起独立的司法机构，“天安门大屠杀”历史大案的所有责任者，都要接受法治法律的制裁，公正合法，量刑定罪，罪有应得，不论他们已经死去或是仍然在世，这样才能还回人民和历史一个公道。
（原载《澳洲日报》，有删节；责任编辑：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