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5月14日讯】丹麦是个特殊的民族，他曾经统治过整个北欧，而如今却是北欧最小的国家。丹麦人在19世纪最后一次战争后失去了最后一片国土，丹麦诗人豪斯特（H.P. Holst）曾写下了这样的名句：外失而内赢（Hvad udad tabes, skal indad vindes）。丹麦人正是凭着这种顽强的精神，一代又一代人固守着丹麦这片有限的、贫瘠的土地，用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出了当今令世界瞩目的文化，从安徒生的童话到ECCO鞋，无不具备着世界顶级的品质。丹麦人从来不夸夸其谈，谦虚、诚恳、善意、包容的丹麦人非常低调，时常让人想起传统中国人的含蓄和内敛。
2013年2月22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在这个日子里，有一个声音久久地在丹麦议会厅里回荡着：“我今天要一个关于‘共产中国司法状况’的真实回答！ 关于集中营、关于器官买卖、关于对政治犯和信仰人群的死刑执行、关于言论自由、关于贪污腐败、关于对藏人的压迫。”
这是丹麦国会议员、丹麦人民党外交发言人、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孙恩‧艾斯普森（Søren Espersen）在丹麦议会发起的一场题为“共产中国司法状况”的人权问题辩论会，丹麦外交部长就艾斯普森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答辩，其余七个党派的外交政策事务发言人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辩论。
艾斯普森在全面指出了“共产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残酷迫害，并清晰地分析了中共的阴险狡诈本质后，这样向丹麦议会提出决议草案：“由于（丹麦）议会一致认为，中国-包括西藏人民属于世界上最受压迫的民众，命令（丹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并指出（丹麦政府）反对中国的这些状况，这是无视普遍公认的、文明的行为的表现。”
为何一位丹麦的议员愿意如此费尽周折地要为中国人民发声，在遥远的小小的国度丹麦为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所有到丹麦议会现场听政的华人都为艾斯普森看似平常的举动所感动，也许艾斯普森所代表的正是丹麦人的良心？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们丹麦华人媒体小组走访了他的家，虽然身为丹麦的政治人物，但艾斯普森非常慈祥，充满仁爱，善良坦诚地与我们分享了他的人生和政治观点。
幸福的童年
艾斯普森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学校校长，母亲是教师。1953年7月20日他降生在这个以学校为家，并已经有了5个孩子的家庭。“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所以我被宠坏了。”六十大寿将至的艾斯普森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快乐和幸福溢于言表：“我们生活在丹麦日德兰半岛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那里度过。那里充满了田园的生活和传统的文化，时间过得很缓慢，我觉得那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
艾斯普森的童年是幸福的，他不仅有着足够的时间慢慢长大，还有一对慈爱的为人师表的父母带他渐渐成熟，更有一个足够小的村庄让他认知这个世界：“有时我觉得很有趣，现在发生的一些事，常常让我想：噢，这非常像是村里的那位女士做的一些事。你会发现很多类似小村庄里发生的事正在发生着，其实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小村庄，只是范围大一点而已。”
教堂、钢琴和歌曲
艾斯普森的父亲除了担任学校校长外，每周日他还有另外一份工作，那就是参加教堂的唱诗班活动，艾斯普森从三岁开始就经常跟着父亲每周去教堂“上班”。同时，艾斯普森的两位叔叔都是牧师，家族中浓重的信仰基督的氛围，将传统的丹麦文化深深的融入进了他的血液中。所以高中毕业后选择神学成了他非常自然的选择。
虽然两年的神学教育让他放弃了做牧师的念头，但弹钢琴、唱歌却成了他终身无法舍弃的爱好：“唱歌在我们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喜欢唱歌。以前的学校都是从唱歌开始一天的教学的，现在慢慢地这个传统又在回归了。人们渐渐地认识到了唱歌是一种途径，也能将人心凝聚，将国家凝聚在一起。”艾斯普森和他的同事现在每天在丹麦议会大厦里用歌声开始一天的工作会议。
25年记者生涯
人生的路没有人能预测，艾斯普森小时候的梦想曾是成为一个销售员，虽然在高中毕业后服军役期间做过10个月的销售工作，但这远非艾斯普森的人生追求。虽然用了更长一点的时间用于神学，但也很快放弃了。当他小时候幻想着成为销售员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长大后会成为一名记者，更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位政治家。
记者： 您为什么放弃了神学而选择了记者？
艾斯普森：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东西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我对社会非常感兴趣，我关心着这个国家怎么样了，人们在忙着什么？我想做记者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我来到日德兰半岛的奥胡斯记者学校学习了四年，成为了专业记者，并开始了我的事业。在到丹麦国会工作之前，我做了25年的记者。这是非常有益的经历，非常鼓舞人心的事业。我本来以为我会一辈子做记者的。
记者：那您为什么又选择了从政呢？
艾斯普森：我的妻子是英格兰人，我们有4年的时间在英国居住，我那时还是记者。在那期间（1989-1992）在丹麦发生了很多我不是很赞成的事情，这些都是通过我的父亲得到的消息，因为当时的通讯不如现在，通过他，我知道了在丹麦正在发生的事。我反对两点：完全失控的移民数量和更进一步的欧盟合作，正是这两点让我决定回到丹麦后走上从政的道路。
记者：您觉得您在从政后为丹麦人民做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艾斯普森：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最好还是让其他人评说。 但我知道我尽力了。我工作很努力，很忠诚于我的政党，我总是在想什么对丹麦、对丹麦的人民最有利。这是我最主要的工作，这并不是说我不参加其它的事务，丹麦以外发生的事同样重要，特别是我喜欢的关于对外政策的事务。但是当我在处理对外政策时，我始终是为丹麦人民考虑的，什么对丹麦才是好的，我必须这样去想。
记者：那么您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呢？
艾斯普森：可以说我的愿望是保持丹麦的独立和自由，这对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我所关心的。我不在乎谁是执政党，红派还是蓝派，我们必须保持独立才是重要的。因此欧盟让我担心，因为很多权力转移到了布鲁塞尔和其他国家。对我而言，我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独立的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我没有比这更大的愿望，我接受进步，接受改变，我们都为此而努力地让丹麦保持福利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这些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丹麦的独立和自由。
记者：您和您的同事曾写过一本书《丹麦的未来：你的国家、你的选择》，想请问到底什么才是丹麦文化？
艾斯普森：丹麦文化是聚集了多种丹麦人的特有的处世方式的一个综合的概念。虽然处于丹麦不同地区，但内心你知道你是丹麦人，就像有时候有些话你不用说，因为你知道接下来的话是什么。就像你唱了一句歌词，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因为你从小就听过或记得这首歌。丹麦文化是所有这些不用语言表达的默契综合在一起，和丹麦的政治没有关系。
为民主发声
艾斯普森为了维护丹麦人民的自由、丹麦人民的利益走上了从政的道路，由于他丹麦人民党外交的政策发言人的身份，他对世界各国所发生的事情也非常关心，并常常以丹麦人民的利益出发，不断地为世界各地的人民发声。
记者：您多次提到二战时犹太人的被迫害，您曾经获得瓦伦堡勋章（Raoul Wallenberg Medaljen），是什么让您如此关注这样的事？
艾斯普森：我从小就受我父亲的影响关心着犹太人和以色列，我的父亲告诉了我很多以色列人建国后的一些事情，我还读过关于以色列独立战争的书和来自丹麦的志愿者的事迹。 多年后我的女儿嫁给了一位以色列人，我也有了两个以色列的第三代孩子。我的妻子来自犹太人家庭。所以对我来说，关心以色列是我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
我认为你应该（对这类事情）感兴趣，（虽然）你知道你能做的非常有限。我的意思是我不会自以为能够改变另一个国家的事务的人，我做不到，那永远得是靠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那是他们的事业， 但是你至少可以支持他们，力所能及地的帮助他们，但你能做的非常有限。
记者：那么您具体做了什么而让您获得瓦伦堡勋章？
艾斯普森：我一直为以色列人说话，你知道（世界上）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憎恨是如此之多，不仅在联合国，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都有，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对我而言，以色列就像是独裁沙漠中的绿洲，我是说，在以色列周围的所有国家都是独裁国家，如可怕的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等等，他们每个国家都不是民主国家，而他们都是受到（联合国）支持的国家，为什么在那个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以色列却得不到支持，我永远也无法明白。
认清中共
作为丹麦人民党外交发言人、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席，艾斯普森在工作中经常会面对来自中共的压力和威胁， 对于中共对内独裁，对外在世界上破坏着正常的贸易秩序，艾斯普森更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认识。
记者：您是怎样看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在历史上和在世界上的影响的？
艾斯普森：共产主义在很多的国家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它使几亿人失去了生命，无论在苏联，在东欧、在中国、在古巴，只要它存在那里，那里就会有灾难。让我痛心的是，共产主义在今天依然在世界上的大国里存在。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共产主义灾难，它却依然存在。我真切地希望，为了中国人民，尽快抛弃共产主义，那样中国将是另外一个世界，中国人民将会有另一种生活。希望中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是认识到了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知道那是错的。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了解中共的？
艾斯普森：比如上次（2012年6月）我们在哥本哈根接待中共主席（胡锦涛）。 他来，很好，他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当然要以礼相待，但是同时他带来的却是媒体噤声，一些电视台不被允许拍摄。
它有它的方式——中共威胁我们——只要我们支持西藏自由、支持法轮功团体，或类似的事，他们就会用贸易壁垒威胁。 不仅在丹麦，还在其他国家，他们为所欲为。在哥本哈根，有相当一部分餐馆和酒店经历过，如果他们开门（提供场地）为台湾人、西藏人举办会议活动，中共大使馆就会告诉这些餐馆和酒店：如果你们这样做，以后再也不会给你们生意。 或者他们会对丹麦政府说：如果你们再欢迎达赖喇嘛，我们就会使你头痛，我们会让你们的集装箱困在上海码头，你们的生活将出现麻烦。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们和中国人做生意，当然我们要做，但是我们也不能屈从。然而，不仅是丹麦政府，还有比利时政府、法国政府都发生了这样（因经济利益而放弃原则）的事，这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谈生意是正常的，但不能屈从，这是我的观点，这也是我在议会的工作，不断地告诉政府，我们不能接受威胁。
记者：中共是怎么做的？那丹麦政府应该怎么做呢？
艾斯普森：我们必须做问心无愧的事， 如果我们邀请法轮功代表、台湾人民或他们的总统、西藏人民，或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应该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在哥本哈根，无数的来自全世界的自由团体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从来没有接到过类似中共（手法）的威胁。中共是阴险的，他们不会公开地做，比如，丹麦的公司在中国，正在申请进口许可，好，中共当局就让他们等，就是不给许可证。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让集装箱滞留在码头，让丹麦的商人无法做生意。当然丹麦的商人要求丹麦政府应该有所行为，因为货物滞留，无法销售：不能拿到许可，出口受阻。于是丹麦政府说，好的，我们会出面。 于是丹麦政府问中国政府：我们能做什么？好，你如果能在这单子上签名，就可以，就像2009年丹麦政府签下关于西藏自由的附加条款。 好了，他们签了，立刻出现‘奇迹’，集装箱放行，许可证签发。 这就是我说的，这种来自中国的压力是无法接受的。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了解到这些事情的呢？
艾斯普森：我们（丹麦人民党）有10年的时间是丹麦政府的协助政党，我常常和外交大臣在一起开会，每三周一次，所有事态发展的信息都会在会上交流，我们如何因达赖喇嘛而受阻，所以我听到了所有的这些事。我肯定这些是存在的，虽然不是公开的，因为他们不会那样公开承认， 但外交大臣对我说，‘你看，我们必须得有所作为，因为……’。 我无法理解这一点， 我认为我们可以和所有的人做生意，但不受威胁是前提。中共政府变得如此高傲，他们自以为是‘上帝’，并为所欲为。 他们知道甚至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能屈服，他们唯一不敢碰的国家是美国，美国没有屈服，他们也许知道自己筹码有限，像丹麦这样的小国家他们能威胁，甚至法国、英国，但他们还不敢动美国，但这一天也会来。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这些小国家也要说不，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
记者：您听说了器官活摘，对吗？ 您是怎么想的？
艾斯普森：是的，是的，这是残暴，我认为你不能…… 当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你简直不能相信你耳朵听到的是真的，以为你听错了，你会说，这是一个谎言，没有人会这么做的，我是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种想法，就是推迟死刑执行，直到有一天你能从中攫取巨额利润，你无法想像人类会有这样的想法（更不用说这已经成为了事实）， 我一开始是不相信的。但我承认，我后来看了很多报告，两位加拿大的医生和研究人员（编者注：一位人权律师和一位前政府官员）对此做了很多工作，对正在进行的事情描述非常令人信服。
我必须说这是疯狂的、可怕的事。
记者：很多人对器官活摘是不相信的，您说两位加拿大人对此事的描述令人信服，请您再具体说说令您相信的具体理由是什么？
艾斯普森：我相信的理由是：事实上是，中国一直能提供所需要的器官，无论什么器官、什么血型、什么DNA， 能立刻提供。 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中国人口众多，非常非常多，但你知道，丹麦的病人，要等2-4年才也许会幸运地找到一位来自阿根廷或美国的器官相匹配的捐赠者。但中国的医院，他们总是能提供。那不可能是真的，除非有一份（庞大的）死亡名单，这些计划死亡者等待着他们的执行期的到来，而有人掌握着他们的血型、DNA等资料，让他们活着，直到有一天用他们的肾或其它器官赚取大笔美元。 这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在如今这个世纪，这样的事会存在，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记者：那您认为您可以为此做些什么呢？
艾斯普森：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唯一能做的是不断地向我们的政府提问，这是我（作为议员）的特权，这是我能在议会里做的，坚持提问，问他们：‘你们是否在与中共当局举行会议时，提出了这些问题？你们是否告诉他们这些事，对方如何回答的？’我在丹麦这样做着，也许其他的议员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这样做着。所有的这些来自全世界议员的压力必定能对中国政府产生冲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的提出会让他们烦恼。 我知道法轮功和其他组织也在尽力用他们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我作为个人可以不断询问：为什么、发生了什么、有多少，如何总是能提供？ 每个人，并非必须是议员，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提出，也可向位于哥本哈根的中国大使馆写信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属实，是否可能是真的。
历史正在重演
记者： 很多人在事实面前选择了逃避或者不信而一了而之，您不但相信，而且要为此发声。您也曾经帮助《九评共产党》一书的在丹麦举行研讨会而向在丹麦议会租借会议室，当时就有中共大使馆官员致电骚扰您的同事，请问您难道不怕中共吗？
艾斯普森：不，我不怕。 我听说很多酒店，只要他们哪里惹恼了中共，中共大使馆就会去打电话骚扰威胁。 我不想和纳粹德国作比较，但我知道，在1930年代，这正是德国大使馆做过的事情。如果开了什么会，做了什么抵制纳粹政府的事，德国大使就会打电话质问丹麦外交大臣：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能接受，必须立即停止。 然后丹麦的大臣会照知让媒体的编辑们：，不要写相关的文章，我们要和德国做好邻居，等等。我能看到中共大使馆正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西方的政府有这样做的，只有中共集权政府才会做这种事。 正常的国家，正常的政府，他们不会那样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没听说过的事情。
记者： 您是否觉得历史在重演复？
艾斯普森：是的，当他们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的感受正是这样的，就如同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一样。 举办一场盛大的、极致的演出，人们为此惊叹不已，都说这是绝妙的，中国人真的很好。1936年柏林奥运会，他们回来都称赞德国是个美妙的国家， 他们是那么友好，什么都如此好，一片和谐的气氛。 我在想，是啊，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背后的现实， 他们看不到正在发生的集中营里的事情，那些劳教所，中共的或纳粹德国的，他们都没有看到那些。他们回来后说，德国是令人惊叹而充满奇幻的。 我看到了历史的相同之处。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知道， 历史会审判那些称赞赞美中共美妙、中共伟大的人，历史会评判他们，就像评判那些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欢呼的人们。 历史会作出审判！
记者： 您认为世界应如何看清中共的未来？
艾斯普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认识到中国现在是被共产独裁所控制的。 现在人们总是说，哇，中国是多么美妙，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我们必须紧跟其后，与其做贸易。 是的，那很好，当然可以做贸易。但是，你不能自欺欺人，你必须得想想，终于有一天国家的权力会回到人民手中，这只是时间问题。中共独裁必倒，我希望会是和平的倒台，就像在俄国和东欧发生的一样，非常和平。
丹麦的核心价值
历史的长河汹涌澎湃，波澜壮阔，一段段历史记载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人间故事。对艾斯普森的采访虽然已经结束，但短短的几个小时让人感觉到艾斯普森也是这段人类历史篇章中的一个闪亮音符，他代表着丹麦人的善良、勇敢、坦荡和正义。
丹麦人民党曾因为严格的移民政策让很多丹麦人和在丹的外国人产生抱怨和不解。 我们也为此特别向艾斯普森请教。
记者：请问丹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艾斯普森：在西方社会，这些价值在英国、在德国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对别人的宽容和忍让。民主也成为了丹麦社会的价值之一。
记者：丹麦的华人如何融入丹麦社会？
艾斯普森：我知道很多外国人来到丹麦觉得这很难，但只要他们努力，丹麦社会就会对你肯定。 我们有很多外国移民被肯定，他或她来到丹麦，努力付出，将新的东西带给丹麦，就像在过去的一些外国人将好东西带给丹麦，我们接受并肯定这些，还将其揉进了丹麦的文化，这是伟大的！ 所以新的移民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我们肯定他们——他们中的一部分。
艾斯普森之妻
艾斯普森和来自英国的妻子住在西兰岛上，每天的工作非常忙碌，艾斯普森回家后最大的爱好依然依然是坐在电脑前，用从事他业余的时间、专业的水准专业记者编辑文字工作。 而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丹麦语的妻子，用标准的英语告诉我们，她经营着一家广告策划公司，工作也十分繁忙。为了更加了解艾斯普森，我们也向艾斯普森的妻子，玉德‧金‧菲（Yvette Kim Fay）作了简短的采访。
记者：请问，您觉得艾斯普森是个怎样的丈夫？
艾斯普森夫人：我们结婚已经有33年了，这个时间就说明问题了。我们在一起一直很幸福，我们相互尊重对方，我们在作决定的时候总是考虑到我们的事业。孙恩从来不试图改变我，我也从来没有试图改变他，因此现在我们依然就像当初认识时一样。
记者：您是否赞同他的政见？
艾斯普森夫人：是的，我赞同他的观点，我也是人民党成员，我是市议员，所以我是赞同他的。
记者： 您是英国人，来到丹麦，觉得有文化差异吗？这些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艾斯普森夫人：噢是的， 两个不同的国家总是有文化的差异，我觉得这很令人兴奋。 我认为你必须去拥抱这些不同，因为我决定了来到这里生活，有一个丹麦的丈夫，我拥抱这些不同，并将我的不同的文化带给我的孩子，让他们拥有两者之精华。 我们很幸运拥有了这些不同的文化。
我喜欢丹麦文化。 我喜欢的是，丹麦非常自由，我们有很多选择，我们不必顺着一条路走下去，我们有权利去选择我们自己的生活道路，我们是幸运的。
英国和丹麦同样很自由，在这方面我们是幸运的。 我认为丹麦在少数族裔方面是先行者，这是一件好事。 我喜欢丹麦的历史，是的，还有很多很多。
采访感言
正如艾斯普森妻子一样，我们来到了丹麦这片土地，就被这里自由的气息所感染，我们惊叹地生活在中丹麦人所创造出来的美好社会中，深深地感受到了深藏在丹麦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价值。
正是丹麦人的真诚和包容，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浸淫其中身心所染的党文化对自己的伤害，我们努力地融入丹麦社会的同时也正是找回中华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中国人民的灾难，随着中共对全世界的经济扩张，它也会成为世界人民的灾难，解体中共是中国人苦难后的惊醒，也是上天赋予勤劳、勇敢、坚强不息的中国人的神圣历史使命。中国有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中国人民都清醒地看清了中共，不再寄希望于中共的时候，中共必将被淘汰出局，中国才能真正的恢复成具有礼仪之邦风范的泱泱大国。
艾斯普森在此之前并不知道由大纪元时报《九评共产党》系列论文所引起的三退活动，即退队、退团、退党活动，当得知目前已有一亿三千多万觉醒的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相关组织，。他表示非常高兴听到中国民主的声音，他看到了比他想像中更加和平地摒弃抛弃中共的希望，并为此而由衷地高兴。
历史的潮流无法阻挡，中国将恢复成山清水秀的文明国度也必将成为现实。！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为正义和良知而发声的、像丹麦国会议员艾斯普森先生这样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必将被历史所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