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一个精美的黑匣子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也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三十四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积忧成疾，积劳成疾。身为医生，却救治不了自己。父亲陪母亲去南京就医，两个月后，父亲一人归来，带回一个绣有白鹤、松柏、梅花鹿的精美黑匣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连我们装衣服，用的都是纸箱子，如此精美的黑匣子令我们几个孩子惊异不已。那是骨灰盒！可怜的母亲，已然蜡炬成灰。
母亲骤然离世，家中仿佛塌了天。撇下四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我，八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而对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所有繁重的劳役，都历练了。巴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老师牙缝间挤出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于我的脑际，也将轰鸣于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有如恶煞；出语尖刻，有如利刃。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绩。而以我的天性，总有机会成为“孩子王”，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
“把他孤立起来！”随着班主任老师一声喝令，我的苦日子便开始回圈。在我的身后，常常跟着起哄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着这类辱骂的，是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就常以翘课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泼妇似地叫骂：“你一个地主崽子，竟敢打贫下中农的后代！”
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说我那娃儿是地主？八、九岁的娃儿是地主？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我都没有剥削过人，他又剥削了哪个？连毛主席都不得说我娃儿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不理。文革期间，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着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六四枪声 惊醒父亲
父亲是中学音乐和美术教师。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练唱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就大着胆子对父亲说：“好什么好？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父亲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足见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父亲迷信“毛主席”，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后期，乃至文革结束后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十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远行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苦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亲真正觉醒，是到了1989年，在“六四”的枪声中。他的儿子，我，因呼唤民主而被共产党投入大牢。连亲人探视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好几次，父亲背负沉重的行囊，辗转万里，从四川老家，来到广州，只巴望能看上儿子一眼，却被公安局无情地拒之于门外。父亲曾投宿于我留在中山大学的单身宿舍里，无望地等着我“出来”。一个来月间，眼看着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筑了碗大的巢，儿子依然杳无音讯。我不能想像，望眼欲穿的父亲，离开红尘滚滚的广州时，是怎样的老泪纵横、步履踉跄！
被关押一年后，沉沉黑狱中，突然收到一封恋人泓写自上海的信。信中有关父亲的几句话， 猛撞了我的心房。泓在信中道：“陈伯伯想到广州做灯，养活你……被我劝阻了……”（做节日灯，是父亲的一种手艺。）天啦！父亲把我拉扯成人，历尽多少艰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读完研究生。我工作两年，还没来得及尽一份孝心，难道如今，还要六十多岁的老父，再来广州卖苦力，养活我这个百无一用的囚徒？我紧攥着信纸，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声。
出狱后，发现父亲变了。再也没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亲完全看穿了共产党的本质。他理解儿子，理解民主，对我的所思所为，不仅没有半点责备，而且毫无犹疑地，予以赞同和支持。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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