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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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08月21日讯】我的妈妈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她是民国时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颇具典型的意义。我的外公是前清时代的青年学子。甲午海战失利,马关条约,国家骤蒙国耻。青年义愤填膺,救国心切。清政府派遣青年赴欧美学习军事,他被派往德国研习炮兵军务。回国后带回一些纪念物品,其中包括伸长型望远镜和台式地球仪各一具。外公海归后不久,被调往安庆(当时的安徽省督府不在合肥在安庆),出任城防司令(标统)。妈妈和她的三个姊妹都出生在安庆。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外公患病退役,才回到湖南长沙。妈妈幼年已经开始进入民国的小学,但是学校还是相当注重传统文学。到北伐战争前夕,她不过十五六岁,可是已经能够背诵大量古典名篇。木兰辞,孔雀东南飞,归去来辞,陋室铭,五柳先生传,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短篇的唐诗绝律不说,长篇的排律和乐府,琵琶行、丽人行,她都能张口就来,一气呵成。我们这一代人,或也都曾背诵若干古文,当时勉强背下,已经结结巴巴,多年之后,断断续续,不成气候;而民国时人,真所谓烂熟于胸,终身难忘。课堂学业如此,课外捧读红楼梦,聊斋志异,竟也是一样。不要说百二十回的回目,琅琅上口,里面警幻仙境中所有的正册、副册和又副册判词,(每位裙钗的身世都是一首诗),警幻仙曲演红楼梦时,各主人公所有曲词,还有他们的谜语诗,海棠诗社的海棠、螃蟹的咏叹小诗,乃至葬花词、芙蓉女儿诔这样的名篇自不待言,甚至多少有点闲话故事诗性质的姽婳将军词这样的长诗,妈妈也能顺口成诵。诗词毕竟押韵,容易上口,而且他们多半深通其中平仄的音韵回环,所以不易出错。令我们晚辈更加惊异的是,她读旧体诗词容易记忆和背诵之外,一些聊斋志异的篇章并非诗词,亦非韵文,凡文采绚丽,意气盎然者竟也能通读数遍,即沛然复诵。十七岁时她已经考上北京女师大。近年阅读一些老人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们如此锦心绣口,并非特殊天才,当时读书的青年男女普遍皆然,或大多如此。如今有人提出“回归民国”的人文状态,依我看,单在文学功底方面的差距就不可以道理计。

文革时期天昏地暗,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审查、内查外调之余,她曾悄悄说起过抗战时期,朝野提倡国防文学,她创作过民间唱词《八杯茶》,刊登在中国诗歌会的《七月》上。唱词表达一位村姑的抗日心愿:“一杯茶敬我的爹,你上前方去打仗呀……”。八段唱词分别献给父亲、哥哥、丈夫等八位亲人。妈妈甚至用民间小调吟哦清唱,委婉咏叹,绕梁三匝。那年月她在重庆以东的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中学当老师。万县有一家地方报纸《川东日报》经常缺稿,编辑就不免来拉她拾遗补阙。于是也就“逼”她写下了多篇散文和通讯。记得有一首抒情诗是《青天白日颂》歌颂抗战的国旗,也是民族的战旗。还有一些文章是感叹“前方苦战,后方腐败”的批评文字,其中一个场景是描写贫民家庭饥寒交迫的苦况:“可怜最小牵衣女,报导隔邻晚饭香”。该主妇竟至投缳而死……。忽然有一天,前方报告说,俘虏了一名日军战俘,川东日报派妈妈前往做特约采访。那日军战俘看见来人是一位青年妇女(当时妈妈刚刚三十岁,看上去或更年轻)减轻了不少恐惧。双方英文都不顺畅,却发现用汉字笔谈,竟无障碍。此人入伍前是日本某大学学生,学习过汉文。写出的汉字文字清通可读,访谈之间,仅有一字“青”多写了三点水。战俘表达了被俘后对亲人的想念等等。嗣后妈妈完成了一篇日军战俘采访记。可惜文革狂乱中,妈妈将一整本川东日报作品剪贴文集交给我,让我托付一位出身红五类的同学代为藏匿。不料该同学拿去后仍然付之一炬。妈妈得知后十分怅然。早知如此,一本灰不溜秋的毛边纸本丢在旮旯里未必一定招人惹眼,或许还能侥幸逃过一劫。如今,万州地方的档案单位里还能找到川东日报的孓遗吗?

另外,妈妈讲的故事还有与党政宣传不同的地方。万县中学里有不少同事。一位老师姓杨,他的家庭就在本县农村。杨家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庄园,良田百亩,庭园华美。妈妈告诉我,杨老师绝不是宣传中说的那种凶神恶煞相的地主,他心广体胖,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学问严谨,深受师生爱戴。但凡来自长江下游地方的家庭,他们一概称之为“下江人”。每逢学校放假,杨老师便邀请我们驱车往访,住宿做客。当年妈妈从上海带去的绸衫旗袍,色彩鲜丽,款式犹新,在川东的乡间更显得风姿绰约。杨老师招待水果花生,众同事好友谈笑风生。那时青少年风行抗战歌咏,妈妈有时还邀我爸爸一同前往。每当兴之所致,弦歌一堂,他俩就是领唱的主角。“龟山蛇山鼓着眼睛,江水汉水发出了吼声!”“亡国的条件,绝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把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歌声响起,远近的农户人家男女老少,闻声而至,挤满窗外门边。因为是抗战歌曲,青少年小朋友人人耳熟能详,常常是上下呼应,交响一片。佃农乡亲皆是杨家老少的远亲近邻,招待茶水点心如熟人常客。何况在国难当头的岁月,哪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重庆常有空袭警报,农村也少有戏曲娱乐,能到杨家庭园听歌唱和,简直就成了乡民们小小的喜庆。有时假期将届,农民们竟向杨老师问询,那位上海太太和她的先生会不会一起再来唱歌?……抗战以后,同事们早已各奔东西,每每想起那位和蔼的杨老师,因为乡间的身份是所谓的地主,属于党政钦定的“地富反坏右”中天字第一号阶级敌人。他的命运如何?逃过了土改的镇压吗?即使逃过土改,躲得过反右乃至文革的厄运吗?

责任编辑: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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