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抗战形势大转变
自“七•七”抗战至民国27年（1938）5月徐州弃守为止，仗仅仅打了十个月，而中国方面已经失去了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的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徐州、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16个重要城市。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而中国最高的军事指挥部则还在武汉。日本当局想要彻底击败中国，武汉便自然成为他们的下一个攻略目标。
武汉会战（中国称为武汉保卫战，日本称为武汉攻略战）是抗日战争中一场大规模战役，超过一百万国军在中国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江北战场划归第五战区由李宗仁指挥，下辖23个军，主力部署北起大别山以北蜿蜒而下止于长江北岸；江南战场由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陈诚指挥，下辖27个军，主力配属于武汉以东长江南岸，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战线长达400余公里。南北两军共117个师，总兵力达110万人，这些部队百分之50是徐州会战突围保存下来的，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大致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更没有使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海军英勇参战。尽显中华儿女抗击异族入侵奋力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英雄本色。
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鏖战长空，与日本空军空中大战7次，击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武汉三镇地处长江中游，长江、汉水交汇处，正是海军将士大显身手的战场。中国海军英勇作战，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只共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基本上全军覆没。
日寇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虽说是日本当局长期以来处心积虑筹备的结果，但也不能不说它是一场心存侥幸的赌博，是一次极其可怕的冒险行动。自丰臣秀吉把中国作为他的侵略目标以来，历经三百余年，明治维新，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从长期学习中国的王道文化，转向学习西方列强功利主义的霸道文化，吸纳达尔文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制定侵华规划，努力发展经济实力，尽心备战，采用扭曲了的武士道精神，激发军队的战斗力。昭和新政继承明治维新的思维衣钵，制定出侵华的战略目标：“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征服支那是日寇野心膨胀的第一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所想到的只是：他们国家有训练有素的几百万军队；他们国家有科技先进的军工技术，他们国家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的武器弹药，他们有……。而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大前提：他们要侵略的国家，人口几乎是自己的七倍之多，国土几乎是自己的四十倍之大，那不是一只老鼠，而是一头大象，婉如一条毒蛇一样的小日本，能把一头大象吞下去吗？谁能相信？结局将会如何？只能由时光老人与历史老人做出最后的判定。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宣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取胜。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的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防守。从此中国的抗日卫国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变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抗战形势的大转变，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杀敌卫国的士气。“我生国亡，我死国存”“男儿欲报国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的精神气概，几乎成为当时热血男儿们的共同心声！
武汉会战期间，适逢抗战周年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了表明国民政府坚定不移，抗战到底的决心，分别发表了数篇文告。蒋公在文告之前均冠以“抗战建国”四字，以示抗战不仅仅是为救国，其最终目的是为建国。他在“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中，以极为沉痛的心情告诉国人：“ 自从日寇侵犯我们卢沟桥以来，我全国奋起抗战，到今天足足有一年了！这一年中间，战区扩大到九个省分，将士牺牲至几十万人，民众死亡不胜计数，我们的农村田园工业建设，以及文化机关全被毁坏，壮丁青年惨遭杀戮，多数同胞流离痛苦，至于老弱妇女受到敌军兽行惨不忍闻的凌辱屠杀，尤为历史上未有的惨毒。”
尽管国难如此，困难重重，蒋委员长还是满怀信心地鼓舞全国军民：“但是从开始抗战到如今，我们的民心士气越打越团结，越战越坚强，前线将士英勇的牺牲，后方民众热烈的奋斗，举国同胞民族意识的发扬，已经使国际上观听完全改变，把中华民族的荣誉地位积极提高，使暴戾骄横的敌寇惊惶无措，进退失据；相信照此奋斗，一定是一天天踏上光明的道路，一步步接近最后的胜利。”
是的，照此奋斗，“一定是一天天踏上光明的道路，一步步接近最后的胜利。”抗战救国、最后胜利、建设民国，遵照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蓝图，开创民主宪政的新生活，这正是中华儿女日夜企盼的美好未来！
“抗战一年的经过，敌我两方有一个很显着的不同之点，这就是敌人是“狼顾豕突，百出其伎”，而我们的方针和决心则“坚定明确，始终如一”。从敌人方面说，军费预算增加了一次又一次，兵员增调了一回又陆续不断的增调二回三回到无数回；在策略上，始而宣称速战速决，继而标榜长期作战，继而又声言猛力结束战事；至于政局的变换，经济的动荡，处处可以看得出敌国的阢陧（wu nie:）不安，也处处显出敌寇的不顾一切而将悍然求逞。至于我们一方面，自始就从最危险最恶劣的局面上作彻底的打算，早已定下了始终一贯的决心，早已作承受一切艰难痛苦的准备。我在去年七月间告诫国民，就说明我们要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要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战端一开，无论何人，都应该负守土抗战的职责，都应该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在双十节广播词中，我要求国民认定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要决心承受几十倍于今日的困苦艰难。这两次讲演中所说的话，每一字一句到今天都依然适用。我们是早已决定用最大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我们抗战意义很简单，我们为保卫民族生存和独立自由而抗战，也为正义公理而抗战。我们抗战的目的很明确，我们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要打击到敌阀放弃侵略，要使敌阀根本改正其侵略中国的传统政策来重现东亚和平，这个目的未达到以前，我们的抗战就一天不停止，虽至寸土个人，亦必奋斗到底。我们的决心，早经确立，海枯石烂，终始不渝。所以敌人尽管是暴戾凶横，日甚一日，我们是始终处之泰然，战局虽有一时一地的进退得失，我们的决心始终不受丝毫的变动，我们以“至不变”来挽回历史未有的奇变，保持人类的公理。我们抗战开始时决定的方针，一定要贯彻到最后胜利取得之一日！”
在这适逢抗战周年之际，面对一年来所开创的抗战新局面与抗战形势的大转变，蒋介石委员长也略感欣慰地说：“这一个意义和使命，由于战局的进行，一天天的普及于国民，我们国民确实比抗战以前更坚忍、更沉着、更勇敢，也更能团结，我们确能够做到闻胜不骄，闻败不馁，我们一般军民也普遍确立了最后胜利的自信。我们国民和前线将士，受尽千辛万苦而不辞，也都能体谅到国家的艰难，忍受任何痛苦和缺乏而不减少其卫国卫民的热诚，这种精神，真堪垂诸万世，作后代的楷模。”
为了切实贯彻“坚定明确，始终如一”的抗战决心，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蒋委员长号召全体国民：“现在抗战已经一年了，今后战局将更持久更辛苦，所以我们必须立刻有严正的自觉。我们前线官兵们不但要牺牲，还要苦心努力，使我们的牺牲换得更大的代价；我们后方同胞工作要特别紧张，生活要极端节约。我们要自问：有钱的已出了钱么？是毫无保留的贡献了我们的所有么？有力的已出了力么？是毫不顾惜的贡献了我们的力量么？我们当前的环境这么的危急，我们应做的事项多到不胜枚举，我们万不能再期待，我们稍一徘徊，就要失去了我们唯一报国的机会。将士们！同胞们！严肃起来！紧张起来！”
“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当前的命运祇有一个，不奋斗，即灭亡，能团结，即有前途，生死利害既是绝对的共同，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以我们事实上的团结，对敌人作有力的答复，于抗战前途，是异常重要的。所以我要求我全国军民，无有例外的做到协同和团结！我们绝对一致！永远一致！”
“我全国的军民，更要彻底的想一想，我们神明华胄受敌寇如此压迫凌辱，我们庄严的河山原野，任敌军恣意践踏，我们奇耻大辱这样深，当前危机这样重，我们若还不能洗雪耻辱，予打击者以打击，那么在个人固生不如死，在国家也存不如亡，世界上断没有如此腼颜苟活的民族能独立生存于世界上的。最近敌人的侵略格外凶狂，在我们国土以内竟有受敌人豢养的汉奸傀儡，用桀犬吠尧的声口，诬蔑本党，诋毁抗战，以为及今不谋和平，则国家即将灭亡，这种亡国奴的论调，凡有血气的同胞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们须知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是对敌人永不屈服的，而且是不怕敌人的残暴凶横的。我们民族有一句古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何等壮烈的气概！这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民，决不会被敌国凶暴所畏慑，而且是敌人愈凶暴，我们要愈能坚忍。我们要自信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中华民族消灭的，何况我们现在民族意识已普遍到全国，三民主义更是深入人心！我们全国从海外侨胞到乡村民众男女老幼，敌忾心的坚强与普遍，不但是百年以前所未有，也是十年以前所未见。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抵抗力量，和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决心。所以我说，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拚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
“我们今天所以自处之道，祇有两点，在个人是死中求生，人人拼必死之心，就一定能得到生路；在民族要团结奋斗，从最恶劣的局面作打算，尽到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以求上可以对祖先，外可以告世界。”
“就战争心理说，我不怕敌，敌必怕我；就一般事理上说，我们不怕艰难，就没有不可以克服的艰难。同时我们更加知道胜利的目标愈接近，我们的奋斗便应该更艰苦；抗战到今天，已一年了！今天以后的战事，要求我们全国军民的牺牲更要十百倍于往日，我们必须格外谨慎，格外勇敢，格外的刻苦耐劳，冒险犯难，越过重重的荆棘，奔赴光明的大道。将士们！同胞们！我们要一心一德，精诚团结，奋发努力！我们要不负全世界爱护正义和平的无数友邦人士的期待！我们要取得光荣的胜利来安慰我们死难的同胞，拯救沦陷区域内的苦痛同胞！我们更要对得起一切英勇牺牲的先烈，完成他们未竟的志业，无愧于我们历史的使命！”（蒋介石文集•书告•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蒋委员长发表“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世界友邦书”借抗战周年之际，再度向世界友邦各国，表明我中华民族坚决抗击异族入侵、一定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夫中国屹立世界，垂五千年，广土众民，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有其不可磨灭之贡献，其酷爱和平，重视公理，固全国一致，举世共晓。然事关民族之生存，领土之完整，主权之独立，且为国际正义与盟约尊严之所维系，容忍侵略自有限度。于是乃决然对此不顾正义，撕灭公约，梦想征服中国以征服世界之日本狂暴军阀，发动神圣之抗战，予侵略者以打击。中正受党国付托之重，人民拥护之诚，与友邦属望之切，诚乃责无旁贷。前此固已屡次申言，誓将暴日武力扫荡于中国领土之外，完成新中国之建设，与各友邦一致努力于人类幸福与世界和平之再造矣。”
“ 公理必占最后之胜利，此为中正所深信，亦为我全国人民之所共信。最近国民参政会之召集，兵役制之实施，以及内地建设事业之猛进，在在证明中国国民团结一致，向民主化及现代化国家之途径前进，而抗战实力亦自然随以增加。此后，我国军民必更奋勇迈进，坚决抗敌，非至日本撤退侵略军队，中国领土主权恢复，决不变更我抗战确定之方针。盖中国全体国民痛感对于世界及国家所负使命之重大，抵抗暴寇，义无反顾。中正敢断言非俟正义确立，盟约复其尊严，中国之抵抗终无终止之期。请观暴日，所加于中国人民种种绝天理非人道之残酷行为，中国人民匪特不畏缩屈服，而抗战意志愈益坚定。即此一端，已足证明中国之抗战力，为无限量且无底止。”
“ 亲爱之各友邦及反侵略人士诸君！和平为不可分，孤立为不能有，日本侵略一日不制止，远东及世界之和平即一日不能维持。世界正义与盟约尊严之维护，人类幸福与文化遗产之保卫，凡我圆颅方趾之伦，实有共同之职责。然此共同职责，应如何共同努力，始克达成，谅为亲爱之各友邦及反侵略人士之所洞悉。中正除统率四亿五千万同胞为达成此职责，继续向抗战前途迈进外，谨乘此周年纪念之期，略陈所怀，以渎清听，幸深察焉。”（蒋介石文集•书告•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世界友邦书•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为促成宁汉合作，自请辞职之后，曾赴东京访问，为了于未萌之际消弥两国国民同罹战火之苦，十月二十三日在东京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向日本国民及明达之士反复申明，中日两国本属同文同种兄弟之邦，又是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事业的策源地，理应消除误会，竭诚相待，为维护东亚及世界和平共同尽责尽力。然而，蒋介石向日本国人掬诚申告之语，随风飘去，战祸未能幸免。十年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还是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的人民造成无法言状的灾难。
中日两国开战一年，日寇速战速决，三月征服支那的痴梦破灭，战火继续蔓延，带给两国人民的势必更是无边无际的苦难。蒋介石良苦用心不减当年，一秉启迪感化日本国民的信念，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于武昌发表了“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日本国民书”企盼日本各界觉悟速醒，共同行动，敦促军阀撤兵罢战，以免两国人民继续遭受战火之苦。书曰：
“日本国民诸君：
今日为我中华民国抵御贵国狂暴军部之侵略，发动全民抗战之第一周年。中正在此东亚历史上最足感念之今日，欲向日本全体国民诸君略致拳拳之微意。中日两国本为兄弟之邦，在种族文化上，皆具有绵远之因缘。溯自隋唐时代，凡我哲学、文学、宗教、美术、工艺诸端，均为贵国所摄取，而蔚成天平以后之文化；此贵国现存之历史遗物及古美术品中，皆斑斑可考。即诸位现时之生活方式，器具名称，亦多犹保存文化母国之面影。近世随科学之发展，在交通上，已由三数月之艰险途程，缩而为旦夕可达。以如是密切之关系，两国间应如何相亲相睦，以图共存共荣！我中华民国自民国十七年统一以来，奉总理三民主义以为建国之准绳，本独立平等之原则，与各友邦共谋世界之福祉；其于贵国，如诸君所知者，更不啻兄弟手足，亲爱有加。盖我中国国民性，以孕育于数千年圣哲之教化，酷爱和平，敦德重让，凡属圆颅方趾之俦，皆有“民吾同胞”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感。更何况贵国与我关系綦切，有如上述者耶？然而贵国军阀，为错误之观念所驱使，以暴报德，未尝或已。而我中国国民，常不惜出以极度之容忍，以期一旦，翻然觉悟，共策东亚之和平，雅不欲陷两国于万劫不复之境。二十年秋，贵国军部乘我长江水灾，正赈济不遑之际，假借所谓中村事件，突占我东北数省，遂酿成“九一八”之变。翌年正月，在上海无端挑衅，又有“一二八”之惨祸发生。嗣后连年侵扰，变本加厉，充其极，必欲使我国亡种灭而后快。诸君试易地而思之，若中国用贵国军部对我国之态度以对贵国，诸君将如何？
可痛念之去年今日，贵国军部基于一贯之侵华计划，发动卢沟桥事变，向我华北大举进攻。俄而复急遣大批海陆空军，于八月十三日进犯上海。我中国全体国民，固酷爱和平，但尤爱其有五千年文化历史之国家，爱其先人之庐墓，与休养生息之田园乡土。睹贵国之侵略无已，容忍实已达最后之限度，于是本据神圣之天职，发动英勇之抗战，毅然予暴戾者以膺惩，全体国民无不怀肝脑涂地，洒尽热血之决心，以求国家民族之独立生存，历史文化之发扬光大。当事变突发以前，中正屡有声明，望贵国朝野明达之士，认识战祸所必引起之危机，从事再思之审慎。无如贵国军部执迷不悟，仍不顾国际公理，国家幸福，以及诸君辛勤经营之一切国力，卒掀起东亚史上未尝有之剧战，此中正所深以为遗憾者也。
抗战已一周年矣！诸君虽怵于军阀淫威，谅亦必有沉重不胜之回想，贵国军部不尝谓诸君不战即可屈服中国乎？不尝谓不过二三月短期间，即可速战速决乎？然今则竞言必须准备长期作战矣。彼辈逐步困难，不得不一再变更其欺骗诸君之方式时，诸君几多之兄弟子侄，已变大陆之鬼？几多之国中少妇，已作未亡之人？几多之幼小儿女，已成无告之孤？诸君所得于战争者究何在？即以我东北四省而论，被彼辈攫取，已历数年，然诸君除负担庞大之战费而外，又何所获？
且自战争发动以来，贵国于人力财力物力上之损失，已数倍于日俄战争之时矣。而尤其严重者，实为精神道德上之损失，诸君知之乎？贵国之出征官兵已成为世界上最野蛮最残酷之破坏力量矣！诸君知之乎？贵国所常夸耀之“大和魂”与“武士道”实已扫地无存矣！毒气毒弹施行无忌，毒膏毒品贩卖公行，一切国际公约，人类正义，均遭贵国之侵华军队毁裂矣！且于每一地区被占之后，焚烧掳掠之余，对我不及远避之无辜人民及负伤兵士，辄施以大规模之屠杀，或缚千百人于广场，以机枪扫射；或聚数十人于一室，以油火焚烧；甚或以杀人多寡为竞赛，相资谑浪；且复四处勾结土匪，串通流氓，散布欺骗宣传，制造傀儡组织。凡足以破坏我社会秩序，毁灭我固有文化者，任何手段，无所选择。至我后方未设防之城市，亦备遭轰炸之惨，因此而死伤之人民，损失之产业，实无法统计。且每次之空袭，如疯如狂，专以平民、及文化、教育、慈善诸设施为目标，肆行盲目之滥炸。即如最近广州一市，中山大学，瓦砾纵横，数千市民，身首异处，虽曾引起世界各国之责难，然狂焰迄未稍杀。诸君当知之，我中国空军亦曾飞向贵国各大城市巡礼矣，而奉赠于诸君者，为亲热之同情，而非无情之炸弹。苟中国仅以贵国最近所加于广州之炸弹数量，推以奉还，以投掷于东京大阪或神户诸城市及诸大学，其结果将如何？中正正告诸君：此种违背公约，灭绝人道之举，我中国空军非不能为，实不忍为耳。
尤有一事，中正实不忍言，但又不能不言者，厥为对我妇女同胞之暴行，自十龄左右之幼女，乃至五六十岁之老妇，一遭毒手，阖族难免。或数人轮流污辱，使受辱者不旋踵而呻吟毙命；或迫母女姑嫂数十妇女裸陈一堂，先施奸淫，继以残杀，割胸剖腹，犹为未足，更施以难形于楮墨之暴行。贵国向来尊重礼教，崇尚武德，故为世界所称道。讵至今日，贵国军人行为上之所表现者，不特礼教扫地，武德荡然，直欲灭绝人伦，违逆天理。如此军队，不仅日本之耻辱，亦留人类之污点。我中国国民，素守礼制，即在乡里平民，亦特重伦常之教，而我妇女同胞，尤以身受蹂躏，乃交相激发，奋然而起，共执干戈，甚至手握镰锄菜刀与斧钻工具，向此无理性之禽兽格杀，代申天讨，若有神助。诸君须知贵国在华伤亡之官兵，其数实在五十万以上，而此五十万人，贵国所谓阵亡将士之“人柱”中，其死于我老幼妇女之手者，实不在少数。
贵国军队中之官兵，自亦不乏具有理性之人，睹兹罪戾，愤不欲生，或彼此相戕，或悬梁自缢，乃至剖腹自杀，而于衣袋中每有“死谏”二字之遗书。据此可知贵国军部在中国侵略战争中，上下官兵，实已陷于自杀之悲境。而诸君在国内犹为军部宣传所蒙蔽，以为渡华作战死亡之子弟，皆是为国牺牲之荣誉的国殇。宁知此等死者，皆为军阀驱使强迫下之冤魂，或负无穷之罪恶，或怀愤而殁世，不但无荣誉可言，且使贵国全体国民同蒙不可洗涤之千秋污名矣。
统上所述，诸君因受蒙蔽，或罕听闻，但国际正义之士，已有文字照片等传播于全世界，并世人类莫不引以为羞耻。然而诸君全体固不能负其责，负此责者，乃彼辈狂妄之军部也。军部丧失人性，不能以理智御下，故在下者，均无纪律，乃至上行下效，共趋于罪恶之深渊，而以制造罪恶相夸竞。任何国家，断无法纪扰乱，军队堕落至此，而犹可以不败者。诸君若不及时急起，声讨军阀，制止侵略，则贵国前途之可悲，实属不堪设想。诸君应及时追问贵国军部，检讨其侵华政策，问其侵华意义，究竟何在？侵华之目的，究竟何在？侵华战争以来所得者，究有几何？而所失者，已有几何？侵华之结果，能灭亡中国乎？能安定东亚乎？能排斥白人于亚洲之外而独霸太平洋乎？诸君试思侵华战争以来，贵国所收获者果为何物？而所牺牲，又为谁人？故我国之抗战，固属自救，亦即所以救诸君。我中国历史上抵御外力侵略，艰苦卓绝，每愈久而愈奋，况今我国民族意识已普及于全国，三民主义已深入于民心，此种力量之坚强，更非昔时之可比，如果贵国军部对我国之侵略一日不止，则我国之抗战任至如何情形，亦必一日不止，固不待言。且仇恨固结，与时日以俱深，吾国春秋大义，有九世复仇之古训，又曰：“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敢言自此以后，两国互相残杀之惨祸，必永无穷期，此种贻害百世，殃及后代子孙之责任，将由此一时代之贵国国民诸君负之。
总之，中国之抗战，不仅为自卫生存，实亦为实现中日两国国民未来永久之福祉。而贵国暴戾之军部，不仅为中国之敌人，实亦日本国民诸君之公敌。中国自抗战至今，祇认日本之军阀为敌，不以日本国民诸君为敌。中国军民对于爱好和平而深受军阀压迫之诸君，始终认为利害共同之良友，而怀挟满腔之热情与期待，深望诸君及早省察两国安危之至计，团结一致，反对强暴军部之一切施为，发挥贵国国民正义之意志与力量，促使变更侵略政策，恢复和平秩序，实现中日相互之亲睦，奠定东亚永久之和平。此则不仅诸君之所以救国，亦即所以自救，且以救一般在华被军阀驱使而走告无门求死不得之战场中之子弟也。祸福存亡，系于诸君国民之全体，幸抉择焉。”（蒋介石文集•书告•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日本国民书•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
通篇书告，言真意切，从日本国民自身伤痛说起，反复剖析，痛陈利害，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蒋介石，作为被侵略国率部奋起抗敌的最高统帅，既爱本国人民，本国人民正在受苦受难中；又爱敌国人民，敌国人民正在无奈无辜中，真真难能可贵。爱人以德，莫过于此。于此尽显蒋公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圣贤者的气度、胸怀以及不同凡响的人生境界！
在武汉会战的辽阔战场上，我军将士，浴血拼杀，与敌激战五个月，为我国战略物资转移，人员疏散，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国军撤离武汉。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于湖南南岳发表了“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向全国军民概述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
“ 敌寇在鲁南会战以前，即已扬言进图武汉；迨犯豫失利，侵皖受阻，乃倾其海陆空军全力，沿江进犯，激战五月。我将士浴血奋斗，视死如归，民众同仇敌忾，踊跃效命，牺牲愈烈，精神益振，使敌军死亡超过前期作战一年以来之总数。敌人计无所施，乃不得不掩饰其失策，以发动华南之侵略，于是粤海告警，羊城遭燹。自兹抗战地区，扩及全国，战局形势，显有变迁。临此成败胜负转移之关键，特为我全国同胞概述抗战经过之事实，与将来之目标，重加阐明而申告之。
第一、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武汉地位，在过去十阅月抗战工作上之重要性，厥为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无虞其缺乏。今者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南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以重大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且自敌人侵粤以后，粤汉交通既被截断，则武汉在一般局势上之重要性显已减轻。至就军事言之，武汉在战争上之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外围之全面；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鲁、辽、热、察、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如此不唯无需于武汉之核心，且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不注意于发展全面之实力。敌人用意，期在包围武汉，歼灭我主力，使我长期作战陷于困顿，以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因此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言，不能为狭小之核心而忘广大之外围；以时间言，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故决心放弃核心，而着重于全面之战争。兹因疏散人口，转移兵力，皆已完毕，作战部署，重新布置，既经完成，乃即自动放弃武汉核心之据点，而确保武汉四周外围之兵力，使我军作战，转入主动有利之地。今后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亦将一无所用；然其消耗时间五阅月，死伤人数数十万，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继今以往，全面抗战，到处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而我军于进战退守，不惟毫无拘束，无所顾虑，且可处置自由，更能立于主动地位；敌人对于占领之地，不惟一无所得，且亦一无所有。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认为战事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第二、愿吾同胞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所谓一贯之方针者，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以上三义者，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的因素，而实决定于抗战发动之初。年余以来，一循此旨，未尝稍渝；自今以后，亦必本此意旨，贯彻始终。盖暴敌自九一八发动侵略，猖狂恣肆，野心日张，我中枢为保卫国家，已察知最后牺牲关头无可避免，故早已于西部奠立今日对敌持久抗战之基础。凡我同胞应知今日之抗战，即为完成建国永久之基础，又应知不经此次长期之抗战，决不能获得建国自由之时期。凡兹由统一而抗战而建国之一贯政策与必经之革命程序，早已确立于先，深信必能贯彻始终，以克底于成。吾同胞试重新检取中正日常之所言与所行，而与十六个月来战事经过相印证，即可了然于抗敌战事之特质，与我方决策之基点。在战事初发之时，中正在庐山讲演即谓“战事既起，唯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又说明“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此即持久抗战与全面战争之说明也。去年双十节更明告我同胞：“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此犹恐我同胞当时未明战事必经长期与必发展至全面之意义，故具体指陈，以供全国之省察也。及后首都沦陷，人心震撼，中正又昭告同胞：“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交战国势均力敌者之战争，大异其趣。我之抗战，惟求我三民主义之实现，与国民革命之完成，故凭借不在武器与军备，而在强毅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忍不拔之民族意识。”更复说明“战争成败之关键，系于主动被动成分之多寡，我之所以待敌者，即为久战不屈，使敌愈深入而愈陷于被动”。此则更就此次战争之特质，充分指明抗战到底，与争取主动之必然结果也。
夫唯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战区面积愈大，我主动之地位愈坚，必使敌人之进退动止，依于我之战略而陷于被动地位，而我之攻守取舍，则绝不受制于敌。今后之军事行动，已不复如在上海、南京，作战时因于地形与其他关系而不得不受苦干被动之牵制，敌人无论如何进攻与封锁，皆不能动摇吾人主动之方略与战术，最后胜利，更可操券以俟。只须吾全国军民，共矢持久不屈之决心，执行全面攻击之战略，不馁不挠，戮力奋斗，则抗战弥久，精力弥充，战区愈广，敌力愈分，纵不问国际变化之如何，而敌人必以久战疲竭而覆败。盖中正前已言之，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上两国交绥争雄图霸之战争，以我之抗战，在敌寇为欲根本吞并我国家与灭亡我民族，在我国则绝不能容许我国家民族之独立生存有丝毫之危害；故我之抗战，在主义上言，实为民族战争，由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言，亦即为革命战争。革命战争者，非时间与空间所能限制，非财政经济交通上外来之阻难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气与炸药等一切武器之怀疑与伤亡牺牲之惨重所得而限制。革命战争无时限，目的达到之日，始为战争之终结；革命战争无前方后方区域之限制，整个国境，随处皆得为我军之战场；革命战争不计较有形兵力之优劣，亦不畏牺牲挫折与伤亡之严重，更不因物质供给之缺乏而影响于作战，即令武器经济全无供给，海上交通全被封锁，而我三民主义之民族革命意识与精神，不断焕发，必可奋斗到底，以迄于成功。何况我军武器早已充备，交通断无阻绝之患耶？盖民族的国民革命之长期战争，未有不得到最后之胜利，此古今中外之历史如美如法如俄如土对侵略与压迫者之长期抗战，终能获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自由之一日，即其明证也。而且于此次战争之过程中，益可证明敌寇侵略之暴力愈肆，吾人之抵抗力亦必愈强；战争中伤亡消耗愈大，而我新生力之发展，以及我创造力与建设力之恢复，亦必愈速。故我全国同胞，当此抗战转入重要关键之时，但须追忆我抗战开始时所定之方略，与我国府移驻重庆时之宣告，则决不因当前局势之变化，而动摇其对于抗战之信心；但须认清持久抗战与全面战争之真谛，则必能以更大努力承接战区扩大后之新局势，而益励其奋斗与决心。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语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之成功，必赖于最艰辛之努力与大无畏之奋斗。又曰：“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必须我人抱定最大之决心，而后整个民族，乃能得彻底之解放。国家存亡，抗战成败之关键，全系于此，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蒋介石文集•书告•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