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2月08日讯】你温暖吗？你幸福吗？图片胜过千言万语。捕捉到这些画面的，是在京的外媒记者。
图片一：一位中年女士，穿着黑色的薄棉衣，站在街头，木然地注视着前方。在她身旁，是摊了一地的家什：被褥、脸盆、包袱、塑料袋、纸箱、小煤气罐。大兴火灾过后，住在出事公寓附近的她也被疏散，她需要一个新家。
图片二：在北京的东北某处，几十名居民在寒风中往前走着。道路左侧，是一座四层住宅楼，右边是已被推倒的楼房废墟。这些人接到了限48小时搬离的通知，因此他们集体行动，要去找地方政府讨说法，要求退还租金。
图片三：在北京的窄巷内，一座公寓楼的居民被令48小时内离开，他们正在忙乱地收拾东西，搬家的汽车堵住了通路。
这样的景象，重复上演，在京城的几十个外来人员聚居地。成千上万的无名氏，在冬日、冬夜里卷起铺盖，默默地上路，却不确定去向何方。他们是必须离开的一群“人口”。太阳照样升起。
北京作家、电影人徐星在微信中说：“‘低端人口’——谁发明了这四个字？我六十多岁了，从没听说过这个。我在德国的时候，这样的说法是犯罪。”
38岁的张桂新（音译）来自河南，在京售卖蔬菜和水果，她的摊子被拆了。她说：“突然，一夜之间，我的生计被毁了，我好像遇到了土匪，可干这事的是声称关心我们的政府。”
打工的外来居民表示，北京把他们当作害虫一样，本来，教育、健保和住房等福利就已与自己无缘了。石勇祥（音译）住在东南郊的半壁店，是从大西北来的清洁工。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也是我们的首都，人民的首都。”
“人民”意味着什么？“人”的分量，68年来，在这个国度，轻得微乎其微、令人难以承受。
中共建政初期搞土改，总共杀了约200万“地主分子”，另有美国学者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多达450万人。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
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上海市委做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批示：“在上海，今年要处决一二千人，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南京春季争取处决一二百人”；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负责人称：“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人，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在工商改造中，中共背信弃义，命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资产，而且还搞批斗、逼他们坦白，导致许多人不堪屈辱而自杀。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意思是又有谁跳楼了。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的共产党会议上公开讲：“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
上世纪60年代，几千万人活活饿死，而人祸竟被改装为“自然灾害”，至今仍是敏感事件。历次运动，血流成河，被逼自杀、被枪杀、被打死、被酷刑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而死的人，数不胜数。
若干年后，当局忽然发送一份“平反书”，告知本人或家属（如果本人已死）：原来，当年把人抓错了、杀错了。现在，政府说：这个党敢于“纠错”，再显“英明”。虐杀迫害后，再来个二次侮辱，伤口上撒一把盐，撕碎心灵。
浙江农民朱碎丰在文革期间，因为“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刘少奇”被判刑10年，实际被关押12年。出狱后，他只能依靠蹬三轮车为生。他告诉前去采访的徐星，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折磨。面对独立媒体人的镜头，朱碎丰低声恳请：“政府根据党的伟大政策”，能不能“给点补贴”。但是，没有补偿。他的青春、健康和名誉，永远地随风而去了！
2017年11月26日，浙江宁波江北发生爆炸案，当日，江北官方微博发布一则事故通报，全篇243字，有220字写的是各路领导如何重视，遭到炮轰。
类似情况，多如牛毛。灾难过后，各级领导的官阶、姓名和讲话、行程，被报导得细致无漏。而有关伤亡人员的情况，仅列出一组简单的数字，即使是那个数字，还往往是缩水了的。至于死者的姓名、家庭、背景，更是忽略不计。
多少中国人的名字，似乎随着他们的离去，同样消逝无踪，或者只能在禁书、禁闻、禁片中尴尬地存在着。
生命，本该如此之轻吗？
2001年9月11日，骇人的恐怖袭击重创美国本土，造成近3千人死亡。16年来，在每一年的“911”纪念仪式上，都要朗读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在悼念网站上，刊登了2,983名遇难者的完整名单，读者还可以通过导览了解这些名字的顺序安排和每个遇难者的故事。
在俄罗斯和欧洲多国，设立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从中可以找到数以千计、万计的受难者的名字和照片。许多政要和民众，自发地前去献花、点亮蜡烛，不忘过去。
每一个名字，都联系着家庭、亲友、社区和国家。每一个名字，都曾经留下欢笑、泪水，曾经编织梦想，努力追寻。每一个名字，好像一颗星星，无论大小，在夜空里闪烁。
真诚、善良和关爱，汇聚温暖。人的尊严，让生命闪光。#
责任编辑：高义
